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娃寻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辑研读留痕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
　　本文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的脉络加以梳理，以求对30多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有一个总体的观照。
　　有关新时期俄苏文学史、文论、作家和作品研究的具体内容，本文将以例证为主，不一一展开。
　　节走向复苏与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开始全面复兴。在这一大背景下，俄苏文学研究也逐步从停滞走向复苏，并继续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1980年代，我国学者在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超过前70多年全部成果的总和，同时在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等方面也取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成绩。
　　俄苏作家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在逐步活跃的学术空气下，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对一些重要的俄苏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1980)、马雅可夫斯基学术讨论会(1980)、高尔基学术讨论会(1981)、屠格涅夫学术讨论会(1983)、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198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1986)等全国性的俄苏作家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托尔斯泰研究为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与译文数量达四百余篇(其中论文363篇)，出版的论著与译著有20多部(其中论著4种)。论著与译著中，较重要的有：上海和杭州的托氏学术讨论会论集《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和《托尔斯泰论集》、《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倪蕊琴主编)、《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倪蕊琴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陈燊编选)、《艺术家托尔斯泰》(赫拉普钦科著)、《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剧作研究》(洛姆诺夫著)等。
　　这时期中国对俄苏作家的研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首先是思想逐步解放，正常的学术争鸣开始出现，如80年代学界曾就如何评价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托尔斯泰主义”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次是研究者的视野逐步开阔，以“托学”为例，国际学界所涉及的不少领域也为中国学者或深或浅地触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学者更注重对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分析。钱谷融的《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就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作者认为，“假如我们把问题仅仅限制在艺术表现的范围以内”，那么，托尔斯泰作品“描绘的具体性”就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的基础”。而后，作者从五个方面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一类文章的大量出现，对于扭转以往托尔斯泰研究中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倾向是大有裨益的。此外，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托尔斯泰及其创作。倪蕊琴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1989)无疑在这方面代表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观念更新和方法突破，给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新意。如书中关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结构及心理描写特色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传统在当代苏联文学中的发展，关于托尔斯泰与司各特、罗曼·罗兰和霍桑等欧美作家及其作品的比较，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的考察，关于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沟联的研究等，均显示出角度的新颖和阐发的独到，为80年代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开出了一片新的空间。比较研究方面较有特色的还有香港学者吴茂生的《在现代中国小说中俄国文学人物》(1988)一书，此书如戈宝权先生所言：“是本有系统地通过小说作品中的内容和人物，来探讨俄国小说人物对中国小说人物的影响的新著。”薛君智的《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一书对“复活的苏联作家群”的研究也值得一提。该书以详实的材料和新的视角，对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皮里涅雅克和普拉东诺夫等五位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诚如作者所言，这种探讨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在探讨‘作家群’的开始阶段，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完全是‘冷门’。它曾经受到过歧视，甚至遭到非难，我自己也曾产生过‘是否会被戴上异教徒帽子’的想法。不过，我没有气馁，没有放弃我的‘冷门’课题。”作者不仅对这些作家的曲折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作了全面介绍，而且十分注意揭示这些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及其他们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作者的分析是客观的，该书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开拓意义。
　　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文学思潮研究也颇有收获，不少中国学者对苏联文学思潮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并出现了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1985)和李辉凡的《苏联文学思潮综览》(1986)两部研究著作。这两本著作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如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作者力图从宏观的角度“较为系统地阐明苏联文学思潮的发展线索”的自觉意识，使这本论著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全书脉络清晰，统观各篇，思潮的总体轮廓被准确地勾勒了出来。论著打破了封闭式的评论模式，始终注意揭示思潮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内在联系，因此它比囿于某一角度的评述更能使读者获得有益的启迪。
　　这十年，在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在资料的编撰方面，都有不少论文、论著和译著问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叶水夫等的《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吴元迈等的《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的《苏联文学论集》、吴元迈等的《论苏联当代作家》、戈宝权等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陈燊等的《屠格涅夫研究》、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钱中文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王智量的《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朱逸森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和陈世雄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等；比较重要的译著还有：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梅特钦科的《继往开来》、《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80年代初期出版的一套“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其中有《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必要的解释》和《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等)、《苏联文学纪事》、《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拉普”资料汇编》、《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和《苏联文学词典》等，重要的论著和译著不下百本。80年代出现的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专刊《苏联文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当代苏联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编)、《俄苏文学》(武汉大学等十所高校合编)、《俄苏文学》(山东大学编)等，也有力地推进了8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新时期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关于俄苏文学的大量评说。这些评说尽管没有论文的形式，但往往视角独到。如在分析高尔基的作品在80年代的中国不景气的现象时，张炜表示：“高尔基的作品宣传得够多了，前些年别人的作品不让读，但高尔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尚可以找来读。奇怪的是现在人们倒不怎么谈论他。这是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其实我们反而因此误解了文学本身。文学不会进步，文学也没有对错之分，它只有优劣之别。我仍然十分喜欢高尔基的作品。作为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他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
　　80年代末王蒙与王干在对话时谈到苏联文学，两人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它的不足。王蒙认为：“苏联文学有自己很杰出的成就，特别是俄罗斯文学有非常杰出的成绩，但多年来苏联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在作家协会的章程里，变成一种法令性法规性的东西，所造成的损害至今还有。不能够说苏联的作品都写得很好，苏联作家里我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艾特玛托夫太重视和忠于他的主题了，他的主题那么鲜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他要表达的苏维埃人的高尚情操、苏维埃式的人道主义、苏维埃式的对爱情、友谊、理想、道德的歌颂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他，使他没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些见解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即新时期中国作家对俄苏文学的熟悉和关注，以及他们敏锐的视角和见解的独到。
　　第二节研究的拓展深化
　　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历经一个世纪风雨的中俄(苏)文学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表层的现象是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量的锐减。80年代原有的4家俄苏文学专刊，在进入90年代后仅剩下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依托的一家(先是改名为《苏联文学联刊》，后又更名为《俄罗斯文艺》)。
　　面对巨大的冲击，中国文坛和学界的反应是冷静的。王蒙此时发表的关于苏联文学的见解颇具代表性。王蒙认为，与中国同期的革命文学相比，苏联文学有它的优点，如承认人性人情，承认爱情的美丽，文学界有一定的自由度等。但是，苏联文学的自满自足的教化性和道德伦理的两极化处理，束缚了它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王蒙分析了片面强调光明性造成的后果及其原因，并这样写道：“苏联瓦解了，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产生这种梦的根据与对这种梦的需求并没有随之简单地消失”。“苏联文学的历史并非空白，苏联作家的血泪与奋斗并非白费。总有一天，人类的一部分做苏联文学而进行的这一番精神活动的演习操练会洗去矫强与排他的愚蠢，留下它应该留下的遗产，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蜕变出、演化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这个思考是清醒的，也是深刻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同样显示出务实的姿态。1994年春天在无锡召开的“全国苏联文学研讨会”会上，许多学者以客观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反思苏联文学，在争鸣中探讨学术问题。对于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与苏联文学创作关系，如何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的走向，与会者有不同看法。有专家介绍了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有学者做了“关于后社会主义俄国文学的文化思考”的发言。这一时期，中国俄罗斯文学界先后召开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十年，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每年都有一些扎实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由老中青三代学者撰写的成果表明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在一系列重要的领域中有了新的进展和开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俄罗斯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文化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有意义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学以文化为根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以往俄苏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很少，90年代这方面的成果陆续出现，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1995)、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1997)这两本著作显然在这点上具有拓荒的意义。任著选择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阐述了宗教对俄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及其消长的过程，论及了古罗斯的多神教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基督教的传入和俄国笔录文学的产生、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和仿宗教文学、古代俄国的世俗文学、俄国文学中的宗教自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果戈理的宗教意识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与宗教等重要问题。何著的特色在于视野的开阔、架构的严整和论述的深入。作者的目光关注着陀氏但又不囿于陀氏，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大地孕育了陀氏的生命、个性、思想及整个创作，对陀氏的探寻，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寻访。全书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完成这种寻访的：陀氏的文化心理构成、陀氏与宗教、陀氏与城市、陀氏笔下的家庭等范式中的文化隐喻内涵、陀氏与“西方”、陀氏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与陀氏、陀氏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这部分，作者从三个角度切入：宗教特质(人道宗教、民族宗教)、宗教皈依(道德需要、情感需要)、宗教影响(地狱与天堂、炼狱、耶稣原型的变体)深入剖析了陀氏宗教意识的性质、形成原因，以及对创作的影响，揭示了陀氏宗教意识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
　　二是对作家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俄苏经典作家的研究上。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1991)、李辉凡的《文学·人学——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1993)、汪介之的《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1993)、张铁夫等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1997)、高莽的《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1999)、吕绍宗的《我是用作试验的狗——左琴科研究》(1999)等。汪介之的著作沿着高尔基一生创作发展的轨迹，考察了各个时期作家的思维热点和创作内驱力，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作家创作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汪著首先指出以往对高尔基创作道路的分期方法的不科学，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期阶段：从1892年创作起步到1907年《母亲》发表是阶段，人道主义是其创作核心，社会批判是其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作品基调高昂；1908年至1924年是第二阶段，高尔基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十月革命后又进而思考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其作品的基调清醒，风格沉郁，是高尔基创作辉煌的阶段；1924年至1936年是第三阶段，回眸历史、探测未来是其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作品的艺术视野开阔，历史感强烈。依据这样的分期，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诸如《母亲》不是代表高尔基的成就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的基本主题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而不是“新人”的成长，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应该有科学的评价等。
　　1990年代仍有不少研究高尔基的文章发表。1996年是高尔基逝世60周年，北京和上海等地还召开了高尔基学术讨论会。在这些文章或会议发言中对这一问题也多有涉及。
　　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1991)和《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1999)对这位作家作了较有特色的研究，如《论屠格涅夫》一书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的艺术风格作了探讨，书中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样式、叙事角度和结构安排，关于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诗意的“瞬间性”、叙事时间的“断裂”和“抒情哀歌体的结构”，关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及其美学原则等方面的研讨，都颇有新意。
　　三是对俄国“白银时代”(1890—1917)的文学，特别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更具力度。
　　与文学相关的这时期俄国思想界状况也引起了90年代中国学界的兴趣。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相继推出的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颇受关注。
　　这一领域中有多部著作问世，如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1993)、李辉凡的《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1993)、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1996)等。此外，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1996)、刘亚丁的《苏联文学沉思录》(1996)和刘文飞的《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1997)等著作中也均有专门的章节谈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现象。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一书显得颇有理论气息。俄国象征派文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中重要的现象，过去它被视作颓废文学而遭排斥，新时期的中国对此虽重作评价，但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却仅此一部。该书首先对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内在发展轨迹、一般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基本的哲学思想渊源等内容作了评述，而后就将重心转向揭示俄国象征派文学的艺术个性。书中论述了俄国象征派文学的“理论形态”、“艺术形态”、“存在状态”、“文化价值”。在前两部分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俄国象征派文学创新的根本动因，象征派文学家对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机制与功能的认识与思考，以及在艺术上的建树。作者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和完整的理论形态把握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可以说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是一部论文集，它的特色不在于理论构架的完整，而在于敏锐的观察和灵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