大国崛起（图文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描绘了一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释放出更多的信号的宏伟蓝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已经跻身同期世界快发展国家之列甚至达到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GDP达到人民币63.6万亿元，成为第二个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超过排名第三的日本一倍多。随着国家的日益发展强盛，我国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胜阶段。国富不等于国强，我国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1840年中国GDP居世界，占世界总额的30%以上，却被一支只有4000人的英军打败。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当时日本的5倍，却在甲午战争中败北。1900年中国GDP仍居世界第三，却被几万人的八国联军攻陷京城烧杀抢掠。当前，尽管我国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离真正的强国还有不小差距。我国经济体量虽已很大，但人均GDP仅排在世界第90名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仍然没有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资源、环境、人口等压力越来越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国综合实力也一直不断上升，但军事国防实力却与我国国际地位、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不相适应。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周边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加剧对我国的战略遏制。
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二的位置，正是面临风险压力的时候。当年的苏联、日本就是典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3000~10000美元的时期，往往是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走不好就会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深陷泥潭。目前我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推车上坡、不进则退的关口阶段，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叠加凸显，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如何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摆在我们面前至关重要的现实课题。从外部环境看，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张力急剧扩大；另一方面，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也急剧增多。中国的快速崛起与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大变局并立而行。国际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在这一关键发展阶段，总结借鉴历史上其他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和衰落的教训，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观诸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史”以来，从个可称之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葡萄牙，到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9个先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它们崛起为大国的道路可谓既具有某些共同规律又各具特色。
近代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共性主要有：
，尽一切可能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实现国家崛起，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国家事务的自主权是必需条件。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其崛起之前都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自主，否则其国家的崛起将很容易为外敌所打断。同时，一个大国的发展，如果没有主权统一，也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基础，其国家的崛起将被内乱分裂所打断。只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个国家才能集中力量去实现科技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才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历史上德国的统一使得德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美国也是破除了国家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才开始真正走上大国崛起的道路。
第二，发达的科技和经济。雄厚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是大国实现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进入近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转变为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的国力竞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崛起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科技作为对外竞争、走向大国行列的支柱。自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往往是跳跃式加速的，若干新的发明一旦应用到生产之中就会产生新的力量，直接推动国力的提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凭借海洋探险和殖民地扩张取得了世界性海洋帝国的地位。英国的崛起既立足于海洋霸权，更是以其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基础为支撑的。作为两次科技革命“领头羊”的美国，正是抓住机遇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德、日战后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背后依托的也是其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实力。德、日战后把战前先进的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保护民族工业，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其军事工业能力也得到了。
第三，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有拥有强大的武力，才能保证国家稳定发展不被打断，才有资格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制定中去。从既往大国兴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大国崛起关键的一环：大国崛起中可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地缘等某种或几种因素较弱甚至缺少，但不能缺少强大的军力。历史上有经济文化落后而靠军事发达而崛起的大国，但从未有经济文化发达而军事力量弱小而崛起的大国；有因好战而亡国或者衰落者，但从来没有惧怕战争而能强大者。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力量已居世界，但它的军事与外交影响力却乏善可陈，所以当时并不算是世界大国。
第四，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国家发展与崛起需要多方面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无疑是突破“瓶颈”的关键。国家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相配套。因为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突破的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可促使一国直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促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产生根本性转变，使制度因素与经济、科技等要素处于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中。日本的“明治维新”便使日本“脱亚入欧”，与欧洲列强为伍，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废除农奴制后，为工业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兵员，后成了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创造了一种以结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集合性世界霸权。
第五，强大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根本标尺，也是实现主权国家利益的基础所在，实际反映的是其追求和实现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综合国力的内涵和要素存在着很大差异。国家崛起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强国地位，强国不仅要有的物质力量，还要具有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就历史经验而言，硬实力是国家崛起的基础，以硬实力为基础的软实力则是获得崛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支撑，也常常成为制约崛起的瓶颈。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准确的国家定位和正确的国家战略规划是必要的。正确地辨析当时的世界大环境，并据此作出合理的对外战略决断，处理好对外关系也是实现崛起的关键环节。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中，就是审时度势，作出了正确的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决策，没有直接挑战英国霸权，而是成为英国的盟友，在英国的逐步衰落中渐渐取而代之。
总结近代大国兴衰、轮替的主要原因，无外是过分依赖某一单一要素，特别是过分依赖武力甚至走向侵略战争、穷兵黩武以及超支国力殖民扩张、追求霸权。通过国家军事实力过度膨胀“速成”崛起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恶性崛起，通过这种方式崛起的大国，主要有德国、日本等。在历史上，这些国家为了达到快速崛起、后来居上的目的，在崛起之初往往并不注重政治、经济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军事上，依靠军事手段走战争侵略的道路，以战争的方式开拓市场、聚敛财富。这些国家虽然在历史上也曾一时崛起，但在昙花一现之后，却总是伴随着国破家亡、遭受失败的命运，“不得善终”。不仅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力争霸崛起，已被历史证明结局并不美好，而且那些奉行扩张政策、极力追求霸权的国家，也往往因为超支国力而为他们的衰败埋下祸根。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无论拥有多么巨大的领土面积和超级经济实力，无论其军事实力多么的强大，只要它一直对外侵略扩张，搞霸权主义，谋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到头来只能是遭到失败的下场。
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当然首先要遵循大国崛起的一般性规律，但中国也有自身的特殊条件和具体情况，中国必须把大国崛起的一般性规律与自身特性结合起来作出合适的战略选择：
，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国内政治的长期稳定，和平环境与政局稳定是集中精力搞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既可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又可建立起发达的政府调控体系，具有明显的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发展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国崛起提供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活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实现中国崛起提供了基本理论和行动指南。
第二，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新道路，必须摒弃近代以来后起大国依靠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传统崛起道路。这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起大国和平崛起之路。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具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取向，中国是当今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崛起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利益，同时为构建和谐世界尽我们的力量。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中国同个别周边国家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矛盾和分歧有可能进一步。因此，中国只有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才能实现和平崛起。
第三，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要务。一个国家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其核心是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崛起也不例外。崛起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统一，保持领土完整，在经济上具有坚实基础，在政治上拥有独立的合法性主权，在文化上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有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推行正确的内外政策，能够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需要与同期的其他大国进行博弈，要在制度层面塑造世界。过去我们对崛起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二是片面追求有限的经济指标。现在看来，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根本的是实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技术、教育和人口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此，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提升综合国力的积累，更要注重发展质量，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结构水平。只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人均GDP、科学文化教育、国防和军事实力、人口素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逐渐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且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秩序制定权，中国才能谈得上是个世界强国。
第四，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大多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早抓住了海洋探险和海洋贸易，建立了海洋殖民帝国。英国抓住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次产业革命机遇，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并领导了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从而奠定了其冷战后一超独霸的地位。因此，我国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发展的“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转型期，必须注重坚持创新发展，依托正在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在世界财富、经济中心从欧洲、北美转移至亚太地区的21世纪，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等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她既创造了连绵不断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又经历了无数磨难与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发展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各领域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新的辉煌。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中国的崛起，前后相续，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昂扬进军，我们该从世界大国崛起的文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世界期待着下一个中国故事，历史期待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

   本书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追踪和研究世界性大国兴起轨迹，总结大国崛起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中国发展寻找镜鉴，为民族复兴发掘动力。

朱东来，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有军事教育学和军队政治工作学。曾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训练部科研科科长、训练部副部长，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副部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学科研办公室主任等职。主持或参与完成军队（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9项，获得军队（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16项，主编参编著作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荣获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和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三类岗位津贴，荣立三等功2次。主编参编的主要著作有：《素质教育通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军队党支部建设新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信息化文化研究》《托起中国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培训教材》《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深化改革若干问题案例与启示》等。

   本书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追踪和研究世界性大国兴起轨迹，总结大国崛起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中国发展寻找镜鉴，为民族复兴发掘动力。

朱东来，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有军事教育学和军队政治工作学。曾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训练部科研科科长、训练部副部长，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副部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学科研办公室主任等职。主持或参与完成军队（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9项，获得军队（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16项，主编参编著作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荣获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和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三类岗位津贴，荣立三等功2次。主编参编的主要著作有：《素质教育通论》《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军队党支部建设新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信息化文化研究》《托起中国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培训教材》《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研究》《深化改革若干问题案例与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