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通史：修订升级版

引言
即便是在物质文明低下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也从不缺少艺术。一如讲故事和歌唱，描绘、装饰也是人之天性，就像鸟儿筑巢般自然。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域，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情境影响下，艺术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
国家政权社会形成之前的艺术，比如洞穴岩画，其创作意图通常被设想为源于神魔观念。这种猜测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史前艺术表现了先民的部族信念，并在部族生活仪式中发挥了作用。体现明显权势等级划分的政权社会出现后——比如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艺术就转而为权贵服务，为豪华宫殿锦上添花，为征服者歌功颂德、竖碑立像。艺术也为制度化的宗教服务，装饰神庙，描绘神灵，以画面呈现宗教传说。此时的宗教与世俗权力已经难以区分。这个时期的艺术以集体创作为特征，个人风格或创新缺位；或者说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对作者根本无从知晓。不过，这个时期的创作同时又技巧精湛、微妙。从当时亚述人战争题材的作品或者埃及人对鸟类和兽类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创作技法近乎完美。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即现代个人主义发端于地中海区域经商和农耕的人群中，比如希腊人、腓尼基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当时的艺术家，例如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就因为其艺术成就而闻名。市政和宗教用途的公共建筑当然少不了艺术来装饰，统治者的丰功伟业也需要艺术去颂扬。当时还出现了一个范围更广的艺术消费阶层，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富裕市民即为一例。各种类型的艺术创作，比如风景、肖像、静物、动物和神话题材作品，都逐渐出现，装点着这个阶层的住宅，描绘着这个阶层的面貌。我们对这一时期作品的感受可能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作品存世有偶然性：马赛克镶嵌画与壁画幸存下来，但木板上绘制的画作大都未能存世。
自4世纪起，罗马艺术受基督教影响，演化为拜占庭艺术，从而成为教会与权势阶层的个体宗教信念的服务工具。这时的作品，人物形象大都采用宗教圣像的形式，着力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价值，用可见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理念。不过，圣像画派的反对者也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可见的人物圣像排挤和取代了不可见的精神内涵。伊斯兰教同样诞生于地中海东部区域，对圣像画派也持有类似的反对意见，但同时推崇一种几何图案和东方书画风格的艺术。这种伊斯兰艺术后来也衍生出一种优雅风格的现实主义传统。伊斯兰艺术脱胎于罗马和拜占庭风格，也充分得益于前伊斯兰时期波斯古国萨珊王朝的艺术。萨珊王朝体现了波斯文明的一些成就，其艺术形式与理念向东传播至印度、土耳其斯坦和中国。
公元前1世纪，在古印度的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座石刻佛像完成，并成为后来佛教艺术的范本。随着佛教从印度次大陆传布至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佛教艺术对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新生艺术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佛教在各个国家不断演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比如雕像和庙堂雕塑。日本早的艺术与佛教紧密相关，但从公元9世纪起，日本逐渐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俗世艺术日渐壮大，绘画终成为日本重要的传统艺术。在这些用毛笔而不是尖头笔书写的国家，人们对绘画之美天生就有一种直觉感受。
12至13世纪，西欧的变革非常缓慢，并且断断续续，犹如一潭死水。贸易和农业发展创造出的新财富，部分被用于宗教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有绘画和雕塑的繁复装点。可以看出此时的艺术开始注重三维透视法，并向现实主义演进，但这一时期乔托（约1270—1337年）或者西莫内·马丁尼（约1285—1344年）的艺术风格与拜占庭艺术风格差异性不大。教会之外，那些金融与贸易发达的城市，比如佛罗伦萨、布鲁日和威尼斯，成为艺术生产中心。应该是受到当时光线透视理论的影响，艺术赞助人开始重视艺术创作中对于细节的精准描绘。古典神话传说题材部分地取代了宗教题材，艺术作品开始更多地描绘精美衣饰、家居用品和各类奢华物品。画作本身，由于变更为油画作品而越来越便于携带，此时也成为奢侈品，但与挂毯之类的相比，还是被认为价值略逊。
15至16世纪，多种多样的绘画手法在世界各地得到实践。这一时期的西方艺术后来被称为“文艺复兴”。就艺术手法的高超与复杂程度而言，这个阶段的波斯细密画和中国山水画无与伦比。其时，中国南部生机盎然的通俗市井文化还促成了印刷术的发展，因而能机械复制各式绘画。当时德国南部的情形，以及后来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也是如此。不过，西方艺术传统还是有明显不同。不仅艺术家们探索创新了创作技法，比如线条透视画法，艺术赞助人也开始期待能够呈现出新的技艺与风格的艺术。同时，艺术家们长期半手工匠人的生活状态与作坊式的创作方式也催生了关于艺术家创造性天才的理论。有些艺术家获得了巨星般的声望和地位，艺术赞助人也争抢着与著名艺术家签约。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的繁荣反映了欧洲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促成了一些杰出绘画，因为画作中使用的颜料是随同其他货物一起进口的。巴洛克艺术夸张的戏剧风格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表达。荷兰的新教徒则需要一种迥异的艺术来装点他们稳重严谨的资产阶级之家，展现他们颇有尊严的市民生活。室内装饰画、风景和人物肖像都指向这个阶层的内心生活和外在的正气面貌。国王、王子和贵族们依旧付出重酬，让艺术来描绘他们的荣威与财富。但也有迹象显示，艺术家们在其作品中明显表现出个人特质，比如伦勃朗（1606—1669年）后期的作品以及卡拉瓦乔（1571—1610年）富有极致主义风格的作品。
18和19世纪的欧洲，对自己的艺术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将一系列大师的杰作尊为文化瑰宝，陈列在美术馆中，用以熏陶大众的精神与道德。对往日大师的推崇，刺激了当代画家去模仿先辈。传统的艺术赞助人或保护人以及宫廷画家正在消失，只是过程缓慢，比如拿破仑就依旧雇用画家来颂赞他的帝国荣耀，而弗朗西斯科·德·戈雅（1746—1828年）也是西班牙宫廷画家。但艺术家们无疑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创作。随着欧洲社会沿着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欧洲艺术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这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运动崇尚自然，鲜明地反对机械化和社会化，推崇真性情，反对纯粹理性，并激励艺术家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势利。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自觉地站在物质主义现代世界的对立面。有些画家回避现代事物，在中世纪或原始题材中寻找寄托；另一些画家虽选择现代城市生活素材，但只是将其作为讽喻的对象。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因此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要识别艺术天才，并在艺术家和艺术鉴赏收藏家之间实现对接，画商和艺术评论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人们期望艺术家忠实和专注于自我天赋的表达，但又要求公然蔑视市场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恰因为这种蔑视而被市场接受。先锋派的概念随后出现，这个流派体现了一种审美的激进主义，但也依旧暗示了对以往传统的承认。在旧传统的衬托下，才更显新潮流的激进和其对既有大众审美情趣的不屑一顾。先锋派很快为大众接受，这个流派的审美价值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社会和科技的急速变化以多种方式对艺术家产生了影响。批量制作的管装颜料让艺术家摆脱了工作室的束缚，来到户外作画。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和国际交流掀起了次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异域风情的艺术元素，比如日本浮世绘和非洲的面具。艺术家们也开始尝试远游。欧仁·弗罗芒坦（1820—1876年）和威廉·霍尔曼·亨特（1827—1910年）是两位东方画派画家，他们游历至北非和中东，把对当地自然风情和文化的直接观察记录在真实的绘画细节中。同时代的保罗·高更（1848—1903年）则痴迷于太平洋岛国的异域风情，并在那里完成了他出色的作品。摄影术的出现引发了有关艺术再现功能的争论，但也为画家们提供了新的创作资源。马塞尔·杜尚1887—1968年）于1912年创作的《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就明显体现出定格拍摄的动态效果。光学的科研成果促成了艺术家对绘画用色的新尝试，克劳德·莫奈（1840—1926年）和乔治·修拉（1859—1891年）所采用的绘画技巧就是例证。
20世纪来临，西方艺术进入一个实验时代，意图突破之前已有的艺术形式的界限。立体派与抽象派艺术的追求既非装饰亦非再现，而是探寻观看世界的新方式。科技不断进步，电影、汽车、电灯和飞机的出现也使得艺术发生了变化，未来派便是一例。先锋派艺术家纷纷发表宣言，鼓吹和推动形形色色的艺术运动。这些都发生在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中还偶然产生了被当政者庇护豢养的“战争艺术家”，这就像是古老的艺术赞助人或保护人制度的复活。战后，一种文化危机感到处蔓延，但后果却是多样的。有些艺术家努力寻找新的艺术准则或者回归古典主义，有的则完全颠覆经典，崇尚非理性并打破禁忌。个人风格和各种相互抵触的流派蜂拥而起，欧洲的独裁主义也风起云涌，纳粹和法西斯都彻底摒弃了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极力推崇一种英雄主义的具象艺术，以歌颂其独裁政权。这一切乱象造就了一个奇妙的现象：现代艺术莫名地变成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象征，“二战”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成为美国抽象派艺术家的一个赞助来源。美国经济的强大必然导致其艺术的兴盛：美国成为艺术生产的中心，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之都。
1945年之后，有些艺术家继续其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范式，他们以大型的、“行动绘画”抽象作品来表达自我，或者在一些表现主义特征明显的作品中呈现出受难殉道的意象，比如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年）的作品。艺术家对商业化社会的不满导致其更激进地与传统决裂。行为艺术家以及后来的观念艺术家的创作突破了作品通常是“物体”的传统。安迪·沃霍尔（1928—1987年）呈上机械复制的成品图像并称之为“艺术”，打破了艺术家必须创作的“神话”。波普艺术家则拒斥高尚艺术只属于精英阶层的成见。大众传媒时代来临，视觉影像的泛滥导致了艺术观赏方式的调整——艺术现在只是众多影像中的一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艺术品的价格却未受到反商业主义思潮的冲击，而是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成为人们避税与投机性投资的工具。无论是陈列古代作品还是展示现代创作的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都在日益兴旺的休闲与旅游产业中占据了显要地位。激进的艺术品类，比如“装置艺术”，成了围观热点，有些艺术家轻易就适应了传媒文化，跻身于文化名流之列。尽管艺术所处的客观环境看起来并非一片坦途，但正如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所言：“只要是艺术所应得的，人类社会便不吝给予。”

本书追溯了7万余年的艺术发展历程，以全球视角展现出不同时代与地域，不同社会和文化情境中艺术多样的面貌。书中包含1100余张高清全彩插图，囊括了绘画、雕塑、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不同品类，同时聚焦于个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对不同时期大师杰作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本书自推出以来在全球已有20余种译本，超百万销量，此次的修订升级版中新增了当代艺术发展动态，充分揭示出今日的艺术家对于社会变化的思考和探究。

史蒂芬·法辛（Stephen Farthing），英国画家、艺术史作家，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院士。自1977年开始，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曾任牛津大学罗斯金绘画学院院长、纽约艺术学院常务董事、伦敦艺术大学绘画研究教授以及欧洲重量级视觉艺术大奖特纳奖评委等。著有《艺术通史》《有生之年一定要看的1001幅画》《501位艺术大师》，以及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Modern Ar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