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和会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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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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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詹姆斯·肖特维尔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34172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29269480

上书时间202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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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译者序

——肖特维尔与巴黎和会1918年12月4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带着一支由113名同行成员组成的和谈代表团从纽约港登上了“乔治·华盛顿”号远洋邮轮,启程前往法国布雷斯特港,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在美国代表团中,有23名主要来自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大学教授和专业学者,他们曾是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委托其私人助理——爱德华·豪斯上校成立的研究咨询机构——“调查团”(the Inquiry)的成员,将在和会召开期间继续为美国代表团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持。本书作者詹姆斯·汤姆森·肖特维尔(1874—1965)(又译肖特韦尔、绍特韦尔参见绍特维尔著、何炳松译:《西洋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便是美国代表团中的专家顾问之一。

 

肖特维尔出身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斯特拉斯罗伊市(Strathroy)的一个贵格教徒家庭,青年时代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美国“新史学”之一代宗师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后获得博士学位。1903年留校担任讲师后,肖特维尔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学术兴趣早先集中于中世纪史,后转向国际关系史,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第11卷的执行主编,并于1917年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主任。1917年5月,豪斯上校奉威尔逊总统之命,在纽约成立“调查团”,以纽约城市学院(今纽约城市大学)院长、哲学家西德尼·梅泽斯为主席,以美国地理学会会长以赛亚·鲍曼为秘书长,力邀肖特维尔加入。按照肖特维尔本人的说法,调查团的任务是研究“可能在和平条约中遇到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问题”,为“战后迟早要召开的和平会议”做好准备,是这一时期威尔逊外交背后的“影子幕僚”。其成员多为来自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大学、学术团体的教授、学者,在当时有“豪斯上校的教授班底”之称。至1918年年底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共有100多名大学教授和专业学者加入“调查团”。他们被分为若干小组,围绕某一具体领域或专题进行调查,撰写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作为外交史组组长,肖特维尔是“调查团”中的一名骨干,于1918年12月初被选入“美国媾和委员会”(即美国代表团的官方正式名称),随总统赴法,于当月13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14日入住美国代表团在巴黎的总部驻地——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克里翁酒店(Crillon Hotel)。

 

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短暂的伦敦之旅和三次前线战场之行,肖特维尔几乎一直待在巴黎,且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巴黎和会日记包括了从12月3日离家启程到次年7月9日返回纽约的完整记录。在此期间,肖特维尔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他担任美国代表团总部的资料室主管之职,与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其他成员多有交集,同昔日“调查团”的“前同事”——戴维·亨特·米勒、乔治·路易斯·比尔、阿林·杨格、斯坦利·亨培克、查尔斯·哈斯金斯、威廉·韦斯特曼等学人往来为密切。戴维·亨特·米勒为代表团法务顾问,《国际联盟盟约》起草者;乔治·路易斯·比尔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殖民地问题专家,国际联盟成立时被任命为托管事务部部长;阿林·杨格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次世界大战后出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顾问、司长;查尔斯·哈斯金斯为哈佛大学研究院院长、中世纪学者;威廉·韦斯特曼为威斯康星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他们常常就国际形势、和会进展和个人研究进行交流讨论,或是在共进午餐或晚餐之时,或是在外出散步途中。克里翁酒店附近的香榭丽舍大道、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花园是肖特维尔和他的朋友们边走边聊的去处。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劳工问题专家,肖特维尔后来被任命为巴黎和会“劳工事务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故得以有机会多次出入巴黎和会的会议现场,并在公开会议或私人聚会等场合与各国政要、代表团成员有所交往。譬如,作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他目睹了巴黎和会次全体会议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部长毕盛之间的窃窃私语,也见证了凡尔赛条约签字仪式上德国代表的极度紧张;作为外国代表团的座上宾,他曾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希腊、波兰、南斯拉夫、中国和阿拉伯的代表们在宴席上谈笑风生,同巴黎和会上的众多风云人物有所交往,其中易引起中国读者共鸣之处莫过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向他讲述自己穿越沙漠的传奇故事,以及昔日的学生顾维钧与他共叙母校之情、师生之谊。此外,肖特维尔还数次前往西线的凡尔登、马恩河、伊普尔等战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被称为“绞肉机”的堑壕战所造成的人间恐怖与满目疮痍。凡此种种,肖特维尔在日记中均做了生动而有趣的记录。

 

肖特维尔影响了巴黎和会。他不仅是巴黎和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缔造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巴黎和会将旨在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工条款”写入了《凡尔赛条约》及其他和约,参见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第387—427条;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第332—372条;对保加利亚的《讷伊条约》第249—289条;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第315—355条;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第374—414条。并在国际联盟下成立了世界上个专门解决劳工问题的官方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尽管国际联盟早已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之中,肖特维尔极力促成的国际劳工组织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仅此一点,足以令他留名青史。与此同时,巴黎和会也改变了肖特维尔。20世纪20年代,肖特维尔“与其说是一名大学教授,不如说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反复奔走于大西洋两岸,为消弭战争、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他是1919年国际劳工大会次全体会议——华盛顿大会的组织者,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设计师、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幕后功臣,还是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主要推动者。Cornelia Navari, “James T. Shotwell and the Orgnization of Peace”, Molly Cochran, etc., ed. Progressiv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67—192.

 

1930年,肖特维尔彻底回归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詹姆斯·布莱斯国际关系史讲席教授。1937年,他对自己在巴黎和会期间所写的日记进行了校对与补注,并在此基础上追加了5篇回顾性的短文,这5篇短文的标题分别为《调查团》《威尔逊的方案》《巴黎和会的组织安排》《和平条约》《社会公正》。其中,《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是肖特维尔对因“劳工问题”的委婉表述。汇编成《巴黎和会亲历记》(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一书,交付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由于肖特维尔追加的短文和补注多为个人点评、事后反思以及与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如乔治·比尔)日记或回忆录的比对,故笔者在翻译时从简处理,删除了5篇短文,也简化了作者补注,如此既能保留肖特维尔日记的原汁原味,也不至于影响其内容的可读性和行文的流畅性。所以,读者所见《巴黎和会亲历记》之中文译本,实际上是作为原书主体的日记部分。特此说明,请读者知晓并理解。

 

《巴黎和会亲历记》全书30多万字。除第三章“劳工问题的提出”、第九章“劳工组织的发起”(约1.6万字)由朱婷婷翻译外,其他章节均为本人所译。平心而论,《巴黎和会亲历记》之翻译难度不小,主要原因有三:,此书原为私人日记,作者在行文时过于简练,以至于读起来有“不达”之感。每遇作者省略字词、简化语句之处,译者须结合上下文自行补齐,再理解其意。第二,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随同专家,作者虽亲历了巴黎和会的若干重大场合,也目睹了其间的诸多内幕隐情,但深谙“为尊者讳”和“外交保密”的道理,尤其在涉及大国之间复杂博弈时,作者在日记中的表述便会变得委婉、隐晦。若非了解人物性格和事情因果,人们很难拿捏作者的言外之意。第三,此书涉及大量欧洲(主要是法国)地名和各国政要人名,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仔细查阅次世界大战史著作与欧洲地图。唯有在了解相关历史与地理的基础上,译者才能比较准确地处理遍及全书的专有名词,避免制造出“常凯申”“门修斯”之类的“神翻译”而贻笑大方。

 

本书的翻译工作历时一年半有余。译者时而因作者的有趣见闻而欣喜,时而因作者的言辞晦涩而狂躁,个中艰辛,冷暖自知。所幸,在前辈、同人和亲朋的鼓励与帮助下,此书终译成,得以付梓出版。在此,一一表示感谢: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和历史学院陈天社教授对作为后学的译者多有提携,常常予以鼓励;我的同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孔妍博士与王萌博士在书中阿拉伯人名与日本人名的翻译方面施以援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生朱婷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生郭晶同学在本书的翻译与校对过程中予以了较大协助;我的妻子董莹莹在繁忙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余,对译文进行了再次校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霍覃编辑更是秉持一贯的专业态度,与译者密切沟通,确保本书的翻译与出版无虞。

 

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及原料、市场而发动的战争,巴黎和会乃战胜一方(协约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本书为读者全面了解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鉴于译者的学识、能力与精力有限,本书的翻译难免存在瑕疵或纰漏,请广大读者指正。我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能在本书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能不吝指出译文所存在的问题。对此,我将表示诚挚的感谢。

 

侯波于郑州,2020年3月



导语摘要

1937年,肖特维尔将自己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经历、见闻写成了回忆录,即这本《巴黎和会亲历记》。

 

肖特维尔的日记贯穿于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按日所记,每日记一则或多则,未曾中断。其中所记之史事生动、翔实,既有关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轶事,也有关于他的学生、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及其他人员如陆征祥等的描述。

 

肖特维尔长期致力于国际和平,先后担任过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主任、主席。二战期间,鉴于国际联盟的失败,他在1944年继续呼吁创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数月之后,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会晤,规划了联合国宪政的基本框架。



作者简介

作者


詹姆斯·肖特维尔,是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1919年,威尔逊率领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肖特维尔是随行的重要高参智囊之一。他也是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老师


 


译者:


侯波,男,1983年生,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试验班,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美国史方向,获硕士学位;2010年至201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历史系从事访问研究一年;201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美国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兼任世界史系副主任,负责协调世界史本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工作。



目录

目录


译者序——肖特维尔与巴黎和会1


章  “乔治·华盛顿”号1


第二章  初到巴黎之印象25


第三章  劳工问题的提出49


第四章  预备会议的召开61


第五章  专家成为谈判者99


第六章  劳工条款的磋商148


第七章  埃纳河战场之行187


第八章  加拿大前线之行208


第九章  劳工组织的发起232


第十章  伦敦与牛津掠影248


第十一章  和谈之外的生活255


第十二章  凡尔登与阿尔贡269


第十三章  强加于人的和约285


第十四章  乌尔克战场之行303


第十五章  不签约则再出兵314


第十六章  对德和约的签署330



内容摘要

1937年,肖特维尔将自己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经历、见闻写成了回忆录,即这本《巴黎和会亲历记》。


 


肖特维尔的日记贯穿于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按日所记,每日记一则或多则,未曾中断。其中所记之史事生动、翔实,既有关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轶事,也有关于他的学生、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及其他人员如陆征祥等的描述。


 


肖特维尔长期致力于国际和平,先后担任过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主任、主席。二战期间,鉴于国际联盟的失败,他在1944年继续呼吁创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数月之后,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会晤,规划了联合国宪政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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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詹姆斯·肖特维尔,是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1919年,威尔逊率领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肖特维尔是随行的重要高参智囊之一。他也是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老师

 

译者:

侯波,男,1983年生,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试验班,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美国史方向,获硕士学位;2010年至201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历史系从事访问研究一年;201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美国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兼任世界史系副主任,负责协调世界史本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工作。



精彩内容
1918年12月3日,星期二
从今晚9点开始,我正式成为美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中的一名随同官员。我走出霍博肯市美国新泽西州城市,临哈得孙河,位于纽约市对岸,属于纽约大都市圈的一部分。——译者注(Hoboken)的地铁站,拖着随身行李,沿着大河街(River Street)一路前行。这时,一名士兵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放眼望过去,发现前面的整个路段都被军队封锁得严严实实的。2号码头离这条街很远,几乎要将整条街走完,况且我还带着好些死沉沉的行李箱。我的护照还在前面等着我。大约20分钟后,一名军官走了过来,将我们一小群人护送过去。当然了,船正停在码头的另一头。我们只好学着周围的普通老百姓,用大腿顶着行李,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不堪地走着。靠泊码头变成了一个个接待处,上面拉起了横幅,插着旗帜,走道的墙上也贴着小彩旗。在登船的跳板上,一名军官检查了我们的护照,核验了我们的名字。随后,我们登上甲板,又遭到了一队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阻挡和盘查。我们再次出示了自己的护照,他们将我们的身份登记在案。接着,一名海军上尉将我们带到副舰长处,他让我们去找他的副官,后者再次核查了我们的护照,并告诉了我们舱房的所在位置。每条过道上都有一名卫兵上下走动巡逻,每个楼道拐角处都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站岗。这样一来,军官和普通乘客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船上的军事氛围很浓,尽管让人略有不解,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让人安心的。
我们乘坐的这艘船原本属于德国人,他们给它取名为“乔治·华盛顿”号,希望以此来取悦和吸引美国乘客。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美、德两国即将结束交战的这一天,“乔治·华盛顿”号居然成了美国海军麾下的一艘旗舰。除了名字有点独特外,这艘船并无其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船上住得很舒服,十分宽敞,但并不属于最好的远洋邮轮。不过,它相当适合我们的此次旅程。这艘即将横渡大西洋的现代版“五月花”“乔治·华盛顿”号宣传图号拥有可以举办正式派对的宽敞大厅,还有可容纳数百人的大量舱房和床铺。为了让它适合此次旅程,无须做太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在图书资料室里放了一面大黑板,在墙上贴了些地图,将其变成一个可供军事情报部门使用的工作室而已。国务院承担了布置房间的任务,虽然我们中间的一些地理学家不太满意,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吧。

1918年12月4日,星期三上午
一大早,威尔逊总统在战争部部长牛顿·贝克的陪同下登上了甲板。贝克是一位谦逊有礼、文质彬彬的绅士。他和我们而不是总统一行人等共进早餐,并在“乔治·华盛顿”号拔锚起航之前早早地下了船。
我们的船从码头驶出,向南航行,主桅杆上升起了总统旗。哈得孙河中停泊着5艘正在等待护航的驱逐舰,它们鸣放了21响礼炮来欢送总统。我们也回以欢呼,场面非常热闹。这还不是全部。水面上尽是船只。港口码头里所有的拖船似乎都在向我们这边驶来,船头迎着浪花,船尾留下长长的水影。每一艘船都尽可能长时间地高声鸣笛。我们远远望去,只见岸边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尤其是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那边,岸边的护栏后面可谓人山人海,有万人之众。随后,我们缓缓地驶离了人潮涌动的上码头,经过了自由女神像,其间有两架军用飞机在我们周边盘旋。当我们行驶到纽约湾海峡(the Narrows)的时候,古老的“莫尼特”(Monitor)号战列舰向我们鸣炮致敬。这艘战列舰停靠在一张用来阻挡潜艇对航道发动水下袭击的战略网的开口处。作为纽约港战时防御的一部分,一张铁网被固定在纽约湾海峡的狭长岸边,古老的“莫尼特”号战列舰停在一旁,紧靠海防要塞,以便在需要之时将这张铁网拉过海峡,阻止德军潜艇从水下突袭。在穿过这扇用来抵御潜艇的海防大门之后,我们来到了史坦顿岛(the Staten Island)海岸附近。那边有数百名学童挥舞着旗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能够看清楚岸上的人。长岛东部尽头的人潮几乎和巴特里公园那边一样多,但我们已经离得太远,看不清站在那里的人们,于是只能象征性地向他们挥手告别,转身继续观看前方的庆典。
“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正在下海湾恭候我们的到来。11艘驱逐舰围绕在我们的前方、后方和侧方,如同一支完整的小型舰队。飞机不停地在我们上空盘旋着,和刚才我们的船行驶在哈得孙河和海湾里时一样,直到我们几乎望不到陆地为止。一只从海岸警卫舰上飘来的海军热气球一直在我们上空环绕,直到飞来又一艘飞艇,为我们做最后的护航。随后,我们驶向了纽约长岛海岸。当我们的船行驶在哈得孙河中时,威尔逊总统还站在舰桥上。但在我们驶离港口前,他就已经下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们的船迎着来自东南方向的巨浪轻轻摇曳着,缓缓前行。1918年12月,“乔治·华盛顿”号及其护航舰队1918年12月7日,星期六
跟总统同船旅行,实在没什么好记录的。尽管我们享受着政府的款待所带来的种种舒适,但日复一日的旅程还是开始变得枯燥乏味起来。
昨天晚上,驱逐舰逐渐驶离。在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浪过后,我们只能看见5艘驱逐舰。今天,只剩下3艘了。这3艘驱逐舰看起来是要同我们一同出洋远航。“乔治·华盛顿”号上的《手斧报》其中一艘驱逐舰驶在最前面,大概是在探测可能浮在水面上的水雷,为我们试水开路。“乔治·华盛顿”号跟随其后,与之并行的是另外两艘驱逐舰,两侧一边一艘,与我们相距约半英里之遥。从昨天到今天,风浪都非常大,我们的船漂泊在海面上,缓缓前行。由于航速很慢,目前的航程并不算远。
我正在搜集和保存他们在船上发行的小报——《手斧报》(The Hatchet)。之所以得此名字,据说是因为该报内容的犀利而真实。不过,这一说法可谓空穴来风,因为它上面几乎未曾刊登任何真正的新闻。尽管如此,它还是比我自己写的日记能更好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可见,它对事情的记录还是有所用处的。1918年12月9日,星期一
我们的船航行在南部海域,这里的气候和6月一样和煦温暖。我们把窗户推开,坐在窗外的甲板上。虽有海风吹拂,但阳光明媚,不穿大衣和外套仍觉得热。听说我们现在位于亚速尔群岛以西约400英里处,有望于本周五即12月13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这就是我们登陆的日子!
我住在走廊甲板上的一间单人房,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武装卫兵在外面来回走动巡逻。每次一碰面,他就向我们敬礼。这搞得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礼。我的房间隔壁是总参谋部首席统计学家艾尔斯上校(Colonel Ayres)的房间。我俩相聚甚欢,常常促膝长谈。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战争的事情。
威尔逊总统的套房在楼下的甲板上,离楼梯只有几英尺远。一名卫兵一直在门口站岗。每当总统在甲板上散步时,卫兵或某位海军士兵都会紧随其后。威尔逊总统的夫人则无人警备卫护。总统从来不会随意地走到其他人群中,但不时会有人走到他的身旁。总统在紧邻卧室的一个小客厅里用餐。国务卿、大使和总统的私人顾问则在后边的休息室用餐。这样一来,主餐厅就可以空出来,供调查团成员和各种低阶官员就餐使用。
到目前为止,总统尚未召见我们中的任何人,也没太注意我们的存在。他对他的国务卿兰辛先生一样颇为冷淡。据我所知,总统直到昨天才开口同兰辛谈话。当时,我们丝毫不清楚自己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完全是蒙在鼓里。虽然有些忐忑不安和焦躁,但我们还是极力让自己放松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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