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西行

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兼记者，是1983年到1989年，前后不过6年时间。我在评论组分管电影和电视的报道和评论，兼及其他。当自己有感而发时，便主动写些评论或杂文。这些大多发表在文化生活版和《大地》副刊及文学作品版上，后来又加上了海外版。那时候《人民日报》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凡是内部人为本报包括海外版写稿，都是职责所在，没有稿酬。

说白了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多干有名没有利。我们便在余暇时，为外报、外刊写稿，也不乏主动的邀约。这样就能得些稿酬，在那个商潮初起的年代，聊以补贴家用。好在文艺部的几位领导，都是文坛上的著名写家，我们的业余创作受到鼓励。我的这些文章，无论本报、外报，大都发表在副刊上，以谈艺论文为主，无关时政宏旨。有些文章小有影响，似乎可以在文坛上立足了。

可惜还来不及成大器，我便自行告退，出国成为海漂。如鱼离水，如叶落木，二十余载匆匆而过，当年的日子和文章都恍如隔世，我再没有机会，也消退了能力，无法再续写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题材了。那几年里发过的文章，便散落在故纸堆中，连我自己都遗忘了。

2014年5月我回国时，正逢电影《归来》上映，张艺谋和莫言进行了一场对谈，莫言回忆起1988年《红高粱》电影获奖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在老家的仓库里写作，我堂弟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跑过来，上面整版报道了柏林获奖的过程。”2018年莫言又写道：“当时，这是一件挺大的事，《人民日报》曾发过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叫作《〈红高粱〉西行》。”（《人民文学》2018年第五期《〈高粱酒〉改编后记》）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呀，这么说我30年前的文章仍有价值？就在此时，我当年在《人民日报》的老同事李辉，发宏愿编辑出版“副刊文丛”，我的这些小文，似乎正符合他的要求。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把已成断简残编、流水落花的旧文捡拾起来，重新审视。

30年过去，时过境迁，这些文章的内容已经与今天的热点相距太远。从观点上说，我那时可能有年轻人的偏颇，感情用事，对顺心者吹捧入云，对异趣者求全责备。证之以后30年的发展，更可见我当年的评价不一定公允。从文字表达上说，我本来挺自信的，如今读来可能也显得老派过时，跟不上语言的进化了。重读中忽见到老同学陈建功的一句话：“‘不悔少作’自然正确，‘不省少作’则更可悲。”（见本书《〈鬈毛〉闲篇》）他怎么像是在说30年后的我？

那么，这些陈年旧文，为什么还值得整理重发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记《红高粱》西行是一个风云翻卷、有声有色的年代，我躬逢其盛，又处于那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客观上是记录了文化艺术方面发生的多件大事。电视剧《红楼梦》拍成、北京图书馆迁馆、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亚洲、电影《红高粱》获奖、电影《孩子王》戛纳参赛（乃至更早的1977年恢复高考）。

这些大事我都曾身历其境，或翔实记录，或感慨议论，那些当时的现场感觉，与后来遥隔时空的追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们大多数不属于新闻报道，而是副刊文章，就不仅是干枯的史料，而且是感性的重温了。

本书主要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在人民日报和其它报刊的副刊上发表的报道、杂文、评论和报告文学、诗歌等，兼及少量前后期作品。按内容分为四部分。“影坛流云”有关电影界，要点是1988年的《红高粱》和《孩子王》，作者与张艺谋、陈凯歌曾有亲密关系，并亲临采访戛纳电影节。莫言曾多次提及《<红高粱>西行》一文。“文海逝波”包括大文化范围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评论。“红楼偶得”是有关《红楼梦》的文字，包括对87版电视剧的评论，和有关红学版本的几篇书评。“拙笔留痕”是很幼稚的几首诗，其中1977年高考一篇可归为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