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阿姆河之乡

威尼斯，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在此做一头快乐的懒猪：比起两年前住在久戴卡岛那家小旅馆的经验，这次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改变。早上我们去了丽都岛，从快艇上望去，总督府（Doge’s Palace）远比坐在贡多拉中欣赏美丽多了。在这么平静无波的日子里下水，肯定会是全欧洲糟糕的体验：水热得像岩浆，一个不小心烟蒂就会流进嘴里，更别提成群结队的水母了。

利法尔来晚餐。伯蒂说，所有的鲸鱼都有梅毒。

威尼斯，八月二十一日——仔细参观了两座宫殿，一是以提耶波洛的壁画《埃及艳后的盛宴》闻名的拉比雅纳（Labiena）宫，一是布满围幔和皇室照片、如迷宫般叫人喘不过气的帕帕多波里（Pappadopoli）宫。我们在哈利酒吧暂时逃离文化的重压。结果引起一阵骚动，听到不太友善的招呼声：英国佬来了。

晚上又回到哈利酒吧，老板用香槟加樱桃白兰地调成的美酒款待我们。哈利悄悄告诉我们：“一定要用烂的樱桃白兰地来调，味道才对。”我们手上这杯就是。

在此之前，我跟这位老板只在猎场上见过面。这会儿他身穿绿背心、白外套，感觉有点陌生。

威尼斯，八月二十二日——乘贡多拉到圣洛可（San Rocco）教堂，丁托列多的《耶稣受难像》（Crucifuxion）让我震慑不已，我已经忘了这幅画。有列宁签名的旧访客名录收走了。在丽都岛时，微风扬起；海水荡漾、沁凉，不见任何杂物。

我们乘车到马康坦塔（Malcontenta）喝茶，它位于一条跨越泻湖的新公路旁，泻湖则挨在铁路边。虽然每本介绍帕拉迪奥的书都会提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兰兹伯格在九年前发现这里的时候，它简直是一栋废墟，没窗、没门，只是个储藏农产品的仓库。兰兹伯格把它改造成一处宜人的住所。大厅和客房的比例之完美，宛如一首数学韵诗。换作别人，一定会把它漆得金碧辉煌，然后堆满所谓的意大利家具和古董商垃圾。可是兰兹伯格却只用了当地生产的普通木材加以装潢。整栋建筑除了蜡烛之外，没有一样是“有历史”的，而之所以用蜡烛，纯粹是因为没电使然。

在外观上，有人对房子侧面的设计有意见，也有人喜欢批评它的背面。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无可挑剔的。它代表了一种典范，一个标准。你可以分析它——再不可能比它更层次分明的了——却不能质疑它。我和黛安站在门廊下的草地上，看着落日余晖将设计上的每个层次映照得更为澄澈动人。能在这栋代表欧洲人智慧结晶的建筑物前向欧洲道别，真是再完美不过了。黛安说：“人不应该远离文明。”她知道自己站在理字上。我陷入郁闷的情绪。

屋内，蜡烛已经燃亮，利法尔独自舞着。回程路上风雨交加。拨好闹钟，该睡了。

“意大利号”，八月二十六日——身材魁梧、蓄着胡须的船夫，依约在清晨五点来接我。所有的城镇在黎明时分都一样，即使是牛津街，当它空无一人的时候，也有一些美感，此刻的威尼斯显得没那么目不暇给、难以消受。给我一个罗斯金当年初眼乍见、没有任何铁路的威尼斯；要不就给我一艘快艇和举世的财富。真人博物馆实在可怕，例如荷兰外海那些依然穿着传统服饰的岛屿。

这艘船自的港（Trieste）启航之际，首次出现在《旧约》中的景象仿佛又重演了。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正要往赴巴勒斯坦。这厢是一位年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他那正宗的鬈发和小圆礼帽，是他每个年满八岁以上的门徒的标准打扮；另一边，是一群穿着光鲜海滩服的孩子，借着歌声来压抑他们的情绪。群众挤在船下目送他们离去。随着船只缓缓开动，大伙暂时忘却了失踪的行李或被别人占去的位子。拉比跟扈从的长老们突然无力而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孩子们唱着庄严的圣歌，以凯旋般的节奏反复高诵着耶路撒冷。岸上的群众也跟着唱和，一路随送到码头尽端，然后站在那儿直到船只消失在地平线上。这时，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侍从长拉尔夫·斯托克利也赶抵码头，却发现船已经开了。他气急败坏的表情和赶搭快艇自后追赶的插曲，化解了紧绷的气氛。

一阵北风在碧蓝的海面泛起白色浪花，也让船舱下那些精力充沛的犹太人安静了下来。昨天我们驶过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那熟悉的海岸看似荒芜、没有人烟，但在晚霞的映照下却显得秀丽无比。我们从希腊的西南角转向东行，经过卡拉马塔（Kalamata）海湾，来到马塔潘岬（Cape Matapan），上次我看到这座海岬，是从塔泰图斯（Taygetus）山往下眺望，在远方海水的衬托下，宛如地图上的一角。此刻，岸上向阳面的岩石映着夺目的金光，阴影面则似罩着雾般的蓝纱。夕阳西沉，希腊的轮廓逐渐模糊，欧洲南端的灯塔开始闪烁。绕过这个海角，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海湾，这里是万家灯火的吉海恩（Gytheion）。

《前往阿姆河之乡》书评（詹宏志 文）

《前往阿姆河之乡》一书，是英年早逝的文学天才罗伯特·拜伦留给世人无限怀念的旅行文学经典，他所代表的这一脉旅行文学传统，走在远远的前方的，是写《日升之处》的亚历山大·金雷克，而接踵在不远的后方的，则是另一位短命才子，写《歌之版图》的布鲁斯·查特文。

不，我说得不完全对，我也许应该修正一下，罗伯特·拜伦所继承的不是一个旅行文学传统，而是“一个半”的传统，另外半个应该是写《威尼斯之石》的约翰·罗斯金，罗伯特·拜伦在他身上取得的养分也不少。另外我也应该修正补充一下他的传承，不仅在写作风格上，布鲁斯·查特文接了他的班，杰作《穷山恶水美国梦》的作者乔纳森·雷班也是受他影响至深的旅行文学家。

要了解上述这两段话，也许我们应该先从亚历山大·金雷克说起。

当我试图编选两百年间的“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系列图书时，内心其实怀藏并试图体会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主轴，一个是旅行“行动”的线索，一个则是文学“书写”的线索。

当我们在这里说“旅行文学”时，其实对应的是所谓的“旅行叙述”（travelnarrative），一种比纯文学更宽松的文学定义或者文学视野。这当中有的旅行叙述因“行动”而伟大，无关乎严格意义下的文学艺术成就。譬如理查德·伯顿的几本旅行著述，虽然也写得文采飞扬，笔力万钧，读来令人不忍释卷，但衡诸文学规格，总觉得还只是深入蛮荒，采风猎奇，未入真正的艺术殿堂。但伯顿的冒险行动在旅行史上惊天动地，昔日洛阳纸贵的著作至今也还传诵不休，任何人要谈“旅行叙述”，怎么能够略过而不提他？

然而有另外一些旅行叙述，却因为独特的叙述与思考而使“行动”不朽；单从叙述者的行动来看，并不一定是突破性或里程碑式的旅行，我在《日升之处》的序论里就曾说，金雷克等人的作品“他们的旅行不再强调体能与意志力，也不再强调旅行路线的稀有与艰难程度，相反，他们追求了解异文化的协调能力，更追求自我反省的观照能力”。也就是说，另一个旅行文学的传承，是从“书写”出发的，因书写而彰显了某一场旅行的意趣。

从金雷克始，不再把旅行者所见闻的当作全知全能的观点，也不把自己所见当作观察客体的*真实，相反，他对旅行者的局限十分自觉。他固然也描绘客体（描写内在自己的也不少），却从不把自己当作观察客体的权威，而把它视为与观察者自身互动的起点遭遇。金雷克的《日升之处》就是开启了这样的创作自觉的开风气之先作品，从此旅行文学才重新还给文学家所有，不再限于身上有十八处野人攻击伤痕的冒险英雄。

没有人能知道异世界的全部，每个人出发旅行时都带了一双“家乡之眼”，你是通过“对照”才使客体有了意义（该崇敬？该嫌恶？该嘲笑？还是该赞叹？），意义是与主体的既有经验相连结的。但新的经验（旅行之中与旅行之后），又在旅行者身上产生变化作用，一场旅行变成一场通过仪式，甚至是一场疗程，旅行者所发现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这也许已经是旅行文学里的老生常谈了，但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文类，算算起点，也不过才一百五十年。

我们前面不是说罗伯特·拜伦是一位短命的天才？他出版他的旅行文学经典《前往阿姆河之乡》时才三十二岁，但这已经是他的后一部著作了；而他令人惊艳的部旅行文学作品《驿站》（The Station, 1928）出版时，他也才二十二岁，但他那种金雷克式幽默机智的笔调，略带尖酸的刻薄评论，细腻委婉的洞察力，对异土文化的热情，立刻风靡了英国读书界，也为他赢得前途光明的英年俊才的关注眼神。

但，为什么说他也继承约翰·罗斯金所代表的某种书写传统？

在少年之作《驿站》里，罗伯特·拜伦记录的是他与朋友前往希腊圣山阿索斯旅行的历程。圣山阿索斯千年以来是希腊正教僧院的著名聚集地，位于希腊北边向东伸入爱琴海的卡其迪其半岛（Chalcidice）的末端，有大理石山从海平面直耸二千米，从五世纪起就有修道僧院在此建造，后变成了一个历史悠久、隔世独立、不受俗世政治管辖的僧院自治体，有自己的规章、历法（阿索斯山不让女性或雌性动物进入岛上，至今不变，女性观光客只能乘船从海上眺望，阿索斯更规定这些船只不能进入离岸五百米以内的水域；而它到今天还用当年拜占庭时斯采用的朱利安历法，与我们现行的太阳历相差十三天），半岛上共有二十座以上的修道僧院，保存了大量拜占庭时期的艺术文物与文献经典。

罗伯特·拜伦抵达希腊时，是欧洲风云诡谲的一九二五年，次世界大战噩梦刚刚离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形成；但年轻拜伦的锐利隼眼，一下子就看到希腊拜占庭时期的特殊性（欧洲总是把前罗马的希腊古典时期当作是希腊文化的代表，对它后来的发展漠不关心）；他在阿索斯圣山看到各种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思想意义，他也见到各式各样的文物与人物，更在道途中看到各种现代希腊的贫困与窘境。在《驿站》一书中，拜伦和罗斯金对待威尼斯一样，对建筑的样式感到关心，并且细心记录（包括各种手绘的建筑素描，虽然画得没有罗斯金那么好，但也显得才气纵横了）。

从《驿站》开始，罗伯特·拜伦就是金雷克和罗斯金的综合体，他有金雷克的敏锐自觉和幽默尖刻，又有罗斯金的艺术敏感与学术修养，另一位写威尼斯出名的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在评论《前往阿姆河之乡》的时候说：“所有旅行文学中好、博雅、*娱乐性的一部书。”她提到的几个特质就是这两人的优点的集合。

完成《驿站》之后，他并没有以此自限，又跳回去扮演他的“愤青”，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政治评论者，社会上热闹的事他几乎无役不与。在他短暂的生命戛然而止时，与他同遊中亚（也就是不断出现在《前进阿姆河之乡》的那一位）的克里斯多夫·赛克斯在一篇怀念拜伦的文章中，忍不住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他生前问他：“罗勃特，你究竟是一位作家、政治思想家、艺术专家，还是什么东西？”

可能罗伯特·拜伦并不知道自己将英年早逝，他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享受青春的“多元多样”，以及它伴随而来的多彩多姿；或者，他也早有预感？在遍尝各种角色的滋味多年之后，他突然再起游兴，重游中亚，深入伊朗和阿富汗，用了十一个月的艰辛旅程，探索拜占庭时期的回教世界，寻找他们的地景与建筑，细究建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他用速写、素描记下那些建筑物的立面与细部，他的同伴克里斯多佛则用摄影记录了昔日的浮光掠影。拜伦并且潜心写作，精雕细琢了一部既洒脱又含蓄（既浪漫又古典）的成熟著作，也就是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前往阿姆河之乡》。他是有什么时不我予的预感吗？

他为什么在停息多年之后，重新捡起画笔与文笔？真相可能永远无法追问；但这部作品不仅是我们说的“书写派旅行文学”的经典，也是记录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文明（以及众多被后来中亚无数战火所毁的建筑与文物）的重要文献。他重游中亚写下游记的时候，中亚仍旧是旅行者的天堂，路途固然贫困艰难，但西方人还能通行无阻，那正是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当时日依旧美好”（When the going was good）；今天的中亚，烽火连天，仇恨横行，要求一双外来的清澈明亮的观察之眼，已经不可得了。

目录

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威尼斯，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在此做一头快乐的懒猪：比起两年前住在久戴卡岛那家小旅馆的经验，这次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改变。早上我们去了丽都岛，从快艇上望去，总督府（Doge’s Palace）远比坐在贡多拉中欣赏美丽多了。在这么平静无波的日子里下水，肯定会是全欧洲糟糕的体验：水热得像岩浆，一个不小心烟蒂就会流进嘴里，更别提成群结队的水母了。

利法尔来晚餐。伯蒂说，所有的鲸鱼都有梅毒。

威尼斯，八月二十一日——仔细参观了两座宫殿，一是以提耶波洛的壁画《埃及艳后的盛宴》闻名的拉比雅纳（Labiena）宫，一是布满围幔和皇室照片、如迷宫般叫人喘不过气的帕帕多波里（Pappadopoli）宫。我们在哈利酒吧暂时逃离文化的重压。结果引起一阵骚动，听到不太友善的招呼声：英国佬来了。

晚上又回到哈利酒吧，老板用香槟加樱桃白兰地调成的美酒款待我们。哈利悄悄告诉我们：“一定要用烂的樱桃白兰地来调，味道才对。”我们手上这杯就是。

在此之前，我跟这位老板只在猎场上见过面。这会儿他身穿绿背心、白外套，感觉有点陌生。

威尼斯，八月二十二日——乘贡多拉到圣洛可（San Rocco）教堂，丁托列多的《耶稣受难像》（Crucifuxion）让我震慑不已，我已经忘了这幅画。有列宁签名的旧访客名录收走了。在丽都岛时，微风扬起；海水荡漾、沁凉，不见任何杂物。

我们乘车到马康坦塔（Malcontenta）喝茶，它位于一条跨越泻湖的新公路旁，泻湖则挨在铁路边。虽然每本介绍帕拉迪奥的书都会提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兰兹伯格在九年前发现这里的时候，它简直是一栋废墟，没窗、没门，只是个储藏农产品的仓库。兰兹伯格把它改造成一处宜人的住所。大厅和客房的比例之完美，宛如一首数学韵诗。换作别人，一定会把它漆得金碧辉煌，然后堆满所谓的意大利家具和古董商垃圾。可是兰兹伯格却只用了当地生产的普通木材加以装潢。整栋建筑除了蜡烛之外，没有一样是“有历史”的，而之所以用蜡烛，纯粹是因为没电使然。

在外观上，有人对房子侧面的设计有意见，也有人喜欢批评它的背面。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无可挑剔的。它代表了一种典范，一个标准。你可以分析它——再不可能比它更层次分明的了——却不能质疑它。我和黛安站在门廊下的草地上，看着落日余晖将设计上的每个层次映照得更为澄澈动人。能在这栋代表欧洲人智慧结晶的建筑物前向欧洲道别，真是再完美不过了。黛安说：“人不应该远离文明。”她知道自己站在理字上。我陷入郁闷的情绪。

屋内，蜡烛已经燃亮，利法尔独自舞着。回程路上风雨交加。拨好闹钟，该睡了。

“意大利号”，八月二十六日——身材魁梧、蓄着胡须的船夫，依约在清晨五点来接我。所有的城镇在黎明时分都一样，即使是牛津街，当它空无一人的时候，也有一些美感，此刻的威尼斯显得没那么目不暇给、难以消受。给我一个罗斯金当年初眼乍见、没有任何铁路的威尼斯；要不就给我一艘快艇和举世的财富。真人博物馆实在可怕，例如荷兰外海那些依然穿着传统服饰的岛屿。

这艘船自的港（Trieste）启航之际，首次出现在《旧约》中的景象仿佛又重演了。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正要往赴巴勒斯坦。这厢是一位年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他那正宗的鬈发和小圆礼帽，是他每个年满八岁以上的门徒的标准打扮；另一边，是一群穿着光鲜海滩服的孩子，借着歌声来压抑他们的情绪。群众挤在船下目送他们离去。随着船只缓缓开动，大伙暂时忘却了失踪的行李或被别人占去的位子。拉比跟扈从的长老们突然无力而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孩子们唱着庄严的圣歌，以凯旋般的节奏反复高诵着耶路撒冷。岸上的群众也跟着唱和，一路随送到码头尽端，然后站在那儿直到船只消失在地平线上。这时，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侍从长拉尔夫·斯托克利也赶抵码头，却发现船已经开了。他气急败坏的表情和赶搭快艇自后追赶的插曲，化解了紧绷的气氛。

一阵北风在碧蓝的海面泛起白色浪花，也让船舱下那些精力充沛的犹太人安静了下来。昨天我们驶过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那熟悉的海岸看似荒芜、没有人烟，但在晚霞的映照下却显得秀丽无比。我们从希腊的西南角转向东行，经过卡拉马塔（Kalamata）海湾，来到马塔潘岬（Cape Matapan），上次我看到这座海岬，是从塔泰图斯（Taygetus）山往下眺望，在远方海水的衬托下，宛如地图上的一角。此刻，岸上向阳面的岩石映着夺目的金光，阴影面则似罩着雾般的蓝纱。夕阳西沉，希腊的轮廓逐渐模糊，欧洲南端的灯塔开始闪烁。绕过这个海角，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海湾，这里是万家灯火的吉海恩（Gytheion）。

《前往阿姆河之乡》书评（詹宏志 文）

《前往阿姆河之乡》一书，是英年早逝的文学天才罗伯特·拜伦留给世人无限怀念的旅行文学经典，他所代表的这一脉旅行文学传统，走在远远的前方的，是写《日升之处》的亚历山大·金雷克，而接踵在不远的后方的，则是另一位短命才子，写《歌之版图》的布鲁斯·查特文。

不，我说得不完全对，我也许应该修正一下，罗伯特·拜伦所继承的不是一个旅行文学传统，而是“一个半”的传统，另外半个应该是写《威尼斯之石》的约翰·罗斯金，罗伯特·拜伦在他身上取得的养分也不少。另外我也应该修正补充一下他的传承，不仅在写作风格上，布鲁斯·查特文接了他的班，杰作《穷山恶水美国梦》的作者乔纳森·雷班也是受他影响至深的旅行文学家。

要了解上述这两段话，也许我们应该先从亚历山大·金雷克说起。

当我试图编选两百年间的“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系列图书时，内心其实怀藏并试图体会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主轴，一个是旅行“行动”的线索，一个则是文学“书写”的线索。

当我们在这里说“旅行文学”时，其实对应的是所谓的“旅行叙述”（travelnarrative），一种比纯文学更宽松的文学定义或者文学视野。这当中有的旅行叙述因“行动”而伟大，无关乎严格意义下的文学艺术成就。譬如理查德·伯顿的几本旅行著述，虽然也写得文采飞扬，笔力万钧，读来令人不忍释卷，但衡诸文学规格，总觉得还只是深入蛮荒，采风猎奇，未入真正的艺术殿堂。但伯顿的冒险行动在旅行史上惊天动地，昔日洛阳纸贵的著作至今也还传诵不休，任何人要谈“旅行叙述”，怎么能够略过而不提他？

然而有另外一些旅行叙述，却因为独特的叙述与思考而使“行动”不朽；单从叙述者的行动来看，并不一定是突破性或里程碑式的旅行，我在《日升之处》的序论里就曾说，金雷克等人的作品“他们的旅行不再强调体能与意志力，也不再强调旅行路线的稀有与艰难程度，相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