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研究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研究》是一部汉语方言学研究著作。作者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言面貌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描写，借鉴社会语言学、演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方言研究中尚未能描述清楚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并通过与周边吴语、徽语的比较，尝试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属性进行初步判定。同时，该书稿也对方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规律、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研究》是一部汉语方言学研究著作。作者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言面貌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描写，借鉴社会语言学、演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方言研究中尚未能描述清楚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并通过与周边吴语、徽语的比较，尝试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属性进行初步判定。同时，该书稿也对方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规律、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刘倩，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曾赴日本（半年）、韩国（一年）进行访学。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山东省教育厅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国家语委、*）”普通方言点和濒危方言点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国语文》、《暨南学报》、《开篇（日本）》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研究》是一部汉语方言学研究著作。作者在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言面貌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描写，借鉴社会语言学、演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方言研究中尚未能描述清楚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并通过与周边吴语、徽语的比较，尝试对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属性进行初步判定。同时，该书稿也对方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规律、汉语方言语音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刘倩，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曾赴日本（半年）、韩国（一年）进行访学。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山东省教育厅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国家语委、*）”普通方言点和濒危方言点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国语文》、《暨南学报》、《开篇（日本）》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序

曹志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调查金华方言的时候，首次接触到“小姓”的概念。所谓“小姓”，并非人数少的姓氏，而是特指一个社会地位比平民更低的人群，据说是由触犯族规者及其后裔形成的，多从事理发、抬轿、抬灵柩、吹打、阉猪等行业，平民不与之通婚。当然，这是以前的事情。有一次我在金华乡下遇见过一个“小姓”，经了解他们的方言跟本地话并无差别。

由此我开始关注一个被人忽略的群体——“贱民”（这里的“贱”是卑贱的意思），希望了解这些“贱民”在语言上与当地方言有何异同，这些异同又是如何形成的。

1994年，我在建德梅城（旧严州府府治）调查方言期间，发音人告诉我，就在梅城附近的江边一个俗称“馒头山”的地方，生活着一群由渔船上上岸定居的人，他们的方言跟梅城话有很多不同。这自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经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得知这些人被称为“九姓渔民”，他们以浙江省西部三江交汇的建德梅城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七里泷一段）上，即建德、兰溪、桐庐一带，活动范围南至龙游、衢县、江山，西至淳安，北至杭州。建德县的九姓渔民现集中安置在三江沿岸的梅城、三都、大洋三个镇。

自1995年起，我多次赴建德梅城、三都、大洋调查九姓渔民方言，后来写成《浙江的九姓渔民》、《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两篇文章。原本打算对九姓渔民方言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刘倩入学后，我希望她能够接过这项任务，继续开展对九姓渔民方言的调查研究。当然，我也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其一是能够熟练使用九姓渔民方言的人很少，很难找到理想的发音人；其二是会讲九姓渔民方言的人都是文盲，调查起来难度很大；还有一点，对于刘倩这个东北人来说，要对浙江方言进行深入的调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经过慎重考虑，刘倩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自2006年开始，刘倩对建德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九姓渔民方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九姓渔民方言研究》。值得赞许的是，刘倩并未因毕业而停止对九姓渔民方言的研究，就在今年4月，她又再次赴建德进行补充调查，整个调查过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年。由此也可以看到刘倩对于这项研究工作的认真负责甚至可以说是执着的态度。

二十多年前的馒头山，渔民们穿着拖鞋，在自家的平房前修补渔网，晾晒鱼干，俨然是一派渔村景象。2017年我故地重游时，馒头山已变成一片高大的公寓楼房，渔民不仅上岸了，而且也“上楼”了，九姓渔民的旧时生活已无迹可寻。随着老人的离去，九姓渔民方言也将随着滔滔江水，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幸好有刘倩，有她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把这即将消逝的声音记录下来，留传下去。我相信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它是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

老师未能完成的心愿，由学生得以完成，自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在《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研究》即将面世之际，我很高兴地写了这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