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末，生活在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热爱阅读的女孩奥黛尔，怀着对图书的热爱，应聘到巴黎亚米利加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虽然有来自生活和成长的现实烦恼，但她也收获了友情和爱情。纳粹占领巴黎后，奥黛尔和亦师亦友的同事们尽心维持图书馆的运转，只为给巴黎民众提供心灵庇护所。可是，随后而来的变故，让奥黛尔的生活分崩离析，她不得不远走他乡……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蒙大拿州小镇弗罗伊德，少女莉莉面临青春期的苦恼：母亲的离世让她突然面对生死离别，父亲的再婚让她对新的家庭关系无所适从，同龄人的社交压力让校园变成修罗场……
一个午后，深陷冗杂平庸生活的少女莉莉，意外闯进独居的奥黛尔的家中，阴差阳错地阻止了一场自杀。自此，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的生活轨道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心灵成长史。

珍妮特是一位屡获大奖的作家。她的作品《敖德萨的月光》，已经被翻译为十种语言出版，短篇小说《黑色蒙大拿》等已经被改编为舞台剧。
珍妮特在巴黎的美国图书馆担任项目经理时，一段二战时期图书馆员与纳粹所谓“图书保护者”抗争的真实故事深深吸引了她，于是她创作了《巴黎图书馆》。迄今为止，《巴黎图书馆》已经被翻译为28种语言。

目录
巴黎，1939年2月  001

图书馆就是我的避风港。我总能在书架的一角找到自己的窝儿，在那里看看书，做做梦。我想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感觉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的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

弗罗伊德 ，1983年  011

我想坐上飞机在跑道上滑翔，想在时装秀上精彩亮相，想在百老汇进行演出，想透过铁幕窥视。我想要体察法语单词在我嘴里翻滚的滋味。只有一个人体验过弗罗伊德外面的那个世界，那就是古斯塔夫森太太。

弗罗伊德 ，1984年1月  040

心电图显示，妈妈曾有过几次心脏病发作，对她的心脏造成了大面积伤害。妈妈只是有点呼吸困难，怎么又变成了心脏病？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巴黎，1939年6月和7月  081

我明白了，爱不是耐心的，爱不是仁慈的，爱是有条件的。离你近的人可能会背弃你，会为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跟你说再见。你只能依靠自己。

巴黎，1939年8月  130

这是自打我和雷米出生后，我俩次分开这么久。对我来说，雷米的存在就像日出，就像我们桌上的面包，就像塞纳河一样自然。他一直都在那儿，啜饮着他的咖啡，刷牙时咕噜咕噜漱口，哼着歌儿和我一起看书。雷米是我生活中的配乐。没有他，日子就变成了一部无声电影。

弗罗伊德，1985年4月  182

“现在，你可以吻你的新娘了。”这句话总是婚礼的高潮，因为它很浪漫，而且意味着接近尾声。看着爸爸亲吻另一位女士，我总感觉怪怪的。玛丽·路易斯用胳膊肘搡搡我，好像她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巴黎，1940年8月  196

我原以为这个纳粹只是个不识字的野兽。没想到，他曾在柏林负盛名的图书馆里工作。玛格丽特和我等着女馆长做出指示，但她和“图书馆保护者”都沉浸在老友见面的惊喜中，顾不上我俩了。

巴黎，1941年12月  257

玛格丽特和一个纳粹。把他俩相提并论，真是太古怪了。两者原本属于完全不同种类的书籍，被放置在不同的书架上。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人们开始纠缠在一起。原本黑白分明的东西，如同墨水和纸张，现在混合交融在一起，变成一片模糊的灰色。

弗罗伊德，1987年8月  305

“我不走，求求你了！”我痛苦地摇着头，靠近她。我怎么能指控她做出那种事呢？我一定要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会替她给花园除草，替她修理草坪，整个冬天都行。我要让她忘掉我那愚蠢又伤人的质问。“我错了，对不起！”

巴黎，1944年8月  361

巴黎解放了。普赖斯-琼斯先生一瘸一拐地穿过图书馆，大声喊道：“德国人已经逃走了！”德·内西亚特先生紧跟着喊道：“我们自由了！”两人在我的双颊留下激情一吻。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片刻之后又迅速分开。只有他们保持着谨慎。我拥抱了比茨、鲍里斯和伯爵夫人。她的仆人把酒窖里剩下的香槟酒都拿了出来。我这一天喝的比我有生以来喝的都多。

弗罗伊德，1987年12月  384

接受他人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希望他们变成你期待中的样子。

巴黎，1944年9月  394

我想离开这里，不再见到那些我认识的人。重新开始，变成别人，更好的人。

弗罗伊德，1988年2月  399

她说的话让我惊呆了。我时而盯着她窗前那温顺的蕨类绿植，时而看看整整齐齐的一摞信件，还有书架上我们喜欢的书。真相被揭开了，就像龙卷风呼啸而过，我的世界坍塌了，眼前这些东西似乎也应该坍塌在地板上，一片狼藉。

弗罗伊德，1983年  405

如果把我的人生比作一部小说，里面的章节有时枯燥有时刺激，有时伤痛有时滑稽，有时悲苦有时浪漫，但现在这本书应该翻到后一页了。我孤身一人。希望我的故事能尽快有个结尾。要是我能勇敢地把这本书彻底合上就好了。

作者手记  414

20世纪30年代末，生活在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热爱阅读的女孩奥黛尔，怀着对图书的热爱，应聘到巴黎亚米利加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虽然有来自生活和成长的现实烦恼，但她也收获了友情和爱情。纳粹占领巴黎后，奥黛尔和亦师亦友的同事们尽心维持图书馆的运转，只为给巴黎民众提供心灵庇护所。可是，随后而来的变故，让奥黛尔的生活分崩离析，她不得不远走他乡……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蒙大拿州小镇弗罗伊德，少女莉莉面临青春期的苦恼：母亲的离世让她突然面对生死离别，父亲的再婚让她对新的家庭关系无所适从，同龄人的社交压力让校园变成修罗场……
一个午后，深陷冗杂平庸生活的少女莉莉，意外闯进独居的奥黛尔的家中，阴差阳错地阻止了一场自杀。自此，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的生活轨道交织在一起，谱写出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心灵成长史。

珍妮特是一位屡获大奖的作家。她的作品《敖德萨的月光》，已经被翻译为十种语言出版，短篇小说《黑色蒙大拿》等已经被改编为舞台剧。
珍妮特在巴黎的美国图书馆担任项目经理时，一段二战时期图书馆员与纳粹所谓“图书保护者”抗争的真实故事深深吸引了她，于是她创作了《巴黎图书馆》。迄今为止，《巴黎图书馆》已经被翻译为28种语言。

数字如星辰般在我的头上飘荡。823。这些数字是我开启新生活的钥匙。822。希望的群星。841。这些数字一组接着一组——810（美国文学），840（罗曼语言文学），890（其他语言文学）——在我眼前涌现。它们意味着自由和未来。除了这些数字，我还研究过16世纪的图书馆历史。当时英国的亨利八世正忙着砍掉妻子们的脑袋。而在同时期的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开始对他向学者们开放的王室藏书室进行改造。改造后的王室图书馆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我坐在卧室的书桌旁，为亚米利加图书馆的面试做准备。我再一次回顾了自己所做的笔记：这家图书馆于1920年成立；是巴黎首个允许公众进入书库的图书馆；读者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其中四分之一是法国本地人。我牢牢记住这些事实和数字，希望能让自己显得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我从公寓里大步走出来，来到外面的罗马大街上。对面是圣拉扎尔火车站，火车头冒出滚滚浓烟。风吹起了我的头发。我一边把鬓边的鬈发塞到三角帽下，一边想面试官会问我什么问题。或许会问我的实习经历，或者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我看到远处圣奥古斯丁教堂的金色圆顶。宗教类，嗯，是200。《旧约全书》，221。那《新约全书》呢？我等着大脑给出答案，但它迟迟没有响应。我有些紧张，怎么能把这么简单的事实给忘了！我从手包里拿出笔记本。啊，对了，225。我就知道是这个。在图书馆学校读书时，我喜欢的就是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这门课。
杜威十进制这个分类系统是美国图书馆专家杜威先生在1873年构思而来的。它用十个类别，根据不同主题归纳整理图书馆内的藏书。所有事物都能从他的分类法中找到对应的数字，这方便了每一个读者在任何图书馆里找到他想看的任何一本书。比如，妈妈自豪于自己的家政能力，“家政”类书的编码是648。爸爸并不承认妈妈的家务水平有多高，但是他真的很喜欢室内乐，对应的分类编码就是785。我的双胞胎弟弟喜欢636.8，而我更喜欢636.7，它们分别代表着猫和狗。
我来到勒格兰德大道，走过那里的一个街区。整座城市风格突变，它脱下了工人阶级的外套，换上了上层社会的貂皮大衣。刺鼻的煤球气味消失了，空气中浮动的是JOY香水的味儿，甜美的茉莉花香型。在莲娜·丽姿的服装橱窗和基斯勒商店绿色皮手套的橱窗里，阔太太们高兴地争相穿戴着。我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音乐家们从一家卖活页乐谱的商店里鱼贯而出（那家店的乐谱皱巴巴的），穿过巴洛克风格的蓝色大门，转过一个弯，步入一条狭窄的小巷子。我对这条路烂熟于心。
我爱巴黎，这是一座拥有无数秘密的城市。在巴黎，每一扇门都像一本书的封面，有的是皮质的，有的是布艺的，通往事先无法预知的世界。有的庭院里可能堆着几辆绞在一起的自行车，有的会走出一个胖胖的扛着扫帚的门房。而亚米利加图书馆那扇硕大的木门开启后，你会看到一个秘密花园。一边是矮牵牛花，一边是草坪。小路上的白色鹅卵石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着，你会被它带到一座砖石结构的豪宅前。你跨过门槛，可以把夹克外套挂在摇摇晃晃的衣帽架上。你的头上是并列飘扬的两面旗帜，法国国旗和美国国旗交相辉映。你可以呼吸这世界上好闻的空气，古旧的书籍散发出霉味儿，还有刚印刷出来的挺括报纸的油墨气息。在这里，你会觉得像回到家一样亲切、自在。
我来得比预约时间早了一点儿。一群人站在借书处，围着那个温文尔雅的图书管理员聊天。“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好牛排啊？”一位穿着牛仔靴的新读者问。“我都没看完，为什么要交罚款啊？”难相处的西蒙夫人问。我绕过服务台，进入安静而舒适的阅览室。
就在落地窗旁的桌子边，科恩教授正在认真地看报纸，一根孔雀翎插在她的发髻上，神气活现地颤动着。普赖斯-琼斯先生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拿着《时代周刊》陷入沉思。通常情况下，我会过去打个招呼，但这次想到面试，我有些紧张，于是就一头扎进书堆。我喜欢被书籍包围的感觉。有些书像时间一样古老，有些却是上个月刚刚出版。近我经常半夜被弟弟雷米打印宣传册的嗒嗒声吵醒，他有时会持续整个晚上。在小册子里，他号召法国人行动起来，援助那些西班牙难民，他们因为内战被迫逃离家园。还有些时候，雷米提醒人们要注意希特勒，就像用卑劣手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片土地那样，他也会用同样的招数继续染指欧洲。只有拿到一本好书，雷米才会忘掉他对政治的担忧，或者对其他人的担忧。
我决定为他挑本好书。我的手指轻轻划过那些书脊，选中其中一本，随便翻开。我不会翻翻一本书的开头就乱下断言，因为书的开头就像我的那次约会，两个人都笑得过于浮夸了。不，我会翻到中间一页，这时作者不再试图紧抓读者的眼球。“生活中光影交错，有黑暗，也有光芒，而你，是光芒中的一束，是所有光芒中耀眼的那一束。”是的，斯托克先生。我也想对雷米说这样的话。
我迟到了！我猛地冲向借书处，在那里填写了一张借书卡，把《吸血鬼德古拉》塞到了手包里。图书馆的女馆长里德小姐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像往常一样，她栗色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手里拿着一支银光闪闪的笔。大家都认识里德小姐。她为报刊写文章，通过广播发表令人赞叹的观点。她热诚邀请所有人来图书馆，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军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法国人。里德小姐坚信图书馆是为所有人敞开的。
“我是奥黛尔·苏谢，很抱歉迟到了。其实我到得挺早的，然后我打开了一本书……”
“阅读令人沉溺。”里德小姐心照不宣地笑着说道，“去我的办公室吧。”
我跟着她穿过阅览室，那里已经坐了很多读者，很多人穿着商务休闲装。他们看到馆长过来，纷纷放下手中的报纸，用目光跟她打招呼。我们顺着螺旋楼梯走上去，又沿着一条走廊前行，经过一个“员工专用”的耳房，后来到她的办公室。那里有一股咖啡的气息。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城市鸟瞰图，它的街区就像是一个纵横交错的棋盘，与巴黎蜿蜒的街道形状截然不同。
看到我对这幅地图感兴趣，里德小姐说：“这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我曾在那里的国会图书馆工作过。”她示意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到办公桌旁。桌子上堆满了文件，有些高高地堆在桌子一角的托盘里，高得快要滑下来，有些被打孔器固定在原处。一部光泽照人的黑色电话放在桌子一角。
里德小姐的座位旁还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堆放着一摞书。我在其中发现了伊萨克·迪内森 和伊迪丝·沃顿 的小说。每本书里都插着一个书签，其实就是一条条颜色鲜亮的丝带，像是伸出的一只只小手，呼唤着馆长再次翻开。
里德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读者呢？她跟我不一样，不会不做页面标记就把书摊开了放。她也不会把它们堆在床底下。她会同时看四五本书。当她坐上公交车穿过巴黎时，手包里总会装本书并在路上看。她之所以读那本书，有时是因为好友寻求意见，有时只是兴之所至，毫无理由，比如在阴雨绵绵的周末午后，享受一本好书带来的小乐趣……
“你喜欢哪位作家？”里德小姐问道。
你喜欢哪位作家？真是个让人无法回答的难题。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只能选一个呢？为了避开类似的选择困难，我和卡罗阿姨曾经创建过一些分类，把作家分为已经过世的和尚在人世的，外国的和法国的，等等。
我在想刚才在阅览室里摸到的那些书，我又想起那些一度打动我的书。我钦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思考的方式：纵然无人在我身旁，只要读书或写作，我就感觉自己并非独处一隅。还有简·奥斯汀。尽管这位女作家写的是18至19世纪的事，但她笔下的女性的处境，仍然适用于现在：女性的未来取决于她们的婚姻。就在三个月前，当我告诉父母我不需要一个丈夫时，爸爸哼了一声，从此开始在每次“周日午餐” 时带一名年轻下属回家。
那些小伙子在爸爸的安排下隆重登场，就像妈妈把精心烹制的火鸡摆好造型装盘，再撒上翠绿的香芹。爸爸这样向我推销：“马克可是个好小伙儿，他从没请过一天假，哪怕得了流感也坚持工作！”
里德小姐继续问道：“你爱阅读，对吗？”
爸爸经常抱怨，说我有时讲话不经过大脑，嘴巴比脑子快。
在一闪而过的沮丧后，我回答了里德小姐的个问题：“在过世的作家里面，我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我喜欢他书里的角色——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想打别人的脑袋，我敢保证，他不是一个有这种想法的。”
一片寂静。
我为什么不能给出一个正常答案？比如说佐拉·尼尔·赫斯顿，那是我喜欢的尚在世的作家。
“很荣幸和您见面。”我知道面试已经搞砸了，说完这句话，我起身向门口走去。
就在指尖触到门上那个陶瓷把手的时候，里德小姐说道：“走进生活中去吧，不要迟疑，不要害怕——洪水会承载你到彼岸，会让你再次脚踏实地。”这是我喜欢的句子，来自《罪与罚》，891.73。我转过身来。
“多数应聘者说他们爱的作家是莎士比亚。”里德小姐说。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编码，他是一个享有这项特权的作家。”
“还有几位提到了《简·爱》。”
这也是很正常的回答。为什么我没提夏洛蒂·勃朗特，或者三姐妹中另外两个勃朗特？“我也喜欢《简·爱》。勃朗特三姐妹共用同一个杜威十进制编码——823.8。”
“但我喜欢你的回答。”
“真的吗？”
“你说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你以为我喜欢听到的。”
这倒是真的。
“不要害怕与众不同。”里德小姐说道。
她向前探过身来，目光坚定而充满智慧：“为什么你想在这里工作呢？”
我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因为那听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对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烂熟于心，而且在图书馆学校以全优毕业。”
里德小姐扫了一眼我的申请表：“你的成绩单令人印象深刻，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这里的读者。我喜爱英语……”
“我看得出来，”她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谢谢你抽时间过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会在几周后通知你。我送你出去吧。”
站在院子里，我沮丧地叹息了一声。也许我应该老实承认为什么我想要那份工作。
“你怎么了，奥黛尔？”科恩教授问道。我喜欢她的“美国图书馆里的英国文学”系列讲座，这个系列很受欢迎，就放置在亚米利加图书馆的英国文学书架上。在她标志性的紫色披肩的魔力下，像《贝奥武甫》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也变得通俗易懂起来。她的课生动有趣，充满了狡猾诡秘的幽默感。而在她身后，始终飘动着一缕缕闲言碎语的阴云，如同她留下的紫丁香香水的气息。
传言科恩教授来自米兰，本来是一位芭蕾舞大师。因为爱上一个人，她放弃了明星身份还有古板的丈夫，跟随情人去了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后来她独自一人回到巴黎，进入索邦大学学习。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样，她通过了国家学位考试，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通过的高难度的考试，通过后就能在学府教书。科恩教授现在在索邦大学——法国的学府教书。
“奥黛尔，你到底怎么了？”她重复道。
“我刚才的面试，表现得跟个傻瓜一样。”
“不会吧，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女孩？你没告诉里德小姐，我的课你一堂都没落下吗？真希望我的其他学生跟你一样认真！”
“我没想到说这些。”
“你可以给她写封感谢信，把你想告诉她的都写进去。”
“她不会选我的。”
“生活就是一场战争，你必须争取你想要的。”
“我不确定……”
“好吧，可我确定。”科恩教授说道，“想想索邦大学的那些老古板，我就是这样让他们雇我的。我拼了命地工作才让他们相信一个女人也可以教大学课程。”
我重新打起精神，抬起头看向她。以前我只注意到科恩教授的紫色披肩，现在我看到了她那坚毅的眼神。
“坚持并不是坏事，”她继续说道，“尽管我父亲时常抱怨，说我总是强辩到底。”
“我爸爸也是，他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不屈不挠’。”
“是时候要把‘不屈不挠’派上用场了。”
她是对的。在我喜欢的那些书里，女主人公们从不轻言放弃。科恩教授让我把心中的想法写入感谢信的建议很有意义。写信总比面对面交谈容易得多。如果觉得写得不够好，我可以把不合适的内容划掉，然后重新开始，如果有必要，重写一百次都行。
“您说得对……”我告诉她。
“那当然了！我也会告诉馆长，你在我的课堂上总能提出好的问题。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随着披肩发出的沙沙声，她大步走进了图书馆。
不管我的情绪有多低落，只要来到这个图书馆，总会有人伸出热情之手，把我从沮丧的泥沼中拉出来，并确保我不会再跌落下去。图书馆不是只有砖瓦和书，它的核心是那些彼此关心的人。很多人来自异国他乡，却在这里扎下根。这些根慢慢发芽，长出了善良友爱、志同道合的枝叶。我也曾在其他图书馆待过，那些地方的人彬彬有礼，却透着一种冷漠和疏离：“你好，小姐。”“再见，小姐。”那些地方的藏书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人们之间缺少一种真正的社群情谊。而这个图书馆却有家的感觉。
“奥黛尔，等一下！”说话的是普赖斯-琼斯先生，一位戴着佩斯利纹蝴蝶结的英国退休外交官，后面跟着的是图书馆的编目员特恩布尔夫人，她留着一绺绺卷曲的蓝灰色刘海。科恩教授一定把我的挫败情绪告诉他们了。
“没有什么好失落的，”普赖斯-琼斯先生笨拙地拍了拍我的背，“你会赢得馆长的青睐。只要写封信，列明你的观点，就像任何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做的那样。”
“别再哄骗那个女孩了！”特恩布尔夫人训斥他。她转向我说：“在我的温尼伯 老家，在那里我们习惯了和逆境共生。正是逆境让我们成为自己。哪怕是在零下40℃的冬天，你也不会听到我们抱怨，不像那些美国人……”她伸出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像老板一样指着我说道：“振作起来，千万不要轻易说不！”
我笑了，意识到像家一样的地方就没有秘密可言。但我乐在其中，“共享”在我的人生中已必不可少。
回到家里，我不再紧张了。我趴在床上提笔写道：“亲爱的里德小姐，谢谢您今天的约见，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