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响处是吾乡

后   记

收入本书的22篇文章，都是与敝乡陕北有关的历史文化、民间艺术方面的散文随笔。

这些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很长，早的可以追溯到2003年写下的《贺四与他的“走场说书”》，晚的则是2021年写的《陕北名士王雪樵》，前后历经18年之久。18年，足以把一个后生写成老汉。记得写《贺四与他的“走场说书”》时，还是一个腰胯照相机、满场子逮镜头的愣头青，到写《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时，已经成了一个两鬓飞霜的虬髯客了。

这些文章除了写作的时间长，写作的目的也不一致。有的是为报纸杂志的专栏写的，有的是为学术刊物的论文集成写的，有的则是采访后率性而为的，因而本集中的文字就呈现出内容广、文体杂的特点：说“内容广”，是说这些文章包含了民歌、说书、方言、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话题；说“文体杂”，是由于这些文章受当初写作时的目的限制，文体很不一致，有长篇的采访笔记，有短篇的散文游记，有正经的学术论文，也有不正经的应友人请托写的序跋评论。因而从整体上看，风格不太统一。

2017年冬，北京的出版人康瑞锋先生来访，约了我的一部关于《水浒》的随笔集，但由于种种原因，形格势禁，没有出成。他问我，是否还有别的书稿可以推荐？我说，有一些关于陕北文化的随笔，写好后就在电脑的文件夹里乱放着，不知能不能整理出版？他很好奇，因为康兄老家也是陕北人，对故乡的风物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看了几篇，很感兴趣。这事就算应承下来了。

这些文章当然是地域性的，但里面写到的问题又不局限于一地。比如，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兴起，属于农业时代的民间艺术大多走向衰亡。这是大势所趋，非一时一地独有。像我文中讲到的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秧歌、老腰鼓、劳动号子以及各种风俗小调，都与某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紧密相连，犹皮之于毛。一旦这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消失了，附着在它之上的各种民间艺术必然要消亡，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因此，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和行动。

当然，陕北的民间艺术由于其历史地理的特殊性，区域内人种构成、文化习染的复杂性，呈现出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陕北民歌的大胆率直、敢爱敢恨的风格，完全打破了汉语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传统。因为本地区历史上长期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管辖，风俗习惯受游牧文化影响更大。人种也多由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而成。陕北说书则得益于地理上的封闭，完整地保留了自明清以降北方鼓词系统的讲唱曲目和表演形式，被誉为“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老腰鼓则是古时军阵演练的民间孑遗，混合了一些萨满教文化的残余，演变流传到现在。陕北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人称“听见古代”，重要的原因当然仍旧是封闭。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由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孕育出的文明之花正变得面目全非。正如经上所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历史的沧海桑田，使得年老的异乡人归来恍如隔世，犹在梦中。

现在回到老家，感觉一切都变了。

信天游及各种俚曲小调成了舞台上拿奖的东西，真正在山里，反倒没有人唱了。问乡民，他们说：年轻人都走了，留下七老八十的，不是耳聋就是眼花，你让谁听了？会唱的那一辈人也大都走了。我采访过的老艺人，每年都要去世几个，勉强活着的也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得唱不成了。这些老人去世了，葬礼上的唢呐仍旧朝天吹着，但曲子已由《下兰坡》和《粉红莲》改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和《走进新时代》。正月里闹红火，腰鼓还会打起来，但目的已由“敬神”变为“娱人”，有年轻人参与，主要是因为正月里没事干，外面无工可打，而打腰鼓多少还能挣两个零花钱。酒曲作为酒文化的招牌菜，还会在酒桌上响起，但唱词已由颂赞历代英雄好汉，变为歌颂招待他们的老板。……

一切都在变。有一句名言：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这话可以有多重解释。普遍的说法是，大地是让人居住、耕作和利用的，死了的人不再有任何权利制约活着的人类。但活着的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死去的人类？他们创造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这些人类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究竟应当不应当成为后人必须接受的遗产？后人在接受这些遗产时，应当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应当怀着“温情的敬意”、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存进博物馆、档案室，还是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它们一股脑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真是一个问题。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那些在历史上存活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它的传统必然是多层次的。比如，判定一个文明古老的重要标志，就看它是否有文字；但在文字诞生以前这个民族必然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口头叙事阶段。后来虽然发明了文字，但这种口头叙事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文字的诞生而消失，而是静水深流，汇入到一条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文化洋底中。这条洋底没有名字，姑且叫他“小传统”。其实，“小传统”不小，“大传统”不大，无以名之，是名为小。“小传统”是以口头语言为载体，主要由农民和乡村小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间文化系统。它与“大传统”，也就是那些以文字为载体，主要由官方文人和大知识分子创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小传统”中那些不识字的乡民和识字不多的小知识分子有时也借助“大传统”敷演自己的作品。“大传统”中的文人灵感枯竭了，也降贵纡尊，到“小传统”中寻找灵感和野趣。但应当说，大部分时候它们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这本书里记载的正是那些被“大传统”遗弃的，“小传统”中的艺人和作品。在正宗的官方典籍里，你找不到这些“小传统”中艺人的名字。他们的出生、成长和死亡，就像山涧里那些被羊咬掉的野蒿一样无人过问，但他们活在穷人的口头上，活在孤儿寡妇的梦中。韩起祥、张俊功、王学诗、张和平、鲁峰、熊竹英……这些名字与王向荣、马子清、杨巧、朱光亮、雒胜军一样，使得养育他们的大地变得氤氲起来。陕北高原有了这些名字和没有这些名字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些名字，一代一代的陕北人当然也春种秋收，生儿育女；但有了这些名字，干旱而苦焦的高原变得灵气十足，神气十足。

我还要说，每当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独裁者的怒火像野火一样要烧掉一个种族所有的文字和文物时，正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盲人或口头文学记录者保留了一个种族后的记忆。一个种族的文化芯片就储存在这些人的喉咙里。它们烧不掉，撕不破，挖不出，令人惊恐莫名。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的尊严和情感紧密相连的伟大记忆。因而，它的构成除了官方的文献、志书和考古发掘的文物古迹外，还应当包括个体的呐喊、吟唱和歌哭。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关乎个体生命存亡、苦乐忧患的点滴记录，才构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甚至可以说，这些创痛酷烈的灵魂、疲惫不堪的嘶吼，显露出的生活真实要比那些经过“大传统”的文人精心打磨过的史料、传记和年谱还要靠实。

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我想为一方水土上的人口打捞一些“口头文学”的资料，为一个古老种族储存一些更为秘密的情感，为底层的历史提供一些更为性感的片段。至于取材是否得当，判断是否准确，文辞是否雅训，就只能交给诸君评价了。

是为记。

             2021年7月 草就于古长安

《歌声响处是吾乡》是作家狄马对生养他50年的黄土地的一次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作者通过对自己脚下那片千百年来战争频仍、苦瘠贫乏土地上顽强生长着的民歌、说书等民间艺术，乃至地方方言，以及艺人故事的记述，试图展现出这片土地上人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乡土社会及其上承载着的文化的来路与去向，为读者思考我们民族文化问题提供一份宝贵的样本。

狄马，独立作家，陕西省子长县人。在农村读完中小学。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思想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等各类文字若干。著有思想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目  录

民 歌

信天游的语言之美

重耳川行记

《审录》：一部遗失在陕北高原上的歌剧

听王向荣唱歌想到的

王向荣的那些事

马子清和她的时代 

李光明：唱出人心底的沉默

说 书

陕北说书：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

陕北说书的风格流变

贺四与他的“走场说书”

老调子已经唱完

听书记

方 言

《水浒传》里的陕北方言

陕北话里的古词之谜

历 史

横山，一个王朝的西北墙

老腰鼓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到定边看长城

重游石城记

人 物

塞上名士王雪樵

王向荣：从羊倌到歌王

郭庆丰和他的视觉艺术

郭胜利画作中的爱与怜悯

后 记 

《歌声响处是吾乡》是作家狄马对生养他50年的黄土地的一次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作者通过对自己脚下那片千百年来战争频仍、苦瘠贫乏土地上顽强生长着的民歌、说书等民间艺术，乃至地方方言，以及艺人故事的记述，试图展现出这片土地上人们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乡土社会及其上承载着的文化的来路与去向，为读者思考我们民族文化问题提供一份宝贵的样本。

狄马，独立作家，陕西省子长县人。在农村读完中小学。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思想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等各类文字若干。著有思想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横山，一个王朝的西北墙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黄河从青藏高原流出，一路向东，当它流到甘肃的省会兰州时，没有直行，而是突然转向，望北流去。经宁夏北流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东折，到包头市托克托县，再南折流往山西河曲、保德，直到陕西潼关县，始循旧向，往东入海。这个线路在地图上呈“几”字形大弯，形似布套，故称河套。

清人何丙勋在《河套图考》序中这样解释：“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河套得名的原因。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这一三面环河的地区，远处塞外，又与大漠相连，远不是什么风景秀丽、物华天宝之地。但在历史上，它的地位曾经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时代，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都不敢轻忽。可以说，河套安，则中国安；河套不安，则天下骚动，神州板荡。原因简单：它是中原王朝的北大门；而中原王朝的大患从来都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在这个北大门的东南端，有一片沙漠叫毛乌素沙漠。毛乌素，在蒙古语里是“坏水”的意思——可见，在这片沙漠里“甜水”是十分稀缺的资源。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有一条河叫无定河。古之州府皆建于水滨，“州”字一川加三点，正是人居水边的象形。州府如此，县、乡莫不如此。无定河的沿岸，自古以来就是许多州县衙门的所在地。它们像一颗颗明珠串联在无定河这条闪光的玉带上。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一

无定河流域土质疏松，宜牧宜稼，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此刀耕火种，繁衍生息。1923年，有一个叫桑志华的法国天主教神父兼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在鄂尔多斯一带传教，结果在今天榆林市横山区的高镇油头坊村发现六件打制石器，后来在一次不经意的考察中，竟然在一片鸵鸟蛋和羚羊牙齿的化石中发现了一颗距今三万年的七八岁儿童的上门齿，专家们给他起名叫“河套人”。让我们记住这个法国人桑志华，他在中国共生活了30年，直到62岁才返回法国。他是较早走进陕北进行科学考察的外国人。40年之后，中国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沿着当年桑志华的考察路线，在无定河一带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结果在今天横山区城关镇吴家沟附近的石马洼村，发现了一个史前人类头盖骨。这个头盖骨骨质已经全部石化，但重量较大。经鉴定，可能是一个中老年男性的头盖骨，大致与“河套人”同期。按照国际通行的命名原则，这个头盖骨应当命名为“石马洼人”或“吴家沟人”。

后来这一带成为猃狁、犬戎、鬼方、白狄的天下，秦汉时又为匈奴人所盘踞。一直到唐贞观年间，无定河流域又迎来另一批客人，那就是党项人。党项人本来世居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后来吐蕃渐渐强盛，部分党项族被迫内迁至陇东、陕北一带。唐朝末年，山东落第秀才黄巢起兵造反，政府的官军力量薄弱，朝廷征调各路兵马“勤王”，党项族的拓跋部落率子弟加入到镇压黄巢的队伍中。叛军覆灭后，朝廷嘉奖各路有功之臣。党项族的拓跋家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封赏。首先，拓跋家族被赐皇姓，由“拓跋”改为“李”姓。这以后，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才有了和汉人一样的姓。其次，封部落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领银、夏、绥、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党项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片土地的实际主人。

所谓“实际主人”，意思是随着唐末藩镇割据、五代相继更替，朝廷对无定河流域的实际控制力很低，大多数时候不过视它们为“羁縻州”而已。所谓“羁縻州”，就是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朝廷为了节约统治成本，对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松散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颇类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自治”。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他们不反叛，朝廷对他们不征收赋税徭役，也不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

“羁縻”二字很有讲究。它本来是用在牲口上的。“羁”是给牛马套上笼头，防止它偷吃或乱跑；“縻”（mí）就是用绳子系住，但允许它有一定的自由。陕北话里至今都有“縻”这个词，且读音和语义一点没变。一般指主人没有专门的时间放牧牲口，就把马、牛、驴用一根长绳子拴在一片草地上。有时主人就在不远处干活。这样，这头牲口就有足够的草场，但绳子的长度又限制它跑不了多远。它和“拴”的区别是：“縻”的绳子很长，而且它脚下一定有足够的草地；“拴”的绳子很短，脚下未必有吃的。知道了这个字的本义，你就知道古人造词之妙。当初给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命名的文人官员，一定是煞费苦心。天朝官员的轻蔑、无奈、自大和狡狯都在这两个字里边了。

就这样，这个质朴尚义、重诺轻死的种族在无定河畔开始了他们打马放牧、弯弓射雕的日子。一直过了大约三百多年，中原赵宋王朝建立，朝廷出于统一的需要，要求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交还土地。太平日子从此告吹，代之而起的是狼烟四起、旋降旋反的战斗岁月。

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的族弟李继捧向宋朝献上五州之地。李继迁对他的谋士张浦说：“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以此，当宋朝的使臣来到银州，准备接受五州之地时，李继迁以葬埋乳母为名，以棺材、丧车作掩护，里面藏满兵器，率领数十名子弟，逃亡地斤泽（在今内蒙古的乌审旗），开始了他的反叛生涯。

后来，李继迁上书宋朝欲讨回“夏州”故地时，动情地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千载以下，从这些简短的文字中，你还可以读出一个热血男儿对生他养他的故土怀有的深情厚意。后来李继迁及他的长子李德明在无定河畔与宋军展开大小数百场激战，直至公元1038年，他的孙子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党项族从银州起家，经过数代人的鏖战，算是正式与宋朝异爨分家，走上了与辽、宋分庭抗礼的鼎足之路。

二

西夏建国后，并没有放弃对“龙兴之地”无定河流域的控制与经营，而是充分利用无定河之南的十万大山做屏障，不停地向南推进。这时，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地理名词“横山”，高频率地出现在宋代的典籍中。

宋代以前的文献，如《山海经》《水经注》以及唐人的《元和郡县图志》里都把毛乌素沙漠以南的这道山脉通称为“白于山”。只有到了宋代，这道大山才成为时人心中永远翻不过去的墙垣，成为横亘在宋朝文武官员心中的梁木与巨峦。

在宋代的文献中，横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横山指的是毛乌素沙漠南缘，东起麟州、府州，向西直达六盘山北麓，全长约千余公里的广阔山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记载韩琦与范仲淹的对策：“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代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这段话中的“横山”显然指的是广义的横山。它不仅包括陕北大部，而且将今天甘肃省的平凉市、宁夏的固原市也含盖在里边了。韩琦与范仲淹又在同一份策对里说：“（横山）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斗。以次观之，各以边人为强。”可见，在宋人的心目中，“山界”与“横山”是同义词。越过横山就是茫茫沙漠，就是西夏人的地盘了。

狭义的横山指的是白于山主峰以东，到无定河流域一带的狭长山地。白于山的主峰位于今天榆林市定边县的白湾子镇，点魏梁，海拔1970米。《宋史·种谔传》载：“谔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银州故城在今天横山区的党岔镇，宥州在今天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城川古城，夏州故地就是今天榆林市靖边县的统万城，三城恰好将横山包围。以此判断，种谔说的“横山”指的是狭义的横山。

横山南部的边界由于地势平坦，没有大的自然障碍物，故界限相对模糊。但在宋夏大规模的战争中，一般将其界定在大理河流域、清涧河上游的安定堡（今子长市安定镇）、周水河上游的保安军（今延安市志丹县）一线。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里讲的，横山是西夏与宋王朝在西北的分界线，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实际上，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国家政权来说，疆域从来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以横山为例，终宋一代，宋军都没有完全控制横山，将夏人逐出无定河以外。党项百年，即使野心勃勃如李元昊，也没有完全占领横山，将宋军赶到大理河以南。宋夏两国，交战百年，大致以无定河与芦河为界，互有攻伐。无定河以北、芦河以西属于夏人的地盘；无定河以南、芦河以东属于北宋的疆域。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一切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武力的强弱。

三

西夏立国初期，李元昊频频出击，与宋朝在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全长约两千余里的国境线上不停骚扰。东边以窟野河为界，麟州、府州为宋朝占领，但窟野河以西，麟府以南的大片土地皆为西夏所有。因此，宋人的文献里说“麟府孤悬”。往西至无定河，下游的绥州为夏人控制。在冷兵器时代，河流冲积成的河谷往往就是军事进攻的通道，因而，控制了绥州就意味着控制了无定河的下游地区，且直接威胁着中上游的城堡安全。延州虽为宋军占领，但往北四十里即为西夏的境界。鄜延路的宋夏疆界大致在今天安塞县城一线。延州西北的保安军与顺宁寨一直掌握在宋军手里，因此，这一地区的宋夏疆界是以白于山为界的，夏人一直没有进入周河流域。再往西，宋朝环庆路的控制范围大致就是今天的陇东地区。但打来打去，仅过了几年，西夏的经济实力就不能支撑了，宋朝也适时地关闭了榷场和互市，李元昊被迫低头，向宋朝献上称臣言和的表文。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1067年，20岁的少年天子宋神宗即位，一改前任皇帝息事宁人的边疆政策，施行“重拳出击”的强硬国策，导致太平20年的宋夏边境再起狼烟。神宗皇帝先是派重臣种谔攻取了无定河下游的绥州，继而溯游北上，企图再取无定河与明堂川（今榆溪河）的咽喉要冲啰兀城，却遭到夏人的顽强抵抗。后两国被迫收兵，议定以“去绥州二十里为界”，界北属西夏所有，界南由宋军屯兵。

读历史教科书，我们常常对某些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的皇帝大加赞扬，称他“雄才大略”。岂不知，遇上“雄才大略”的皇帝，对家天下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