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字集证（增订本）

本书分六章，对每条资料皆列出其出土、著录、器形、铭文、纹饰、行款等情况，对其文字、时代、史料价值多有详细考释。其中收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后新著录的铜器铭文53件，囊括诸家考释观点，并加按语，提出新解；收袁仲一《秦代陶文》出版后刊布或即将刊布的陶文资料288条；收传世及新著录的官、私、成语印及封泥784枚；收磬铭资料26条，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藏拓本；收图版253页，按铜器、磬铭、石鼓文十鼓斋本、玺印、陶文、杂器、清初石鼓文碑的顺序排列。

本书分六章，对每条资料皆列出其出土、著录、器形、铭文、纹饰、行款等情况，对其文字、时代、史料价值多有详细考释。其中收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后新著录的铜器铭文53件，囊括诸家考释观点，并加按语，提出新解；收袁仲一《秦代陶文》出版后刊布或即将刊布的陶文资料288条；收传世及新著录的官、私、成语印及封泥784枚；收磬铭资料26条，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藏拓本；收图版253页，按铜器、磬铭、石鼓文十鼓斋本、玺印、陶文、杂器、清初石鼓文碑的顺序排列。

王辉，1943年生，陕西高陵人。1967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8年考取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随徐中舒先生学习汉语古代文字。1981年至今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曾参加考古发掘，长期参与编辑《考古与文物》。研究重点为周秦文字及古文字通假字整理。著作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通论》《古文字通假字典》《视月集——王辉文存三》等16种。

序一  李學勤

序二  韓偉

凡例

章 新著録銅器銘文編年集釋

（一）上海新獲秦公鼎三、四（約襄公時，前771—前766年；也有可能作於文公早年）

（二）上海新獲秦公簋一、二（約襄公時，前771—前766年；也有可能作於文公早年）

（三）上海新獲秦公鼎一、二及禮縣繳獲秦公鼎、簋（約文公後期，前716年之前一二十年内）

（四）秦公壺（約文公晚期，前716年之前一二十年内）

（五）故宫博物院藏秦子戈（前出子，前703—前698年）

（六）西安繳獲秦子戈（春秋早期，前出子，前703—前698年）

（七）公字戈（約春秋早期）

（八）仲滋鼎（約春秋中期）

（九）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孝公十九年，前343年）

（十）王四年相邦張儀戟（惠文王後元四年，前321年）

（十一）二年上郡守戈（昭襄王二年，前305年）

（十二）六年漢中守戈（昭襄王六年，前301年）

（十三）□□年上郡守戈（約與十二年上郡守壽戈同時，前295年左右）

（十四）十三年上郡守壽戈（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十五）高陵君鼎（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

（十六）十五年上郡守壽戈（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

（十七）二十年相邦冉戈（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

（十八）二十七年上郡守趞戈（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

（十九）二十九年奩（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

（二十）三十四年工師文罍（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

（二十一）三十四年蜀守戈（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年）

（二十二）四十年上郡守起戈（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

（二十三）五十年詔事戈（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

（二十四）二年寺工壺（莊襄王二年，前248年）

（二十五）五年相邦吕不韋戈（秦王政五年，前242年）

（二十六）八年丞甬戈（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二十七）九年相邦吕不韋戟（秦王政九年，前238年）

（二十八）二十二年臨汾守戈（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

（二十九）二十四年丞□戈（約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

（三十）新郪虎符（戰國末至秦統一之前）

（三十一）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三十二）左樂兩詔鈞權（始皇二十六年，即前221年之後）

（三十三）始皇二十六年殘詔版（始皇二十六年之後）

（三十四）蜀西工戈（約始皇時，前246—210年）

（三十五）兩詔斤權一（二世元年，即前209年後）

（三十六）兩詔斤權二（二世元年，即前209年後）

（三十七）二世元年詔版（二世元年，前209年）

（三十八）咸陽鼎（約戰國晚期至秦代）

（三十九）雕陰鼎（戰國晚期至秦代）

（四十）工字形零件（約秦代）

（四十一）銅條（約秦代）

（四十二）漆垣戈（約戰國晚期）

（四十三）秦陵二號銅車馬左服馬後左蹄刻文（約始皇晚年，即前210年之前數年内）

（四十四）萯陽鼎（約秦漢之際）

（四十五）旬陽壺（秦漢之際）

（四十六）卮蓋紐刻文（約秦漢之際）

第二章 秦公大墓石磬殘銘考釋

第三章 論石鼓文的時代

第四章 秦印通論

節 官印（上）

第二節 官印（中）

第三節 官印（下）

第四節 私印

第五節 成語印

第五章 新出陶文考釋

（一）清澗李家崖出土陶文

（二）周原發現秦陶印文

（三）鳳翔南指揮秦墓出土陶文

（四）秦東陵號陵園出土陶文

（五）秦東陵第二號陵園出土陶文

（六）秦東陵採集器陶文

（七）臨潼劉莊戰國秦墓出土陶文

（八）臨潼縣城東側秦墓出土磚文

（九）秦芷陽陶窯出土陶文

（十）咸陽塔兒坡秦墓出土陶文

（十一）臨潼劉寨村秦遺址出土陶文

（十二）丹鳳縣秦商邑遺址出土瓦當文字

（十三）黄龍採集陶罐文字

（十四）郿縣白家遺址出土秦陶文

第六章雜器文字考釋

（一）秦公一號大墓漆筒墨書（約景公四十年，前537年）

（二）雲夢七號墓槨室門楣題字（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

（三）晏南石板刻文（約二世時，前209—前207年）

（四）秦陵車馬坑木車馬金銀泡文字（約二世時，前209—前207年）

（五）木車馬銀環文字（約二世時，前209—前207年）

（六）秦俑二號坑馬飾文字（約二世時，前209—前207年）

（七）明瓊（約秦代，前221—前206年）

（八）秦安上袁家墓玉璜刻文（約秦漢之際）

附録 耀縣文廟清初石鼓文碑考略

參考書目

圖版目録

圖版

後記

增訂本跋

本书分六章，对每条资料皆列出其出土、著录、器形、铭文、纹饰、行款等情况，对其文字、时代、史料价值多有详细考释。其中收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后新著录的铜器铭文53件，囊括诸家考释观点，并加按语，提出新解；收袁仲一《秦代陶文》出版后刊布或即将刊布的陶文资料288条；收传世及新著录的官、私、成语印及封泥784枚；收磬铭资料26条，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藏拓本；收图版253页，按铜器、磬铭、石鼓文十鼓斋本、玺印、陶文、杂器、清初石鼓文碑的顺序排列。

王辉，1943年生，陕西高陵人。1967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8年考取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随徐中舒先生学习汉语古代文字。1981年至今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曾参加考古发掘，长期参与编辑《考古与文物》。研究重点为周秦文字及古文字通假字整理。著作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通论》《古文字通假字典》《视月集——王辉文存三》等16种。

序　一

王輝先生精研古文字學多年，尤注重於秦文字的搜集和探討。他在 80 年代後期編纂的《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業已風行海内外，爲研究秦文字的學者所必備。現在他又著成《秦文字集證》，不僅於前書多有補充，更將收録範圍擴展到金文以外，創意殊豐，是對秦文字以至秦文化研究的又一新貢獻。

秦文字自西周文字演進而來，爲漢以下文字所由出，在漢字發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文字的研究，是作爲中國古文字學分支的戰國文字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當然秦文字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兩周之際，研究春秋時期文字也不能忽視秦文字的特點。

首倡對東周即春秋戰國文字作分地域的考察研究的，是王國維先生。王先生的名文《史籀篇疏證序》説：“《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把戰國文字區分爲西土之秦、東土六國兩系，實爲鑿破混沌的不刊之論。唐蘭先生繼承其説，在《古文字學導論》中以“秦系文字”與“六國系文字”並列。其《中國文字學》，就六國系文字還有較詳的論述。

王國維先生的論點，實際是對許慎《説文解字敘》所説作出闡發。許氏言及戰國時“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他講了七國文字異形，秦代以秦文字加以統一，但當時文字究竟怎樣歧異，卻非《説文》所能説明。王國維先生多見戰國文字的實物材料，明確劃分開西土、東土兩系文字，影響至爲深遠。

50 年代以後，戰國文字研究逐漸興盛。大家看到六國系文字中間尚有差異，又按地域國别進一步劃分爲幾系。這只是王國維先生西土、東土兩系學説的延續發展，秦文字和六國文字兩者，仍然是更根本的區别。

也有學者不同意王先生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先秦史》承認“文字改易之劇，增加之多，蓋皆在東周之世”，然而他認爲許慎講的“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是“附會失實”，説：“音讀本有楚、夏之殊，何待七國之世？所謂文字異形者，其理亦與孔子謂時人不肯闕文同，一由增造者之多，一亦由舊字形音義漸變，又或此用本文，彼行借字，遂覺其不相合。至於舊有習熟之文，彼此必無同異。”他的《中國文字變遷考》又説：“其所謂異聲者，亦不過如今日方言之殊；所謂異形者，亦不過如今日以閩、粵、蘇白著書，間有異於官話之字耳。”“數種文字，仍系一種文字。秦人所用文字與六藝等文字，仍系一貫相承。”吕思勉先生説法的問題是什麼叫作“一種文字”，如果説“一種文字”是指“漢字”，那麼從許慎到王國維、唐蘭等先生，誰也没有講過秦文字或六國文字不屬於這“一種文字”。可是只要仔細觀察，秦文字與六國文字“異形”仍是不争的事實。秦文字同六國文字，以及六國文字間各系的差别，也絶非“間有異於官話之字”所能相比。

王國維先生的學説是從古文字文物的實際出發的。中國古文字學一開始便與文物考古研究密不可分，所以王先生論述戰國文字，始終貫徹他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以文獻和文物考古材料互相印證。其後有關諸家，也都遵循著這樣的傳統。離開考古成果，就難於研究戰國文字，更談不上論説當時文字的特點了。

王輝先生出於四川大學徐中舒先生門下，而徐先生是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親炙弟子。他這部《秦文字集證》，和幾年前的《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一樣，是對王國維先生以來傳統的繼承發揚，這是我要特别指出的。至於書中材料的宏富，論述的精當，讀者自有公斷，用不著我在這裡多説。

李學勤

1998 年 3 月 18 日

序　二

秦人起源於東方，其後西遷。西周末年，莊公被周宣王封爲“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今甘肅禮縣）。春秋初，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邑，得以“賞宅受國”，列爲諸侯。文公四年（前 762 年），秦遷都於汧渭之會。此後五百五十餘年間，秦人一直在陝西建都，並以此爲根據地而統一了全國。因爲這個緣故，秦人在陝西留下了極爲豐富的遺跡遺物，如鳳翔的雍城遺址、十五座秦公陵園；咸陽的宫殿遺址；臨潼的秦東陵、始皇陵遺址等。同時，陝西出土的秦文字資料，歷代都居全國之冠。隋開皇間，長安出土秦兩詔權，顔之推據以考史；唐時，天興縣（今鳳翔）南三畤原出土石鼓文，韋應物、杜甫、韓愈詠歌讚歎；1986 年，鳳翔南指揮村秦公一號大墓發掘並出土有銘編磬，轟動海内外；近年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大宗秦封泥，也爲世人所矚目。多年以來，陝西幾代考古、歷史、古文字學者，或在發掘現場櫛風沐雨，辛勤勞作，或在室内析疑辨字，探幽抉微，爲秦文化的研究奉獻了自己的青春與熱忱。應該説，陝西學者研究秦人歷史與文化，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王輝、程學華兩位先生近著《秦文字集證》，就是這種研究工作的一項重要成果。

王輝先生曾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徐中舒教授，文獻功底深厚，又多年參與《考古與文物》的編輯，對周秦考古、文字資料及其研究狀況相當熟悉。他從 1984 年以來，一直潛心於秦文字的研究，成績斐然。他對秦銅器、編磬銘文的考釋，對石鼓文、秦封泥年代的推斷，已爲學術界所熟知。程學華先生四十多年來參與秦始皇陵兵馬俑以及秦東陵的鑽探發掘，著名的銅車馬即由其親手清理，故對秦考古資料、掌故如數家珍。此書由他們撰寫，應是合適的人選。

此書有三個特點：

一是注意考古、文獻、古文字三者的緊密結合。如考釋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引曾侯乙墓、秦俑三號坑出土殳及《詩經》《周禮》《左傳》《淮南子》討論殳的形制、用途；又進而論及秦之爵制、秦書八體的殳書。又如據磬銘“天子匽喜龔 是嗣”“隹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和同墓出土帶蓋陶豆的器形，考證秦公一號大墓的墓主爲秦景公。事實證明，這是秦文化研究深入的必由之路。

二是儘量全面地利用資料，作綜合研究。歷年來秦文字資料時有發現，學者多有個别研究。本書一改零敲碎打的習慣，對已有資料作通盤考察。如《秦印通論》一章列舉 784 枚公、私、成語印，詳加考釋，就能總結出秦官制、地理、意識形態及文字的特點，所得結論也易爲讀者所接受。

三是多有獨到見解。學術研究既要善於利用前人已有成果，更貴在創新，此書在這方面有許多努力。荆州博物館藏漢中守戈，原展牌説明爲“秦始皇二十六年戈”，此書據其中長胡三穿及文字，考定爲昭襄王六年物。傳世“章廄將馬”印，“章”字前輩學者或釋“龍”，此書則考定爲章臺宫之省稱。當然，對有些問題，學者間見仁見智，看法不同是正常的事，書中的個别説法，也未必能成定論，但作者的創新精神則是可取的。

我曾長期主持秦雍城考古工地，也對秦歷史文化作過一些研究，所以一直留意這方面工作的進展。此書稿成，王輝先生索序，因將一些看法寫出，樂爲之序。

韓 偉

1998 年 3 月 15 日於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凡　例

一、本書收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出版後新著録的銅器銘文，多數已公開發表。其中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雕陰鼎、禮縣公安局繳獲二鼎一簋未刊佈；五十年詔事鼎、八年丞甬戈、二十四年丞□戈等流在香港坊肆，僅據張光裕、吴振武摹本。還有幾件器物，《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圖版不清晰，據《殷周金文集成》重出。本書共收銅器銘文 53 件，截止於1997 年初。

二、本書收袁仲一《秦代陶文》出版後刊佈或即將刊佈的陶文資料 288 條，截止於 1998年初。

三、本書收傳世及新著録的官、私、成語印及封泥 784 枚。封泥是璽印的使用形式，屬同一類，故統一編排。封泥收北京路東之夢齋已刊者、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已刊者，截止於 1998 年 3 月。個别璽印資料爲著者所見拓本，未刊佈。

四、磬銘資料 26 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隊藏拓本。

五、雜器中的秦陵木車馬金銀泡文字放大照片爲程學華自藏，未刊佈。

六、耀縣文廟清初石鼓文碑照片爲張燕所藏，此非秦文字而與秦文字有關，故作爲附録。

七、本書正文分六章，對每條資料皆列出其出土、著録、器形、銘文、紋飾、行款等情況。對其文字、時代、史料價值多有詳細考釋。

八、書末附《參考書目》，依著者姓氏筆劃排列。正文除第二、三章外，皆不加注。

九、圖版共 253 頁，按銅器、磬銘、石鼓文十鼓齋本、璽印、陶文、雜器、清初石鼓文碑的順序排列，璽印、陶文又分别編號，用阿拉伯數字標明。圖版有《圖版目録》，次序與正文同。爲便於讀者查對，正文每條下標示“本書圖版 X”。因正文中每器銘文已有釋文，故圖版下不重出。

十、釋文缺字用□，缺字較多而不知其數目者用 ，殘文以意補足者加〔 〕號，通假字加（ ）號。

十一、録文加標點符號，但文末不加。

十二、計量單位採用國家公佈的標準公制。

後 記

本書初稿作於 1995 年，當時的想法是收録拙著《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及袁仲一先生《秦代陶文》出版之後新出土的銅器銘文、陶文、金銀泡文字並加考釋，具有二書補編的性質。後來考慮到秦景公大墓石磬殘銘初以論文的形式刊發，很多學者不瞭解，而資料又很重要；石鼓文雖傳世千餘年，但其時代無有定論，耀縣文廟石鼓文清初碑刻又鮮爲人知；加之在寫作過程中，適逢西安北郊有大宗秦封泥出土，在文物考古界引起轟動，遂又增加三章及一則附録，定名爲《秦文字集證》。“集證”者，彙集秦出土文字資料而以古文獻、考古資料證之，發掘其史學意藴也。昔王静安先生倡“史學二重證”，近時亦有前輩學者倡“史學多重證”，余雖不敏，然心嚮往之，此書之作，竊願附於斯義。

除石鼓文及部分璽印、雜器外，本書收集資料上起 1985 年，下限截至 1998 年 3 月。西安市文管會所得封泥全部、傅嘉儀所得封泥一部分尚未發表，本書未能收集，很是遺憾。這批封泥有學者斷爲漢初惠帝即位至文帝二年間物，然證據不足，我已有文討論。秦與漢初文字風格、典章制度一脈相承，不易區别。學者談秦印，特别是秦私印，大多包括戰國晚期秦國及秦漢之際的璽印。本書《秦印通論》一章收秦璽印、封泥 784 枚，考釋文字十餘萬，幾乎可以單獨成一專著，但因以上所説原因，仍有不盡人意之處。

程學華先生提供部分資料，編排圖版，並寫了“金銀泡文字”一小節，其餘考釋文字皆

由我執筆。書中部分内容，曾利用舊作，或以論文的形式刊發，主要有：

1.《秦印探述》，《文博》1990 年 5 期。

2.《周秦器銘考釋（五篇）》，《考古與文物》1991 年 6 期。

3.《由“天子”“嗣王”“公”三種稱謂説到石鼓文的時代》，《中國文字》新二十期，1995 年臺北。

4.《秦公大墓石磬殘銘考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 本 2 分，1996 年臺北。

5.《“ ”字補釋兼論春秋公冠禮》，《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1993 年。

6.《十九年大良造鞅殳鐏考》，《考古與文物》1996 年 5 期。

7.《秦兵三戈考》，《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四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8.《秦文字釋讀訂補（八篇）》，《考古與文物》1997 年 5 期。

9.《新出秦封泥選釋》，《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10.《也談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斷代》，《中國文物報》1998 年 1 月 7 日。

本書之作，多得師友玉成。北京裘錫圭、李先登、陳平、張燕、董珊，上海李朝遠，吉林吴振武，四川伍仕謙，南京施謝捷，湖北何駑、武家璧，河南許雄志，本省郭子直、袁仲一、劉鈺、馬秉岐、孫德潤、馬振智、殷志毅、周曉陸，本所韓偉、吴鎮烽、王占奎、張天恩、焦南峰、楊亞長、張海雲，香港王人聰、張光裕、沈建華，臺灣鍾柏生、陳昭容、林清源等先生或提供資料，或相與討論，助我實多。本所程鋭萍爲畫綫圖、貼圖版，《考古與文物》編輯部張銘惠爲洗照片，也作了不少工作。稿成，李學勤先生、韓偉先生審讀並賜序，鍾柏生先生、季旭昇先生、陳昭容女士、袁國華先生協助出版，藝文印書館諸先生細心校讀，饒宗頤先生爲題寫書名，尤令著者感動。著者僅於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本書從屬草到修改完成，費時近三年，著者雖黽勉從事，但限於條件與學力，仍恐有荒誤之處，切盼識者指正。

王 輝

1998 年 3 月 19 日於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增訂本跋

拙著《秦文字集證》（以下簡稱《集證》）屬稿於 1995—1998 年，初版於 1999 年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此書對拙著《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出版之後出土的秦銅器銘文、袁仲一先生《秦代陶文》出版之後出土的秦陶文加以收集、考釋；我考論秦景公大墓石磬銘文和石鼓文年代的論文發表不久；西安北郊相家巷秦封泥研究熱潮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