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乐文明到古典儒学

探讨古典儒学如何从早期礼乐文明的母体孕育发展，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学界在此方面已经硕果累累，但是关于古典儒学众多重要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仍然有待更多具体而微的追根溯源研究。而且由于周代礼乐文化本是宗教、伦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的混融系统，仅靠单一的哲学研究难以有真正的突破。本书运用将语文学与哲学、宗教、文学等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以及竭泽而渔地搜集运用相关传世和出土资料，探究古典儒学伦理学和诗学的一组核心观念及其礼乐渊源，主要包括义、仁、恕、诚、情、命、兴、赋、群、感等，通过精细入微的考辨析论，对每一观念范畴皆做出创新性的诠释，从而以崭新的视角展现从周礼到古典儒学的发展演化过程。

贾晋华，厦门大学文学硕士，科罗拉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扬州大学讲座教授、澳门大学兼职教授，并曾执教于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宗教、文学及性别，已出版众多学术论著，主要有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古典禅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汲古书院，2017）、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 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15) 等。

导论     

上编  从礼乐到古典儒学伦理观念

章  从礼文化到古典儒学的义观念  

第二章  义务和权利：从礼制到古典儒学的义利观 

第三章  恕和仁：古典儒学的道德银律和金律  

第四章  诚之宗教礼仪起源  

第五章  礼作于情：《性自命出》与古典儒学情感伦理学  

第六章  从天命到命运：古典儒学关于个体存在的思考  

第七章  《周易》经传的性别观念和礼乐关联  

下编  从礼乐到古典儒学诗学观念  

第八章 六诗之现代“诠释循环”及其消解  

第九章  兴及兴诗探源  

第十章  释赋：从乐舞到诗体、技巧和赋体  

第十一章  诗可以群辨  

第十二章  感物说溯源：从人神感应到关联模式   

引用文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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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探讨古典儒学如何从早期礼乐文明的母体孕育发展，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学界在此方面已经硕果累累，但是关于古典儒学众多重要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仍然有待更多具体而微的追根溯源研究。而且由于周代礼乐文化本是宗教、伦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的混融系统，仅靠单一的哲学研究难以有真正的突破。本书运用将语文学与哲学、宗教、文学等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以及竭泽而渔地搜集运用相关传世和出土资料，探究古典儒学伦理学和诗学的一组核心观念及其礼乐渊源，主要包括义、仁、恕、诚、情、命、兴、赋、群、感等，通过精细入微的考辨析论，对每一观念范畴皆做出创新性的诠释，从而以崭新的视角展现从周礼到古典儒学的发展演化过程。

贾晋华，厦门大学文学硕士，科罗拉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扬州大学讲座教授、澳门大学兼职教授，并曾执教于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宗教、文学及性别，已出版众多学术论著，主要有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古典禅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汲古书院，2017）、The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 through Tenth-Centur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15) 等。

礼乐是中华文明根本的特征，而古典儒学则是早期礼乐文明所孕育的丰硕成果。孔子及其后学将周代礼乐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加以总结、阐述和发展，形成古典儒学的伦理学，成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思想传统的主流；将周代礼乐文化所蕴含的

伦理审美观念加以总结、阐述和发展，形成古典儒学的诗学，促成其后两千多年诗歌王国的繁荣。本书旨在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竭泽而渔的资料运用，探究古典儒学伦理学和诗学的一组核心观念及其礼乐渊源。

从上古到商代，中华礼乐文明传统逐渐形成发展，其来源包括各种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经验知识、心理情感、信仰观念、巫术仪式、族群规约、军政建置等。至西周及东周前期，这一传统经过有意识的、逐步的建设完善，成为一个融合宗教、伦理、政治、军事、经济、历史、艺术、文学等的无所不包的大系统。从王朝到邦家，从神灵祭祀、军政大事到乡里集会、日常燕居，处处举行既等级森严又次序井然的礼乐仪式。从天子诸侯到大夫士人，人人遵行适合各自名分地位的言行仪容和义务责任。这些礼乐仪式、历史事件、社会规范和生活经验凝聚为《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其中跃动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观念。

至春秋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急剧动荡变化，周代礼乐开始崩坏。但孔子身处的鲁国却仍然较为完整地保留和维持礼乐文化传统。鲁闵(湣)公元年(前661)，鲁国内乱，齐桓公问是否可取鲁国，刚赴鲁省难归来的仲孙湫答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季札聘鲁观周乐，称美不已。 昭公二年(前540)，晋韩起聘鲁观书，称赞“周礼尽在鲁矣”。生长于鲁国的孔子“年少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志学”，学的是礼乐；“三十而立”，也是“立于礼”；“五十知天命”，则是自觉担负起复兴周代礼乐文化的历史使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虽然孔子谦称“述而不作”，但实际上他既传述礼乐文化传统，又释礼归仁，将周礼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归纳发展为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战国时期的孔门后学硕儒，诸如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以及《礼记》《易传》和众多出土儒学文献的作者们，既追随先师而进一步阐述礼乐的人文精神，也从多方面发展完善孔学思想，从而形成古典儒学的理论体系。

探讨古典儒学如何从周代礼乐文化的母体脱胎成形，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程。许多学者已经为这一工程作出重要的贡献，描绘出从礼乐到儒学的发展过程的大轮廓。 然而，关于古典儒学的众多重要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仍然有待更多具体而微的、追根溯源的工笔细描。

这些观念大多含义丰富，如果不探明其礼乐源头，就有可能难以区别其早期的、基本的义项和后来延伸扩展的多种义项，从而导致对这些观念的不充分或不恰当的理解。我们可以以义的观念为例。在中文的意蕴表达中，义字有义务、公义、道义、正义、义气、适宜、合理、正确、善等多种义项；在英译中，义也相应地有duty，moralduty，obligation，role obligation，righteousness，rightness，rightconduct，propriety，justice，morality，virtue，principle等十数种译法。这些众多义项在战国文献中一起出现，使人难以分辨其主次先后，如果采用不恰当的义项，就有可能导致对文本和思想的解读误差。但是，当我们将义与周礼的社会伦理规范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义的早期的、根源性的义项是依照每人在家族和社会的名位角色诸如君臣父子而规定的伦理义务。《论语·微子》述:“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梁惠王上》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荀子·非十二子》述:“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礼记·礼运》述:“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从孔子到荀子，古典儒学一直在阐述和强调周礼关于人伦义务的规定，这也就是礼义的核心内容。明了义的这一基本义项，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古典儒学的义利观也是从周礼关于义务和权利的伦理政治规定发展而来，而不是如同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义利之辨始于孔孟。另一方面，古典儒学同时还逐渐将义的外在社会伦理规范(他律)内化为个体的心理道德自觉(自律)，于是出现关于仁内义外和仁义皆内之辨，义也逐渐延伸扩展出道义、公义、正义等义项。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描绘出义的观念从周礼的社会伦理规范逐渐发展为古典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过程。本书的目标，即是通过精细入微的考辨析论，研究古典儒学伦理学和诗学的一组核心观念及其礼乐渊源，包括义、仁、恕、诚、情、命、感、兴、赋、群等，描述从周礼到古典儒学的发展演化过程，以期为这一重大工程增添一片新的砖瓦。

从汉代至清代，中国的学术传统一直是文史哲不分家。在现当代，许多早期中国研究的学者也都倡导和实践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周代的礼乐文化是宗教、伦理、政治、军事、经济、历史、艺术、文学等的混融系统，因此探讨礼乐与古典儒学的关系，更不能不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语文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学等方法，并充分利用新近涌现的数字人文学的工具和成果。由于本书主要集中于辨析和诠释古典儒学的一组核心观念及其礼乐渊源，同时也由于汉字的形音义结构携带着先民文化心理积淀的丰富信息，本书主要运用文字训诂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的诠释方法。这一方法与目前西方流行的新语文学(NewPhilology)或世界语文学(WorldPhilology)是相通的。始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西方语文学传统是现代人文各学科的源头，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从19世纪才开始从语文学这株大树分枝散叶。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强调通过考证和诠释原始文献(文本的和其他载体的)而全面探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意义，从而将人文各学科重新融汇贯通。

由于强调考据训诂与诠释评论相结合，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导致既有厚实文献基础、又有深刻义理诠释并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关于早期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料，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和出土文献并用。其后饶宗颐扩充为三重证据法，添加无文字的考古文物。叶舒宪先提出增加了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证据法，其后又加上考古实物和图像，发展为四重证据法。 这些逐步扩充的方法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对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在学界已达至共识的今天，我们可以用清人的“竭泽而渔”四字来简明扼要地概括所有这些方法:不论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口传的，不论是文本的还是物品的、图像的，只要与所研究的课题相关，都全面搜集选用。此外，“竭泽而渔”的资料搜集还应包括对古今中外所有语言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引用。本书的研究，即建立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分析相关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之上。

研究早期礼乐文化，离不开对《周礼》《仪礼》和《礼记》的运用。关于这几部典籍的撰写年代，历来存在不同看法，至今尚在争论。但是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三礼的许多内容可追溯至西周至春秋时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虽然所描绘的礼制仪式和观念在战国至西汉间可能被增饰和理想化，其中一些篇章也可能撰于西汉初期。例如，张亚初和刘雨考察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李学勤将《周礼》与竹简秦律进行比较，得出《周礼》应早于秦汉律的结论。 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运用考古数据，说明《周礼》所记用鼎用钟制度及汉晋经学家的注疏有一定的可靠性。 刘起釪综合考察古文献和考古学成果，认为《周礼》至迟成于东周春秋时代，开始时只是官职汇编，所依据的是自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四国的姬周系统的官制；流传至战国时，《周礼》曾被加以补充，录进了一些战国数据；至汉代整理图书时，又渗进了少数汉代数据，但这些都不影响这部书是周代旧籍。陈公柔、曹建敦、杨华等通过翔实考证，指出《仪礼》等所记祭祀、丧葬礼仪，在已发掘的先秦墓葬和出土简帛中得到大量的证明。宋镇豪、刘雨、袁俊杰等的研究说明，《仪礼》等所记射礼，见于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铜铭文及其他考古和传世文献。许多学者注意到，新出土战国中期的楚简中发现与《礼记》相当的篇章，如《缁衣》(郭店简、上博简)，或与《礼记》中许多篇章内容相近的论述，包括《曲礼》《礼运》《乐记》《坊记》《中庸》《表记》《孔子闲居》《大学》等篇。钱玄、沈文倬、彭林、王锷等运用传世和出土资料，考证《礼记》绝大部分篇章由孔门后学撰写于战国时期，原本皆以单篇流行，至汉代编纂成书。沈文倬、贾海生等通过分析传世和考古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和楚简，证明三礼所记礼乐仪式和规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先秦时是实际施行的。姚小鸥、江林等通过分析《诗经》的诗篇，也证实三礼所记多种礼仪制度。 由于考古和考证成果的有力证明，目前学界关于三礼的基本可靠性可以说已经大致趋向一致。因此，谨慎地将三礼与其他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相对照，用来探讨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礼乐文化传统，应是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