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随笔集：论语抄

在日本，没有哪本古典著作如《论语》这般被广泛阅读。《论语》是孔子（前551—前479）及其众弟子的言行记录，是中国主流思想儒教的根本经典。

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时期，儒教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当时各种思想及学术流派林立，称为诸子百家。儒教与其他流派经历了长期激烈的理论之争，并非一直独尊。

儒士多居于鲁国，谓之鲁儒，世人视其为传授礼仪做法

的流派。

汉初，即公元前200年前后，宫廷之内亦无礼法。当时所谓的军队与土匪并无多大区别。

皇帝刘邦举止与匪首无异。

当时，模仿秦始皇时的制度，亦设文书、史官等儒生之职，但均非要职。儒生们穿着肥大的儒生袍，戴着宽大的儒士帽，人群中一见便知。对他们的这种做派，刘邦很不以为然。

“喂，把你戴的那个帽子拿来。”被叫住的那个儒生奉命献上帽子。然后，刘邦对着帽子恣意小便。

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而知。《史记》记载：“群臣饮酒论功，醉后妄呼，拔剑击柱。”

“这些人太不成体统。你们儒家是教化众生知礼守仪的，对他们可有什么办法吗？”将自己的粗野搁置一旁，刘邦这样向儒家的叔孙通征求意见。

“要训练这些人的话，需要三十几个儒生。”——叔孙通趁机推荐了三十个儒生。这次轮到刘邦沉不住气了，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必须是我也容易做到的，别搞得太麻烦——这才应当是他的心里话。

于是叔孙通率众反复练习，非常成功。练习时，做错的、窃窃私语的均予严惩。

修复一新的长乐宫里，群臣朝贺之仪。场面庄严肃穆，有条不紊，宴上也无醉酒之人。

皇帝刘邦非常满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时为高祖七年十月。于是，百家之中，朝廷尤厚遇儒家。不过这也只是朝堂之上，后宫信奉的依然是“黄老之术”。所谓“黄老之术”，泛指道家思想，尊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为源头，在朝廷内部，尤其是后宫女子之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后宫女子，即皇帝的母亲与祖母，当然不容小觑。

武帝之父汉景帝时期，皇太后曾向儒士辕固生问询老子之事，答曰：“此家人言耳。”“家人”，当时指的是下人、奴仆。侍女出身的太后大怒，派人把他扔到野猪圈里刺斗野猪。景帝同情辕固生，赐他一把刀，他刺中了野猪才得以无罪脱身。

汉初宫廷的粗野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似乎儒学只属于男子，而宫廷之中女人们更好老子。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其后弟子们开始收集他的语录。在还没有纸的时代，弟子们将铭记的话语记在竹简、木简及绢帛上，这就是初的《论语》，据说成形于孔子殁后百年左右。

《论语》基本是对话体，没有固定题目，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

儒学，一般称为儒教，那么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呢？马克斯·韦伯（1864—1920）认为中国没有神职意义的王的统治，属于非宗教国家，因此儒教并非宗教。这是因为在他生前甲骨刚被发现不久，还没得到充分研究。甲骨文的研究，使殷的历史骤然明了，殷王无疑也是神职的王。

儒教对鬼神基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不代表其是无神论者。敬，而远之，很接近现代人对待宗教的态度。

儒学不过多参与宗教事务，而是注重道德上、伦理上的

修养。

孔子是集儒家大成之人，他尽可能地削减了儒的宗教气息。我们来看一看孔子确立的儒教的原始形式。

“儒”字，白川静认为代表的是祈雨的巫师。“儒”字里有“雨”字，“雨”的下面是“而”，“而”表示的是打扮奇特的人，金文里表现得尤其形象。“而”的上面是“一”，表示头上什么都没有。当时普通的人都要佩冠束发，头上什么都没有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的特殊形象，古代的巫师似乎就是这种形象。殷墟出土的几十万片甲骨，记载的几乎都是殷王向神灵祷告问吉凶的事情。由此可见，殷王是神职的王。

如果儒源于向祖先神灵问卜的巫师，对神灵自然恭敬有加，儒于是成了祭祀的专家集团。祭祀中重要的当属丧葬，但葬礼不是常有，因此他们要去各地招揽生意。他们各处行走，比一般人见多识广，因此很多人向他们讨教。他们帮人排忧解难，指引处世之道，到孔子的时候，已经发展成时代思想中的一个派别。

汉朝时，儒家确立了掌管礼仪典范的地位，其学派经典《论语》被不断完善。

幼时，我随祖父诵读《论语》，不明其意，只是跟着祖父的闽南方言鹦鹉学舌。中学时，汉文课本里有《论语》节选，我稍微明白了一点儿意思。

战后，我在故乡台湾做了三年中学教员。当时，日本从台湾退出，国语也从日语变为汉语（北京话）。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对新国语都还不适应，都要努力学习，《论语》曾经是学习汉语的教科书。

其后我也一直缘系《论语》。20世纪80年代，儒学得到重新评价，时值中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经济腾飞，此“四小龙”同属儒教圈这一现象也备受瞩目。1988年，在新加坡召开了“儒教国际研讨会”，对儒学的关注成为世界现象。同年1月，日本的NHK教育频道连续五日播放了以《陈舜臣论儒教与现代》为题的节目。记得节目的收录是在前一年的11月。朝日新闻社希望我能以此为基础写一本书，于是另起炉灶，写下了《儒教三千年》，1992年1月出版。这一时期，《论语》也是形影不离。

写了儒教，自然也要写《论语》，我慢慢地写下来，如同在完成一项作业。要通卷读完《论语》，对普通的人来说比较困难，也没有必要。我从五百多篇中精选了一部分，与其说是对其注释，不如说是以之为题写一些随笔。因为耗时较长，文中有许多重复之处，校对时尽可能地删减了。

本书不能算作学术著作，因此没有一一列举参考文献。当时手头一直放着刘宝楠（1791—1855）的《论语正义》。我在写小说《鸦片战争》（1967）时，为了了解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读了很多那个时期的作品。刘宝楠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同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清代考证学的名著，这本书屡次再版发行，如今可以轻易入手。现在我手头的《论语正义》是中华书局1990年的线装本。在中国，读《论语》的人几乎都以它为参考。

日本出版了大量与《论语》相关的书籍，每本书的读法有细微差别，需要统一。宫崎市定的《现代语译论语》（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很有权威性。我中学时的恩师原山锐一先生读京都大学时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学生，因此我斗胆自称徒孙，并以此身份参与执笔了《宫崎市定全集》的月报。

关于本书题目，犹豫再三，终定为《论语抄》，与荻生徂徕的《论语征》的日语发音相同。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想到肯定不会有人将我的书与三百年前大儒的书混淆，也就不以为意了。执笔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论语》不但影响到中日韩，也与整个亚洲的伦理思想密切相关。

《论语》这样的古典著作，值得用一生去读。通过《论语》，看他人，看自己，思考世界，思考历史。

《论语》不但影响到中日韩，也与整个亚洲的伦理思想密切相关。陈舜臣的这部《论语抄》可以算作其阅读《论语》的读书笔记，在他看来，在汉字圈，即使发音发生很大变化，也不影响阅读一两千年前的文章；但是两千年前大家周知的内容，有很多今人已经不明白了。对《论语》古新注释的理解跨度如此之大，对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乐趣；设定各种情形来解读，亦是读《论语》的乐趣之一。通过《论语》，可以看他人，看自己，思考世界，思考历史。

陈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但是其文化随笔的价值却常常被忽略。他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渊源，并将其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文风儒雅，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蒋建波，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学硕士毕业，博士课程学分修完。现居东京。

001 / 前言

009 / 篇 学而篇

023 / 第二篇 为政篇

033 / 第三篇 八佾篇

039 / 第四篇 里仁篇

047 / 第五篇 公冶长篇

055 / 第六篇 雍也篇

065 / 第七篇 述而篇

073 / 第八篇 泰伯篇

081 / 第九篇 子罕篇

091 / 第十篇 乡党篇

099 / 第十一篇 先进篇

109 / 第十二篇 颜渊篇

123 / 第十三篇 子路篇

133 / 第十四篇 宪问篇

145 / 第十五篇 卫灵公篇

155 / 第十六篇 季氏篇

161 / 第十七篇 阳货篇

173 / 第十八篇 微子篇

181 / 第十九篇 子张篇

191 / 第二十篇 尧曰篇

194 / 后记

《论语》不但影响到中日韩，也与整个亚洲的伦理思想密切相关。陈舜臣的这部《论语抄》可以算作其阅读《论语》的读书笔记，在他看来，在汉字圈，即使发音发生很大变化，也不影响阅读一两千年前的文章；但是两千年前大家周知的内容，有很多今人已经不明白了。对《论语》古新注释的理解跨度如此之大，对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乐趣；设定各种情形来解读，亦是读《论语》的乐趣之一。通过《论语》，可以看他人，看自己，思考世界，思考历史。

陈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但是其文化随笔的价值却常常被忽略。他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渊源，并将其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文风儒雅，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其随笔展现了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蒋建波，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学硕士毕业，博士课程学分修完。现居东京。

第二篇 为政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这个成语似乎当时很常用。这里先说出成语，然后运用比喻进行说明。

如同宇宙群星都围绕北极星旋转一样，如果以德为政，人们便会慕德而来。

当时人们一般睡得比较早。灯火是奢侈品，因此那些积极上进的人据说就着萤火虫的光、窗外的雪光学习。休息时仰望天空，没有灯火，空气也比现在澄净，古人仰望星空的视力无疑也会比现代人好得多。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私塾里的教材《诗经》，汇集了各地民歌三百零五首，另有六首只存题目，概说三百首。

虽然数量众多，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过是《诗经》里的“思无邪”这一句。当时传下很多诗歌，孔子删除了那些好色及不合礼仪的内容。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从三千多首诗中精选出了三百余首。

“思无邪”，是《诗经》中的一句， 并非孔子原创。出自鲁国宗庙舞乐《鲁颂》的末句，是称颂早于孔子一百五十年的鲁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的句子，其中的“思”，无实际意义，是调整音节的助词，清末大儒俞樾（约1822—1906）也持这个观点。不过经过一个多世纪，到了孔子时代，“思无邪”的“思”就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助词，而是作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词被引用。

俞樾其人，与日本也颇有渊源。日本废除锁国政策后，人们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国，于是有日本学者叩响了俞樾的门扉。明治时期的汉学家擅长写汉文，因此通过笔谈可以进行各种复杂的交流。

日本的汉学家很想知道自己的诗在汉诗发祥地中国的评价，于是岸田吟香（1833—1905）带着大友皇子（648—672）等一百数十家的诗集来到中国请俞樾选评，由此问世的便是《东瀛诗选》。个人喜好本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说是中日差别，不过俞樾似乎对长篇叙事诗的评价更高。

当时中国想要学习的是日本的国家改造——明治维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以政导民，就是利用法律制约民众。违反规定的处以刑罚，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这种情况下，民众会认为在不触犯刑法的前提下可以为所欲为，钻刑法的空子而不以为耻。

与此相反，用道德和礼仪来引导民众的话，人们会有羞耻心，自觉去走正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回顾一生，孔子作了一篇简短的自传。语言浅显易懂，只有“耳顺”稍微生僻一点儿，指的是听别人说话马上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志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分别成为十五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和六十岁的别称。

孔子将一生说得很清楚，对孔子的学生或者其他《论语》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张与自身各阶段对照的参照表。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有多种解读方式，每种解读方式都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可谓奇哉妙哉！

孟武伯，是孔子同朝卿大夫孟懿子之子，年龄应当与孔子相差很大。孟武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道。

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寥寥七个字，却被赋予多种解读方式。

种，是根据后汉马融（79—166）古注的解读，也是被广泛支持的解读。“除了疾病不要让父母担心”。生病是自己无力改变的，疾病之外不让父母担心就是孝道，不可抗拒因素之外不能给父母增添烦恼。

第二种是朱子的看法，认为“父母只担心子女生病”。

种观点认为只有生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朱子的观点与之截然相反，认为父母担心的只是子女生病，疾病并非不可抗拒，应当爱惜身体，讲究养生，保障健康。

第三种观点据说是东汉王充（27—97）的看法，“对于父母，只担心他们生病”。担心的主体不是父母，而是子女。对于子女来说，担心的只是父母的健康。日本的伊藤仁斋也依据这种观点阐述孝道。

在没有纸张的时代，只能在竹简或木简上或写或刻，因此文字都力求简洁，众所周知的内容便省略不刻。但是，即使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内容，百年之后也不得而知了。对这里的寥寥七字所表达的意义，粗略地说便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吉川幸次郎因为年轻时读习惯了，所以采用种观点，也就是古注；贝冢茂树2因为孟武伯的父亲有病缠身，所以支持王充的观点；而世间众多的朱子学说的信徒，无疑更支持第二种也就是朱子的观点。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故知新”，已经成了一句熟语，非常有名。孔子私塾里的学生应当有很多人成了教师，有很多教师心得。根据朱子注释，“温”即“寻”。东汉郑玄（127—200）认为是“温”，就好像把凉汤重新加热一遍后会有新味道一样，回顾已知并从中有新的领悟，这样可以算是好老师了。

紧接着的下一章，极短。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不应成为容器。“器”，容器，盛放物品之外别无他用。世上有一种人只懂得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如有的人，与汽车有关的无所不知，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是哪家公司哪年在哪里生产的。他的朋友对汽车一无所知，但是对葡萄酒无所不知，稍舔一下就能知道产地，包括用的是哪片土地的葡萄等，但是换成足球的话题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君子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要加热凉汤并调出新味道，这份功夫不是一个容器可以做到的。

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解释得明白易懂。“ 舟， 可以渡海却不能登山；车，能在陆地驰骋却不能在海上行驶。”——这里的“舟”和“车”便是容器，君子不应成为这些物品。

这之后紧接着还有两章关于君子的记述。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是什么样子的呢？”孔子回答：“首先行动，然后说话。”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也以言语著称，是十哲之一，曾作为外交官两次赴吴交涉，成功地将吴国的目标引向齐国，从而使鲁国免于被齐国吞并。他还是一个一流的实业家，能言善辩应当是他成功的一大要因。

因此孔子对子贡说要“先行”，建议他要行动先于唇舌。对于善于言辞的子贡，言语方面没有什么好教的，孔子根据对象考虑该说什么话。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与小人，经常会被拿来做对照。

这里是“君子周，小人比”。“周”，是周到，接近平等。“比”，与“周”相对，是不平等、分派阀。

君子公平待人，小人结党分派。把“比”解释为“偏袒同党”也许更好理解。

子曰： “ 非其鬼而祭之， 谄也。见义不为， 无勇也。”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时有耳闻，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心太助1要挺身而出的场面。这里由上、下两句构成，这句是下句。至于这两句话的关联自古难解。

上句的“鬼”指的是灵魂。孔子先于释迦，当时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还都没有佛教。为表达方便，用现代文说就是：“不是自家的先祖却去祭祀，这是献媚。”

祭祀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先祖魂灵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只能说是谄媚。

接下来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感觉有些突兀。

不过，上句说的是“不义”，下句是强调“义”，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比如说，一个人的叔父因为某个原因获罪，谁都不去给他扫墓，考虑到“义”，这个人断然去扫墓，这就是有“勇”。

1907年，女革命家秋瑾临刑。当时的死刑一般都是绞刑，但作为谋逆犯秋瑾被处以斩刑，遗体被弃市，谁去收殓也会被逮捕。明知这样的风险，盟友徐自华和吴芝瑛两位女子还是收殓、埋葬了秋瑾的遗体，这就是“勇”。有官员请求将秋瑾坟墓夷为平地，政府担心激起民变而指示按照遗族的要求来办，当时政府已经担心民变丧国了。这两个女子的勇气令政府心惊。

徐自华与吴芝瑛，和秋瑾是结义姐妹。她们曾约定，姐妹中如果谁不幸去世，活着的人要把那个人的遗体埋葬到杭州西泠桥一带。

说几句题外话。当时事件的责任者浙江巡抚张曾敭因为处决秋瑾受到全浙江的弹劾，他招架不住而转任江苏巡抚，在那里也被上海市民厌弃，一个月后又转任山西，又因为省民的排斥，三个月辞官。告发秋瑾的胡道南被人暗杀，当时审讯的会稽知事李钟岳自杀，攻击秋瑾的李益智后来在广东大沙头被烧死。

当时人们将这些称为“ 公愤” 。在此之前的封建社会，“公愤”前有行不通的壁垒，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说这几位女性的“勇”打破了这道壁垒。四年后，大清帝国灭亡。

能够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日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

陈舜臣精于布局、设置圈套，但尤其震撼人心的还是其锋芒下所呈现的人间百态。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松本清张

他（陈舜臣）的文章平实易读，但是平实绝不意味着内容的肤浅。

——《朝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