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相报告

　　本书通过再现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历经几十年、离奇而又凄惨的爱情故事，分析人性的缺陷，折射出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病况。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在延安革命时期相遇相知并产生了爱情，但当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两人终没能生活在一起。多年后，胡方和江岚意外相逢，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逝。当两位老人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终于挣脱束缚，准备喜结连理之时，死神却带走了胡方。

　　贾平凹，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

　　奇才，当代中国富有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被誉为文学“鬼才”。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

　　本书通过再现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历经几十年、离奇而又凄惨的爱情故事，分析人性的缺陷，折射出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病况。主人公胡方和江岚在延安革命时期相遇相知并产生了爱情，但当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两人终没能生活在一起。多年后，胡方和江岚意外相逢，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逝。当两位老人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终于挣脱束缚，准备喜结连理之时，死神却带走了胡方。

　　贾平凹，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
　　奇才，当代中国富有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被誉为文学“鬼才”。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

　　1.訾林
　　我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重要的经历是胡方从运灰车上溜了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很黑，风尘混乱，我赶过去差不多是子时吧，他已经穿上衣服，但一只袖子并没有伸进胳膊，第三枚扣子扣在了第五个扣门里，西服就在胸前壅了一疙瘩。裤子也没有完全穿好，半个屁股还露着。江岚，她一定是吓坏了，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只脚被胡方的身子压着，一条腿斜着蜷在身后，怀里抱着胡方的头，而眼镜就挂在床沿的被角上。那只唤做狐的狗龇牙咧嘴地叫，和屋外的沙尘暴的肆虐声搅在一起，异常的凄凉恐怖。很显然，胡方是从床上跌下来的，他突然地头疼欲裂，在床上打滚，要江岚用带子勒他的脑袋。江岚慌乱着找带子，没有带子，曾经用她的丝袜来勒，但丝袜太短，无法勒紧。她拿手使劲地掐他的太阳穴，像箍一只要破的罐子，便看见了衣架上的风衣系带，因为太急，抽系带时将衣架也撞倒了，而胡方在那时从床上赤身跌了下来，同时口里喷出了一股污秽。一部分的污秽是喷在了江岚的身上的，这从她的头上额上可以看出，一撮乱发糊成毡片。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要出大事了，才给我拨的电话，然后就穿好衣服也给胡方穿了衣服。那是一位很高贵的女人，她不愿意我作为晚辈的来了感到尴尬。但她没来得及收拾沐浴过的盆水和还燃着的藏香，两个高脚玻璃杯中的残葡萄酒还闪烁着嫣然如血的颜色。她要把胡方扶上床去已无能为力，企图能抱到床边的沙发上让他躺好，胡方的块头却太大了，她抱着他的上身往沙发上去时自己也摔倒了。我在门口，惊骇得茫然无措，我听到她在说：“胡方，你要挺住，你一定得挺住！”胡方已说不出话，嘴巴明显地向左边抽，白沫就涌出来，像肥皂泡一样堆在了口角。
　　沙尘暴的吼声还在继续，风从开着的门里进来，忽地将一张纸贴在了墙上，狗跳起来要抓纸，没有抓着，落下来撞翻了沐浴的瓷盆，水在地上乱钻。
　　“狐，狐……”江岚扔过去一个东西，训斥了一声，便绝望地看着我。
　　我把可怜的老人背出了楼道。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沉重，简直是一袋沙子，而且往下坠。我只有弯下腰，一次一次使劲地将他往背上拥送，就在再次拥送的时候，发现了楼道外的一辆空车。这是白天里修建楼前下水道运灰的那种推车，小小的，箱内用铁皮钉着，没有后挡板。我把胡方放了上去，他的高大身躯似乎难以装盛，只好委屈他蚂虾一样蜷着，我说，阿姨你跟着我吧，推了车就走。江岚哎了一声却歪在了地上。我回过头去，她已经爬起来，又在低声呵斥着狗：“狐，狐，你不要来，你给我回去！”狗是跟着我们一块出来的，它叼着的是胡方的一只鞋，竟撵上车就跳了上去。
　　小巷里的灯光昏暗，路面又极不平，小推车就撞磕着跳舞，并且发出嘎嘎的响声。速度太慢，我又掉过了车头，拉着往前跑就容易多了，一时便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两边的巷墙上跳跃，忽大忽小，恍惚如鬼。跑过了一间小杂货店，店还没有打烊，伏在柜台上打盹的老板娘猛地醒来，说了一句“哎哟！”运灰车已经闪过巷口的漫坡。坡道边的电杆上，有人在偷贴治疗性病的广告，听见响动，立即消散。懒得理这些游医！我大声地唾出一口痰，抓紧了车把猛一拐弯往前跑，跑得飞快，像狼撵一般。差不多跑到十字路口，听见了江岚在后边嘶着声地叫我，扭转身来，天哪，车子上竟没有了胡方，胡方是躺在一百米外的地方。胡方是从运灰车上溜滑下去的，溜滑下去我却全然不知！再折回去，重新抱了他到车上，人已昏迷，虽然让江岚也坐上车搂着了他，他那颗脖子撑不住的脑袋像西瓜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并且大小便失禁，稀粪从裤管里流了出来。
　　可以说，我是没有拖延时间的，一到医院也及时作了头颅CT扫描。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他脑颅出了问题：叠体池和右侧室受压变形，中线结构左移30.9厘米，右颞叶区呈大片状高密影，出血量约170毫克。医生开始训我，如训孙子，说病人本不该出这么多血，应该平躺着送来，这样窝蜷在小推车上，只能是加速他死亡。我惊愕了，没敢说出胡方还曾经从运灰车上溜下来过的事。我为我的无知而脸色通红，像被无数的巴掌扇着。胡方很快被送到了手术室，我和江岚就站在手术室大楼道的过道，浑身像虚脱一样没了力气，后来就瘫坐在地上。过道很黑，尽头的一面玻璃窗子泛着白光，楼外的风透过砖呜呜地像吹哨子，在三层或者四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有窗子的玻璃突然在风里吹落，发出一阵尖锐的碎响。护士从手术室出出进进，每有出入，我就盯着他们，张嘴要询问，但他们根本不理会，甚至连瞅一下我的意思都没有。胡方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嗡嗡作响。訾林，你该挨训，你怎么就考虑不到这就是脑出血，让胡方平躺了而去接医生来呢，什么都不懂，你这个白痴！胡方的昏迷完全是你让他滑溜下车造成的，王八蛋，你是谋杀者，刽子手！我拿脑袋使劲地撞击墙壁，“咚，咚，咚咚”。江岚扑过来抱住我，我听见她在说：“訾林，你不要这样，这都怪我害了他。”她说过了，发白的嘴唇哆嗦着，又说了一遍：“都怪我害了他。”
　　“不，不……这怎么能怪了你呢？”
　　“是怪我，我不该来的。你知道他有过高血压史吗？”
　　我摇摇头。
　　“他睡前是吃过药片的……”
　　“他真吃过药片？！”
　　“我问过是什么药，他没有说，塞进嘴就咽下去了。”
　　“发病是几点？”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是容易犯病的时间吗？”
　　我那时语言凌乱不堪。我说，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十一点二十五分与犯病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我突然地嚎啕大哭，响动以至于使那只狗惊倒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它就是那一刻里四蹄支不起了身子，三天里脑袋扑沓着，不吃不喝也不再叫，直到死去。
　　后  记
　　贾平凹
　　一、一个老头
　　十八年前我在陕南山区采风时伤风感冒，去一个卫生站注射柴胡，患上了乙肝——事后晓得注射柴胡的那个针头扎进过十多个人的屁股，每扎过一次只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从此，在中国的文坛上我成了著名的病人。乙肝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使我住过了西安市内差不多的大的医院，身体常年是蔫蔫的，更大的压迫是社会的偏见，住院期间你被铁栅栏圈着与外界隔离，铁栅栏每日还让护士用消毒水洒过，出院了你仍被别人警惕着身体的接触，不吃你的东西，远远地站住和你打招呼（乙肝病人是人群中的另类，他们惺惺惜惺惺，所以当社会上形成了以友为名的关系网，如战友网，学友网，乡友网，也有了病友网。而病友网总是曾经的乙肝患者）。我曾经写过《人病》一文，疑惑着到底是我病了还是人们都在病了？以此也想着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病呢，嗜好是不是一种病，偏激是不是一种病，还有吝啬、嫉妒、贪婪、爱情……
　　爱情更是一种病。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我出院后在某一个疗养地认识了一位老头。老头当时已七十岁了，是个知识分子，满肚子的才学，我向他请教有关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他显得十分正大，不能不让我高山仰止。但是，他除了要写作一部革命回忆录外（据说那部革命回忆录始终未能完成），每日要做两种功课，一是锻炼身体，把胳膊攀在树枝上，双腿蜷起，像吊死鬼虫一样荡来荡去；二是给远方的情人写信。一个年龄老朽的人如此狂热爱情，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不避讳，而且故意逗他，老头那一刻纯真如儿童，脸颊红红的，眼睛放光，说一些很幼稚可笑的话。老头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令我非常吃惊，我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他的欲望，我几乎每晚都去他的房间，我们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叮在腿上的蚊子一边谈黑格尔和《恶之花》，谈着谈着就谈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他的青年和中年是参加过革命与革命革过他的命的经历，他的爱情就贯穿其中。我原以为可以将他为模特写一个美丽而有些滑稽的故事的，但愈是了解了他我却不敢触及了，甚至在相处的日子再不戏谑他写情书的行为。老头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这令我们感到些许遗憾，或许是他的性格所致（知识分子是我们民族历来的精英阶层，但他们绝不是个个都是精英，依我所见，他们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乏于独立），但是，老头却是活得真实的人，尤其到了晚年。老头用他一生的苦难完成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对于写书人和读书人或许是一桩幸事，对于老头自己却未免残酷。这如同一头牛耕犁驮运了一生死在了田头和磨道，农人剥下了皮蒙了大鼓而欢庆丰收的喜悦。我想，起码等老头下世后再写吧，老头却一年一年活下来，他健康地活着，我越发觉得我做作家的无耻，这和那些一旦有了某画家的作品就等待着某画家立即死去而准备着高价售画的收藏者有什么不同！
　　老头的故事就这样一放十数年地搁置了下来。
　　现在，我与老头完全失去联系，听说他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算起来年龄已近九十，可能是不在了人世，而在提笔要写他的故事时，更重要的是我也近五十，体证到了自己活着何尝不也是完成一种痛苦呢？生的目的是为了死，而生的过程中老头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爱，而我们又有什么呢？当我终于动手写这个故事了，我把故事的梗概讲给一些朋友听，他们是劝我不要去写的：目下的时代哪里还有爱呢？老头的故事只能显出艺术上的不真实。我有些心不甘，特意去了迪厅，抓回来了我认识的诸位时兴的小女人（我的出现使欢蹦如虫子的舞者都驻足侧目，他们很少见过有如此老的人进入这种场合），并特意接触了一些单身贵族，他们可以随时将女人带回家来，事毕了，抽二张三张纸币塞在女人的口袋让其走人。这些人听我讲述老人的故事，眼圈却红了，哀叹起这个时代再不赋予他们的爱了。他们在哀叹，我想，是真实的。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纯真的爱情在冰与火的煎熬下实现着崇高，它似乎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
　　二、复杂的故事
　　不管有多少人请著名的书法家写“宁静淡泊”悬挂于墙上，压在桌面玻璃下，但肯定是再也出现不了一个陶渊明了。现今的文坛，许多作品标榜着现实主义，实际上写满了现实的回避。那个老头，即便已经去世，他起码活到了九十余岁，他经的事情太多，活出了境界，他应该是一位神仙，我却无力将他写得精粹。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李商隐的爱情诗，他的原意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和诠释的那样？真正的爱情诗它绝不是空泛的，肯定有秘密的心结，是写给自己或多是另一个人。可李商隐是写给谁的，其中有什么凄苦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欣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子很美。六月的荷塘里我们看到的是冰清玉洁的莲，我们看不到深水下边的污泥和污泥中的藕。有时也想，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是中国经典的了，但故事却是那么的简单！这或许是古人的生活很简单，讲的故事也简单，而现在是不能了，现在的人活得太琐碎，任何事情都十分复杂。复杂阻碍了故事的流传，可我无能为力。我企图把《病相报告》写得短而又短，或者是一个短篇，或者是一个中篇，但糟糕的是提纲就起草了十多页，我们习惯了要所谓的深刻，要起承转合，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到了山地里的一枝兰，自然要想到这兰在城里珍贵为什么在山中烂贱如草，为什么绿肥红瘦，绿红是从哪儿来的？《病相报告》是要写一个人的一生七十余年，铺设开来，那得有四五十万字数！如果四五十万的字数写一个爱情的故事（故事说远，它不发生在古代，古代我没经过读者也没经过，那鬼是好画的；故事说近，它又不是这几年的事，虽然我询问过十位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四人帮”是谁，他们皆摇头不知，但更多的人却是从各种运动中走过来的，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又要按着时间顺序一一交代清楚，那极可能这个故事陈腐不堪，皇帝穿上了龙袍才是皇帝，美丽的巩俐将一身大红对襟袄穿在身上出现在陕西关中的小镇上，她就是农妇秋菊，没有人找她签名留影了。我于是重起炉灶。我之所以使文中所有的人物统一以人称说话，是要将一切过渡性的部分全部弃去，让故事更纯粹。之所以将顺序打乱是想让读者看得真切而又不至于局限于故事。如此写下来，竟然也有十六七万字，我不能不哀叹：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写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了。
　　三、我的尴尬
　　我喜欢的夏天又要过去了。西安是没有春秋的，在寒风来临之前我修完了《病相报告》就可以去南方走一趟了。西安的冬天是不宜于我的，那看不见的风，总是庄严地流动，落在你的身上却像乱刀在飞。我数年来愈加萌生着去南方居住的念头，可怜的是年迈的母亲和尚未长大的孩子需要照顾，以及又难以割舍的这座城弥漫的古文化的氛围。南方是心身暖和的，我这么想，而我的一位朋友来帮我修理损坏的一页窗扇时，讲了一个他的同事的笑话，让我在这个下午笑出了眼泪。
　　笑话是这样的：
　　××是个瘦子，上了一辆公共车，公共车的一面窗子上玻璃掉了是个空框，但他不知道。这时一个人也来赶车，此人比他还要瘦，就站在窗外，他以为从玻璃上照出了自己，一边看着一边拍脸，说：唉，怎么又瘦出一圈了？！
　　四、还要干什么
　　当年，《浮躁》写完，开始写序，写了两个序，这是我的长篇中的一次。在第二个序里，我宣布着写完了《浮躁》将再不从事《浮躁》类的写法，于是开始了后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怀念狼》和这个《病相报告》。在这些长篇里，序是没有了，却总少不了后记，后记里记录了该部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更多的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观。我不是理论家，我的写作体会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全写在其中了。但我多么悲哀，没人理会这些后记。现在，我又忍不住在即将付印《病相报告》时又要宣布对于《病相报告》写法的厌恶，我是有这个毛病，病得深，我已不指望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说给了我为的是给自己鼓劲，下定决心。
　　我之所以如此，是我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也是我还在《病相报告》未完成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写了中篇《阿吉》。
　　我是这么想的：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歌颂性的历来受文人的鄙视，揭露性的则看作是一种责任和深刻，以致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标准，故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称之主流文学。伴随而行，几乎是平行的有另一种闲适的文学，其实是对主流文学的对抗和补充，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心意，如苏轼、陶潜乃至明清散文等，甚或包括李白。他们往往被称作“仙”，但绝不能入“圣”。由此可见，重政治在于重道义，治国平天下，不满社会，干预朝事。闲适是享受生活，幽思玄想，启迪心智。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啰嗦、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越到现代文学，越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还能说出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否说清，我的数理化不好，喜欢围棋却计算不了步骤。我的好处是静默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的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缊，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
　　20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