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扶贫战略探究(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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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念、理论、战略、模式因何而来，又如何演化，未
来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现代化理念、理论、
战略如何互动？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如何来的，又是
如何逐步纾解的？现代化的概念与标准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时间表？现代化与“三农”问题如何勾连，现代化视域
下如何积极推进农民流动与城市化？本书带着这些问题，系统地研究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全面探讨了现代化理念、思潮、理论、
战略、政策取向、指标体系的演进过程，重点探讨了小康理论及其指标体系，
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历史与现实，既系统地回顾与反思历史，又在
深入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结合现实，前瞻未来。
广义的现代化进程（以全球化与人的现代化为起点）始于14～16世纪的
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约1500年前后），狭义的现代化进程（以工业化为
起点）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对新社会的各种
构想）伴随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而渐次形成，狭义的
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自觉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
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狭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各种经典现代化理论（以从农业
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次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修
正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的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后现代
化理论（以预测或构想现代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形态为对象的文明理论）、第二
次现代化理论（以研究现代文明转型或升级为对象的现代化理论，包括生态
现代化理论、反射现代化理论、继续现代化理论等）、综合现代化理论（两次
现代化综合理论）等。深刻影响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是苏联式经典社会主义
现代化理论，中国对这一理论进行过批判和修改，试图探索出中国自己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还没有超越苏联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
路与总体框架。改革开放以来则逐渐打破这一理论的各种禁锢，在实践中艰
难探索新路，渐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从次现代化
理论发展到综合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核心理念的转变主要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又是实践内在推动的结
果，同时也受到特定的国际环境的影响。现代化核心理念转变对中国现代化
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一直随着国情与国内外形势的变
化而变化，先后历经九次演变：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战略、以
“一化三改”为中心的“苏联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借鉴苏联、统
筹兼顾”战略、“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战略、“农工商并举”的“大调整”
战略、“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战略、“小康”战略、“全面小康”战
略、“科学发展”战略。从演变趋势看，从学习与模仿向超越与创新转变。新
中国现代化战略演变几经波折，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今后的现代
化战略设计与选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11个五年规划的历史发展看，在发展理念与模式规划方面，“一五”
计划到“五五”计划主要为苏联式发展；“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则强调
中国式发展；“十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则提升为科学发展。在发展取向
与战略规划方面，“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重点是实施工业化战略；“六
五”计划到“九五”计划重点则是实施市场化战略；“十五”计划到“十一
五”规划则转向完善市场化，推进城镇化。在规划方法与指标设置方面，“一
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主要为学习苏联的计划方法，先目标后方案，量化
指标过多过细；“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则从国情国力出发，注重规划发
展战略与方针政策，不再列举很多数字。“十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则进
一步突出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提高社会参与度。“十五”计划到“十一
五”规划确立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发展取向与战略、规划方法与指标设置将
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发挥作用。
对苏联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公
有化、非市场化与工业化三个方面。其中，在公有化方面，主要批判苏联公
有化的方式、急于公有化的方法与单一公有制的形式；在非市场化方面，主
要批判苏联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在工业化方面，主要批判
苏联的工业化方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与实践。批判的基调是适
度肯定苏联经验，但反对迷信苏联经验，认为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一些
错误与偏差，用到中国来要谨慎。同时，本人也试图突破苏联框框，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批判对中国超越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四化”理论从形成到蜕变历经近40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发期
（1949～1954）、形成期（1955～1963）、完善期（1964～1978）与蜕变期
（1979～1990）。“四化”理论的形成，顺应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古代
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满足了我国迫切要求富国强兵、摆脱落后挨打
局面的心愿，其政策实践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但
是，“四化”理论的蜕变也不是偶然的，这与理论本身的成长环境与内在缺陷
是密切相关的。“四化”理论在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手段方面，都在不
同程度上偏离了中国的发展实际。
为了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贫困与发展问题，应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
挑战，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
发展理念，根据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在接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性方案
合理性的前提下，从六个方面进行了中国现代性方案的新构想。其中，在现
代性目标方面，由“大同”到“小康”；在现代性主题方面，由“革命”到
“发展”；在现代性模式方面，由“模仿”到“创新”；在经济现代性方面，由
“计划”到“市场”；在政治现代性方面，由“专政”到“民主”；在现代性与
全球化关系方面，由“封闭”到“开放”。邓小平的中国现代性重构，是马克
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小康”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
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提出，经历了六个
发展阶段，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之际完全成熟。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阐发小康社会建设理论时，既保留了“小康论”的本质
属性，也凸显了“小康论”与时俱进的动态特征。在“小康”建设的社会主
义性、阶段性与务实性、中国特色性、现代性、改革开放性方面具有共同点，
但在内涵、目标与总体布局、阶段、手段等方面，也有差异。由“大同论”
向“小康论”转型，有其深刻的现实、历史、理论与文化的根源。“小康论”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社会化大生产与工业市场文明为目
标诉求，在强调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下，显示出对个人利益的认可、宽容与疏
导，强调“法治”、“市场”、“共富”与“民主”，注重循序渐进而不急于求
成。“小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
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历经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形成期）、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发展期）及其修订完善三个阶段，顺应了小康社会建设
的现实需要。总体看来它有如下特点：，有监测、评价、预警与辅助决
策功能；第二，研制主体包括政府、科研单位以及学者个人等；第三，监测
范围覆盖全国；第四，指标类型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
第五，以客观指标为主；第六，适用于1990～2020年；第七，依循“小康水
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路径；第八，属于现代化阶段性发展指
标体系。基于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发展阶段性、实施时效性、研制主体的多
样性、监测对象的变动性与差异性，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还需要继续发展完善。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经历了从沿海开
放、全国开放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开放的含义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国
际双向的、多边互动的。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联动关系看，改革与开放是一
体两面、相互包容、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从封闭走向开放有四大根源：
全球化根源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理论根源是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根源是吸取闭关锁国的深刻教训；现实根源是开
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加速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非所有的城市化都是现代化，现
代化意义的城市化其实是大城市化，而非小城镇化。小城镇化，只是城市化
初期的一种现象，大城市化既是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成为城
市化路径的一种政策选择。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未必要完全遵循由小城镇化
到大城市化的城市化路径，完全可以利用发达的科技与先进的城市规划、城
市治理理念，去积极推进大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人口密集或人口众
多的国家里更应如此，这样既能够节约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又能
够更可控地保护环境。我国长期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
市场化与城市化不相配，长期抑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虽然得到鼓励发展，
但不过是乡村的延伸。而今，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三者真正融合的大城
市化时机业已到来，启动大城市化进程应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抉择与现实选
择。为了适应大城市化的需要，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须更新，否则大城市
化的副作用也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能源密集型的，注重速度、
产量与产业大全，而忽视或轻视质量、效益与资源环境问题。这种模式在改
革开放以后有所调整，但资源过度损耗与生态效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态与环境形势越
来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了日程。建设生态文明，不是简单地回到农
业社会以前的原生态文明，也不是回到农业社会的次生态文明，而是建设工
业、市场与生态的和谐共存、共育共进的新生态文明。新生态文明具有文明
的现代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人对生态的合理利用性，
以及对其利用风险的高度警惕性等特点。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以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为基本
诉求的三次国学思潮。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
来，至今方兴未艾。这次国学思潮关于国学含义有较大争议，由此导致“重
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各种流派
的纷争，展现的无疑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
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这次国学思潮处于我国工业化中期与市场化完善
期，因此其人文主义诉求显著。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方
面来看，还是从身份标识、文化认同、国家软实力方面来看，国学的昌盛是
必要的，但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发展的、自主创新的态度来
对待它。
农民流动是中国现代化之必然与必需。农民的流动化、非农化与市民化
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当代中国农民流动有三大趋向：一是农村
产业结构内部的流动，表现为从小农业（耕作业）向大农业（耕作业之外的
其他农业部门）的流动、从农业向农村工业与服务业的流动；二是从农村向
城市的流动；三是从公有制经济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