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书影：风物人情两相宜

田汉与《哈孟雷特》

如果将人生视为一篇文章，那文章是逃不脱起承转合的。人生大相径庭，但结构大体总是肖似。田汉的人生文章，他的四任妻子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是四个节点。其中心思想，当然是革命与戏剧。若仅以一词吝啬形容，“狂飙”者，酷似！

1916年的秋天，田汉由他的舅父（后来也是他的岳父）易象（字梅园、枚丞，1881—1920）带领赴日本求学。那一年，田汉从徐特立（1877—1968）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毕业。他们先坐汽轮，从长沙码头出发，沿北去的湘江，经汉口，至上海，然后东渡。这一年，田汉年方18岁，易象35岁，大略算来也还是青年。在船上，易先生写下了一首诗：

西风无恙送征帆,

一幅潇湘晓色寒。

差幸同行今有汝,

不缘落笔兴初酣。

眼前人物皆如此,

劫后江山忍细看。

好向蓬莱深处住，

采将灵药驻童颜。

从内容看，诗应该是写赠给田汉的。因为易象本人并非是首次渡海东瀛，所以，后的“好向蓬莱深处住，采将灵药驻童颜”，应该更多的是表达对外侄田汉日本之行的期许。田汉非常钟爱此诗，他长子田申回忆，即便在上世纪30年代白区多次迁居的家中，也总是挂着田汉用正楷书写裱成的字轴。他希望田申能熟读、背诵。

这位对田汉人生有过重大影响的易先生，如今更多是出现在田汉研究的附页中，他的生平细节也茫然难寻，他的卒年因田汉多次提及而被周知，生年则无人详察。我是从田汉母亲的回忆中，才得以爬梳出易象生年的。

张申府（1893—1986）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创始人，当时，他负责在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中间串联。在他晚年回忆建党前后的文章中，指明在1920年9月他曾到沪，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家中，“见到了上海的早期党员周佛海、田汉、沈雁冰等，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此处，关于田汉的回忆是讹误的，因当时田尚在日本，且在田自己的文字回忆中并无此一节。我很怀疑张申府在陈独秀家中见到的，是李大钊的好友、田汉的舅父易象。此时，易象、林伯渠均在上海。他们当时是和程潜（1882—1968）一起，追随着在上海的孙中山。

据史料记载，易象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曾发起组织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后与李大钊的“中华学会”合并成“神州学会”。李任评议长，易和与之有“逾管鲍之交”的林伯渠为干事。不妨大胆推测，倘若易象不在1920年底牺牲于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枪下，成为中国共产党批的创始党员或恐是可能的。这也是张申府记忆中印象深刻但稍有差池的原因。

田汉在戏剧上的成就，多有专家论述，此处不赘。但田汉在1930年代与鲁迅的一段“恩怨”却是不能不提一笔的。在那封著名的信中，鲁迅写到了从汽车中跳出的“四条汉子”，但只写了“田汉、周起应”的名，而省略了另两个。且把田汉放在了位，可见也是因为“印象深刻”。

在“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回忆中，那次会谈是另有主题的，气氛总体是平和的，只有在田汉插话要鲁迅提防胡风的时候，引起了周大先生的不快。但在田汉自己的回忆里，却写到了那次会面的起因和主题就是胡风，结果是不欢而散。从鲁迅方面看，在那信中将旧事重提，可见鲁迅当时确实不快，且很是不快。会谈双方原本都是抱着诚意想要积极沟通的，但结果却加深了误会。还是在那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鲁迅对田汉被捕释放后不仅没有“少说话”，反而在“南京大演其戏”，疑其“转向”，殊为反感。可见鲁迅当年的误会之深。

有考证田汉和鲁迅是早就相识的，但因为人处世风格的大相径庭，故而私人的友谊似乎是没有的。虽然在“左联”成立伊始，两人都是常委，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但由于沟通的极为不畅，乃至误会至深，终于使鲁迅认为田汉即是化名绍伯，与之在报刊公开争论后，写下了著名的“横站”之说的人。作为今天的后人读来，犹能体会其字里行间的悲怆。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中，鲁迅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这原本是鲁迅致友人的私信。但很多年后，被坏人利用，成为批斗田汉的利器，这恐怕是鲁迅先生和田汉均始料不及的。

以上一节，只是想说明在1930年代，在上海左翼文化的强大阵容中，由于人性的复杂而出现的一点插曲。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确如泰山之存在，而田汉在文学史上，亦已盖棺论定。且不说他对中国话剧有着开山之功，单说那一首《毕业歌》，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就足以让他传之后世。后一首，据说是还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的田汉，把歌词写在香烟盒纸的背面，才递送出来的。先是成为《风云儿女》电影的插曲，随之成为风靡一时的抗战歌曲，1949年后，由宪法定为新中国的国歌至今。

田汉与莎士比亚的接触，始于日本，那是他“狂飙”人生的青萍之末。莎士比亚对他的冲击，不光是一种崭新的戏剧形式，而且是文化的洗礼。所以，他选择翻译莎士比亚，成为“盗火者”，是必然的。即便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随身携带的，也是一册原版的莎著，终日朗诵。

莎士比亚与中国，是近年来文化界很重要的课题。不久前，上海戏剧学院曾举办过一个“莎士比亚在上海”的展览，展品中，就有一册盖着吴仞之藏书印的《哈孟雷特》，注解说明是中国以完整剧本呈现的本汉译莎著。

这一种《哈孟雷特》，就是田汉所译。是“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中的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11月初版。

舍下庋藏的一册，是1936年8月第八版刷印的。品相稍逊，封面有水渍，仿佛时间之水曾经漫过。环衬页盖着蓝色的中英文“众友图书社”图章，和空空如也的插卡袋，都证明了此书初的归属。可惜的是，插卡纸袋中，失去了借书记录卡。不然，查看一本书的借阅漂流记录，也是小有妙趣的。

扉页上，另有一颗红色“胡一新印”，盖在蓝色的“18 SEP,1944”印章上方。此印在书中，至少还盖了三处。我的估测，这应该是第二任的主人“胡一新”先生宣示主权的方式，以及得书的日子。这个胡先生，我想是爱书爱文学的，但亦是囊中不宽裕的，不然不会从图书社散去的旧书中挑拣读物，还那样认真地盖上自己的名章。

如今，当年的“众友图书社”和爱书的胡先生，均已“烟涛微茫信难求”。我或许是此书的第三任主人，得书时间粗略算来也应该有二十多年了。至于是从何处、以何价收获此书，早已忘得干净，但不外乎是上海文庙、福州路，或瑞金二路……

另可一提的，是此书的排版，竟然是横排，即是从左往右翻页的，跟时下的图书完全一致，却跟彼时的竖排右翻排式决然不同。

舍下还有一册田汉早期的著作《田汉戏曲集（4）》，是1933年5月20日第三版（初版为1931年4月1日），印数累计到了6000册。此书收进了7个短剧剧本，包括《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江村小景》《生之意志》《垃圾桶》《Piano之鬼》《名优之死》，由现代书局印行。仍需一提的是，该书的排印，与《哈孟雷特》一样，也是从左到右的横排。

关于翻译《哈孟雷特》一书的缘起，田汉在1922年11月9日出版序言中交待得很清楚：他在1918年读到此剧原著，即有“迻译之志”，易象对此“亦多所勉励，望其有成”。田汉把莎翁的创作生涯分为习作、喜剧、悲剧和老成四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悲剧期是其得意时期。而悲剧期中的各种悲剧中，又以“《哈孟雷特》一剧尤沉痛悲怆，为莎翁四大悲剧之冠”。

在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作品中，田汉爱此剧。

现在，莎翁此剧通常被翻译成《哈姆莱特》，但我却依然喜欢《哈孟雷特》这个译名。如果可能，在此剧的译名上，吾不从众。田汉这个早版本的翻译，依然是有价值的，当然也是有影响的。在鲁迅留下的文字中，谈到此剧，也是沿用这个译名。

此书出版的意义，除了是用中文翻译的个完整莎氏剧本外，影响也是确实存在的。廖沫沙（1907—1991）曾是田汉五弟田沅的小学同学，小学毕业后，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田汉母校），田沅则陪伴母亲到上海投奔田汉去了。田沅当时从上海给他寄了很多刊发有田汉译著的书刊，让他“如获珍宝，爱不释手，昼夜读之不休”。其中除了有《少年中国》等刊物外，还有书籍，也有这本《哈孟雷特》。

后来，廖沫沙干脆从长沙跑到了上海，直接住进了田家。在廖的眼中，田汉虽然自己也是“贫且困”的，常常东贷西借，但总是以诚待人，慷慨好义，并且“在他的一生中是一贯如此的”。廖对田汉，终生以良师视之。

田汉在昆仲间行长，故朋友侪辈多以“田老大”亲切称之。其为人真诚热情，有“及时雨”之风。在他昔日位于日晖里的局促的家中，招待过多少热爱戏剧的青年，恐怕是难以计数的。曩日，有一位叫李云鹤的女青年，因中共地下党员的男友在青岛被捕，仓皇逃到上海，也是先投奔素不相识的田汉。此类绝渡逢舟的事情，“田老大”大约做过很多。

田汉有捷才，下笔千言的故事时有发生。张春桥在1935年12月的上海《立报》上，曾以《作家的生活》为题撰文说：“据说田汉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在一夜里写一个长剧，马上换一笔钱，马上他又花出去。”言下之意，颇有些“羡慕嫉妒恨”的意味。张春桥那时不过18岁，以骂人为文换钱。在朋友们眼中，田汉（还有他那被尊称为“戏剧母亲”的田妈妈）热心“疏财”是生活常态，但前缀，总是有“仗义”两字的。

1968年12月，田汉于审查期间在301医院以“李伍”之名死亡，骨灰不知所踪。“中央专案组”在1975年通知家属，田被定性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此时，田妈妈易克勤已于三年前去世。他后一任妻子安娥也在1976年去世，没能等到田汉平反的那一天。

1979年，田汉正式被平反。他的追悼会，据云参加者“人山人海”。但是，骨灰盒中并没有骨灰，放着的是一方名章、一副眼镜、一支钢笔，还有一本《关汉卿》、一页《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田汉在近100年前所翻译《哈孟雷特》中经典的片段，那是第三幕场中来自哈孟雷特的独白：“还是活着的好呢，还（是）不活的好呢？——这是一个问题：所谓豪杰之士者，到底应该忍受着‘暴虐的运命’的矢石呢，还是应该和狂波骇浪相抵抗死而后已呢？”

哈孟雷特的自问，确实是一个几乎为永恒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不啻读屈子《离骚》。”这是田汉在1922年的观点。如今，时间如浮云朝露，金飞玉走，已然是小百年之前的往事了。

1920年12月，易象本已买好船票，准备翌日和程潜等三人赴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备北伐，但程紧急委托易回长沙稳定军事。三日后，倒向北洋政府的赵恒惕发动兵变，屠杀革命党，易象罹难。“人传其被害时，兵士将其自床上曳下，云奉令来执行枪决；枚丞知不可抗，请写几个字，兵士不许，再三要求，始允之。……写毕，即于门外遇害。”

易象“再三要求”请写的，是28个字，写在桌布上。在田汉的回忆中，我们得以读到这位南社诗人的绝笔：“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都成梦，留与来生一憾吟。”在田汉回忆的另一个版本中，末一句有一字不同，即“留与来生一恨吟”。“憾”也好，“恨”也罢，一代革命先行者的风骨跃然纸上。另，甥舅二人均殁于12月。

18岁时，田汉在赴日本留学途中得易象先生赠诗，我想彼时他们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好向蓬莱深处住，采将灵药驻童颜”。希望古老而灾难深重的祖国能焕发青春，能成为“少年中国”。但历史总是在血与泪中曲折而行，人生沧桑，如果可以回首，或许，那首诗中看似平淡但更能打动人心的，是另两句：

眼前人物皆如此，

劫后江山忍细看。

2017．5．28

本书为“叙旧文丛”之一。是自由学者、媒体人吴霖的文学随笔自选集。本书可谓就一些旧日情怀，寻许多文坛佚事，作者从田汉、李健吾、骆宾基、戴望舒、蒋天佐、辛笛、陈敬容、海子等现当代作家的一本书入手，追溯和书密切相关的故人与旧事，寻绎丝丝缕缕，叙写详实委曲。其中还有作为海子同事故友身份写的几篇回忆文章，透露了不少不为人知的史事与细节，尤为有料有据。各篇之后并配以相关旧书文影，很有年代感，有的版本至为珍稀。全书文字清脱有味，有图可参可考，十分好读。

吴霖，1961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从1982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星星》等刊物，曾入选《朦胧诗三百首》《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当代学院诗选》《当代爱情友情诗300首》等选集。发表非虚构散文、言论及新闻作品近百万字。曾出版散文集《名人采访录》（1993）、《歌啸余音》（2002）、诗集《悬崖上的风：1983―1990诗选》（2016），主编《建设是美好的事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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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霖，1961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从1982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星星》等刊物，曾入选《朦胧诗三百首》《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当代学院诗选》《当代爱情友情诗300首》等选集。发表非虚构散文、言论及新闻作品近百万字。曾出版散文集《名人采访录》（1993）、《歌啸余音》（2002）、诗集《悬崖上的风：1983―1990诗选》（2016），主编《建设是美好的事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