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文学译丛:童年的街道

序言：

逃离工人区——代译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麦女诗人、作家、专栏作家兼编辑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经过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丽德·海宁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导演拍摄为同名电影。摇滚歌手安娜·林内特（Anne Linnet）选取她的一些诗句谱写成这部电影的主题

曲。进入20世纪后，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居伦戴尔（Gyldendal）将此书收入《经典丛书》，使其跻身于丹麦和世界各国经典作品之列。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艾斯特12岁，围绕她，以她出生成长的哥本哈根西桥区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组1930年代丹麦工人区的人物群像：以“守规矩”为人生要义的父亲母亲；

一边当着学徒受气，一边啃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立志要当诗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的丽莎；美丽活泼、亲切友善，却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听别人隐私的“闲话篓子”；经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汉子；夜以继日裁剪缝补的单身母亲和事事要强的女儿；用菲薄的抚恤金和打工挣钱支持儿子画家梦的寡妇；对穷孩子偷甜食相当宽容的店老板……

全书的主线是艾斯特的成长。尽管有好朋友丽莎，她仍然是孤独寂寞的，在学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单独面对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渴望着摆脱这一切，羡慕优裕富足的生活。她长大了，成功地离开乌烟瘴气的厨房、脏水横流的仓库，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职员。她的手指渐渐养得修长细嫩，尽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饭”才能攒下钱买轻柔的丝袜，她毕竟有机会出入各种时髦场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尔·索伦森的妹妹”的光环。回到童年的街道，她俨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这是一个“逃离工人区”的故事。丹麦文学中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1837）以来反复出现的主题。用作家尤利乌斯·鲍姆霍尔特（Julius Bomholt，1896—1969）的话来说，“通俗杂志上每两篇小说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善良的办公室小姐成为伯爵夫人或者牧师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多和安徒生一样出身贫苦，自己努力加上因缘际会，成功脱离了原有环境，跻身中上层社会。在故事发生也是作者崭露头角的1920和1930年代，更是有相当数量出身贫苦的青年登上文坛，这段时间因而被称为“流浪汉、自学成才者和工人作家的时代”。他 / 她们既有奋斗成功的才华，也有广阔的心胸，认为“我的问题解决了还不够，其他人也应该跟上，分享我的幸福快乐，他们也应该进入新的广阔视野。因为他们是人，是人！”［鲍姆霍尔特：《暴风雨之前》（Før Uvejkret），216页］

《童年的街道》的作者显然也在上述情况之列。图凡·狄特莱夫森，1917年12月14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西桥区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失败的新闻记者，转而做司炉，他不仅安之若素而且很为养家的能力而自豪，不幸在1924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遭到解雇。全家靠救济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她的母亲十分强悍，本书中的一段话或是作者母亲的写照，“是母亲在行使日常权力。惩罚的是母亲，赞赏的是母亲，一起散步和检查功课的也都是母亲。生气的对象是母亲，害怕的对象也是母亲，病了，衣服破了，肚子饿了，都要找母亲。”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才华，母亲则赋予她顽强的求生意志。而父亲失业那段时期的艰难，一方面坚定了她摆脱贫困的决心，另一方面，对失业和贫穷的恐惧也转化为深刻的自卑和不自信，成为她后来不幸人生的悲剧性根源。

图凡·狄特莱夫森从12岁开始写诗。处女作《给我死去的孩子》（Til mit døde barn，1937）刊登在青年新进园地《野麦子》（Vild Hvede）杂志上，本诗集是《少女心思》

（Pigesind，1939），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Man gjorde et barn fortræd，1941）。《童年的街道》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她写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报纸上

撰写专栏文章，并在丹麦的周刊《家庭杂志》（Familie Journalen）回复读者来信近二十年。她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埃米尔·奥勒斯特鲁普奖章（Emil Aarestrup Medaillen，

1954）；金桂叶奖（De Gyldne Laurbær，1956）；文化部颁发的儿童图书奖（Kulturministeriets Børnebogspris，1959）；索伦·居伦戴尔奖（Søren Gyldendal Prisen，1971）。她去世后，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动聚集在路旁为她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她被认为是后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平民作家。在她百岁冥诞时于2017年被评为年度经典作品作家。在她出生长大的“街道”附近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小片广场（Tove Ditlevsen Pl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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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30 日写 11 月修订

哥本哈根

《童年的街道》是丹麦女作家图凡·狄特莱夫森的代表作，并被拍成电影。故事以主人公艾斯特居住的哥本哈根西桥区后排房公寓为背景，讲述了活在孤单黑暗中渴望被爱却不知如何爱人的艾斯特试图摆脱这条街道所带给她的一切：孤单、寒冷、贫穷和排挤。但是，在她被自己渴望的幸福击碎后，她回到了童年的街道，在回忆和熟悉中苍白地疗伤。

作者简介：

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丹麦女作家、诗人和专栏作者。从12岁开始写诗，本诗集是《少女心思》，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曾多次获奖，包括金桂叶奖、儿童图书奖和索伦·居伦戴尔奖等。她是一位敢于站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忧伤和痛苦的女性。同时，她还努力记录和描写人类本性深处的痛苦和禁忌，时至今日，读者仍然能重新发现他们的犹豫不决和自己的问题。

译者简介：

周一云，1952年生于上海，原籍福建厦门。1988—199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克尔凯郭尔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曾在哥本哈根大学、“美人鱼中华文化学校（MCCS）” 、“语言桥（Sprobroen）公司”以及LOF夜校教授中文。2017年退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英-丹语言文字口头和书面互译工作，并在《读书》《万象》《华声月报》《侨报》等刊发表散文和杂文。主要翻译作品：《人类的法则》《克尔凯郭尔传》《狄更斯的女人们》等。

《童年的街道》是丹麦女作家图凡·狄特莱夫森的代表作，并被拍成电影。故事以主人公艾斯特居住的哥本哈根西桥区后排房公寓为背景，讲述了活在孤单黑暗中渴望被爱却不知如何爱人的艾斯特试图摆脱这条街道所带给她的一切：孤单、寒冷、贫穷和排挤。但是，在她被自己渴望的幸福击碎后，她回到了童年的街道，在回忆和熟悉中苍白地疗伤。

作者简介：

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丹麦女作家、诗人和专栏作者。从12岁开始写诗，本诗集是《少女心思》，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曾多次获奖，包括金桂叶奖、儿童图书奖和索伦·居伦戴尔奖等。她是一位敢于站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忧伤和痛苦的女性。同时，她还努力记录和描写人类本性深处的痛苦和禁忌，时至今日，读者仍然能重新发现他们的犹豫不决和自己的问题。

译者简介：

周一云，1952年生于上海，原籍福建厦门。1988—199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克尔凯郭尔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曾在哥本哈根大学、“美人鱼中华文化学校（MCCS）” 、“语言桥（Sprobroen）公司”以及LOF夜校教授中文。2017年退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英-丹语言文字口头和书面互译工作，并在《读书》《万象》《华声月报》《侨报》等刊发表散文和杂文。主要翻译作品：《人类的法则》《克尔凯郭尔传》《狄更斯的女人们》等。

序言：

逃离工人区——代译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麦女诗人、作家、专栏作家兼编辑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经过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丽德·海宁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导演拍摄为同名电影。摇滚歌手安娜·林内特（Anne Linnet）选取她的一些诗句谱写成这部电影的主题

曲。进入20世纪后，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居伦戴尔（Gyldendal）将此书收入《经典丛书》，使其跻身于丹麦和世界各国经典作品之列。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艾斯特12岁，围绕她，以她出生成长的哥本哈根西桥区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组1930年代丹麦工人区的人物群像：以“守规矩”为人生要义的父亲母亲；

一边当着学徒受气，一边啃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立志要当诗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的丽莎；美丽活泼、亲切友善，却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听别人隐私的“闲话篓子”；经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汉子；夜以继日裁剪缝补的单身母亲和事事要强的女儿；用菲薄的抚恤金和打工挣钱支持儿子画家梦的寡妇；对穷孩子偷甜食相当宽容的店老板……

全书的主线是艾斯特的成长。尽管有好朋友丽莎，她仍然是孤独寂寞的，在学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单独面对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渴望着摆脱这一切，羡慕优裕富足的生活。她长大了，成功地离开乌烟瘴气的厨房、脏水横流的仓库，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职员。她的手指渐渐养得修长细嫩，尽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饭”才能攒下钱买轻柔的丝袜，她毕竟有机会出入各种时髦场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尔·索伦森的妹妹”的光环。回到童年的街道，她俨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这是一个“逃离工人区”的故事。丹麦文学中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1837）以来反复出现的主题。用作家尤利乌斯·鲍姆霍尔特（Julius Bomholt，1896—1969）的话来说，“通俗杂志上每两篇小说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善良的办公室小姐成为伯爵夫人或者牧师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多和安徒生一样出身贫苦，自己努力加上因缘际会，成功脱离了原有环境，跻身中上层社会。在故事发生也是作者崭露头角的1920和1930年代，更是有相当数量出身贫苦的青年登上文坛，这段时间因而被称为“流浪汉、自学成才者和工人作家的时代”。他 / 她们既有奋斗成功的才华，也有广阔的心胸，认为“我的问题解决了还不够，其他人也应该跟上，分享我的幸福快乐，他们也应该进入新的广阔视野。因为他们是人，是人！”［鲍姆霍尔特：《暴风雨之前》（Før Uvejkret），216页］

《童年的街道》的作者显然也在上述情况之列。图凡·狄特莱夫森，1917年12月14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西桥区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失败的新闻记者，转而做司炉，他不仅安之若素而且很为养家的能力而自豪，不幸在1924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遭到解雇。全家靠救济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她的母亲十分强悍，本书中的一段话或是作者母亲的写照，“是母亲在行使日常权力。惩罚的是母亲，赞赏的是母亲，一起散步和检查功课的也都是母亲。生气的对象是母亲，害怕的对象也是母亲，病了，衣服破了，肚子饿了，都要找母亲。”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才华，母亲则赋予她顽强的求生意志。而父亲失业那段时期的艰难，一方面坚定了她摆脱贫困的决心，另一方面，对失业和贫穷的恐惧也转化为深刻的自卑和不自信，成为她后来不幸人生的悲剧性根源。

图凡·狄特莱夫森从12岁开始写诗。处女作《给我死去的孩子》（Til mit døde barn，1937）刊登在青年新进园地《野麦子》（Vild Hvede）杂志上，本诗集是《少女心思》

（Pigesind，1939），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Man gjorde et barn fortræd，1941）。《童年的街道》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她写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报纸上

撰写专栏文章，并在丹麦的周刊《家庭杂志》（Familie Journalen）回复读者来信近二十年。她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埃米尔·奥勒斯特鲁普奖章（Emil Aarestrup Medaillen，

1954）；金桂叶奖（De Gyldne Laurbær，1956）；文化部颁发的儿童图书奖（Kulturministeriets Børnebogspris，1959）；索伦·居伦戴尔奖（Søren Gyldendal Prisen，1971）。她去世后，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动聚集在路旁为她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她被认为是后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平民作家。在她百岁冥诞时于2017年被评为年度经典作品作家。在她出生长大的“街道”附近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小片广场（Tove Ditlevsen Plads）。

本书作者和几位书中人物能成功“逃离工人区”，固然是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努力，社会大环境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和安徒生的时代相比，百年之后的丹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农村人口继续迁入城市的同时，城市工人阶级背景的青年上升进入中产阶级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故事发生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通常被称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丹麦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繁荣时期。次世界大战的双方主要交战国英国和德国都是丹麦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丹麦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异常“敏感”。日德兰半岛是德国守卫来自海上进攻的桥头堡，而丹麦领有的大小贝尔特海峡和厄勒海峡又是进出波罗的海的咽喉要道。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丹麦成功地保住了中立，不仅避免了卷入大战，而且在与交战双方贸易中小有斩获，还出现了一个承包双方军需发财的暴发户群体，诨名“烩菜男爵”（Gulaschbaroner）。他们借着战时军人没条件挑剔之机，生产质量可疑的罐头食品，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由于避免了发生在参战各国因现代战争的总体动员而带来的消极后果，丹麦得以保持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稳定发展。

首先是城市化继续进行。1914年时丹麦王国有280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聚集在首都哥本哈根，五分之一分布在近四百个城镇，第二大城市奥尔胡斯有居民7万，第三大城市欧登塞5万多，约170万人居住在农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人口增加了100万，其中16万是北石勒苏益格1920年回归带来的（回归后称“南日德兰”），达到380万。新增人口主要在城市，农村居民人数维持不变，首都人口接近百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村劳动人口从1914年的36%下降到1939年的28%，城市里工业手工业者从30%上升到33%，幅度不大，可见新增人口大量存在于贸易、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

城市人口剧增导致住房紧张和居住条件恶劣。抓住投资机会的房地产商所盖的房子，往往在同一街区内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临街一面比较宽敞，越往里质量越差，通风采光条件也

越差。顺便说一句，20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旧城区改造，除了留几处作“历史见证”外，质量低劣的里层房屋悉数拆除，铺设草坪和儿童游戏设施，临街房屋仅进行内部现代化改造，可见改善居住条件和“保留旧城风貌”之间不一定是呈非此即彼的关系。此是后话。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先有善心人士出资建造“工人住宅”（arbejderboliger），然后工人自己也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成立住房合作社，这种建房形式因不包括房地产商赚取的利润而性价比较高。到193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丹麦功能派”建筑风格（dansk funktionel stil），即有大片开放绿地，每家每户都有小阳台的三四层楼房或小别墅。书中主要人物所在的“街道”显然属于早期房地产商的作品，并未能享受到后续发展的福利，也成为促使她们“逃离”的动机之一。

改善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另一个设想就是“小菜园”（kolonihave），即在城外圈出大片空地，画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园地，供人租种，或在那里建造简单的小房子。那是穷人的夏

季别墅，可以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并栽种瓜果蔬菜，贴补家用。新进城的人们也可借在小菜园劳作和休憩，保持一部分田园生活。到“一战”前夕，丹麦已有约两万处这样的“小菜

园集合”。租种这样的小菜园还是需要一定实力，书中兄妹二人商量着给父母租个小菜园，说明他们的境况已经改善。

教育方面也在持续进步。1914年，大部分丹麦人接受七年制教育，其中九成上公立社区学校，其余上私立学校和其他形式的学校。8%的人受九年制教育，获得中学毕业证书。5%接受十年制教育。1%高中毕业获大学入学许可。在校生中女生约占三分之一。到“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末，除七年制教育继续推进外，中学毕业生上升到16%，十年制学校毕业生达到12%，高中毕业获大学入学许可者达到3%。男生仍占多数，但和女生数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

除了“正规”教育之外，丹麦早在19世纪初就产生了终身教育的观念，1813 年开办的成人学校（højskole）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人们可以在这种学校里学习语言、文学、历史等科目，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当时以农村为主，1844年至1917年间共有27万人上学。进入20世纪，工人也开始办这样的成人学校，1910年在社民党支持下，埃斯贝尔市（Esbjerg）所成人学校开学。城市成人学校开设的部分科目偏于实用，如簿记、速记、打字等，为蓝领工人转为白领提供助力。

女性地位提高。1908年4月2日，丹麦议会修改选举法，女性获得基层选（Kommunalvalg）的选举权，并在1909年3月12日，美国次妇女节后四天，丹麦女性次参加基层选举。1915年修改宪法，女性获得上下议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修正于1918年生效，同年四月举行的选举遂有女性参加。1924年当选的斯陶宁（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政府任命了丹麦位女部长，由历史学博士尼娜·邦（Nina Bang，1866—1928）担任*长。

丹麦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卷入“一战”，却无法完全避免参战各国总体动员造成社会动荡的冲击。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并不平稳，革命风暴又一次席卷欧洲，原有的帝国和王国们纷纷垮台，成立共和国。俄国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沙皇退位，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又在11月（俄历十月）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推翻，史称“十月革命”。一年后德国也爆发革命，德皇退位逃往荷兰，魏玛共和国成立。战胜国方面新兴大国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倡导“民族自决”和“民主让世界更安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这次革命风暴也像欧洲的历次革命风暴一样，在丹麦激起波澜。1918 年2月，一群不满主流工人运动的失业工团主义者（Syndikalister）冲击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用棍棒将交易员和投资者赶跑，升起一面旗帜，上书：“赌场已被失业者关闭！”部分肇事者被警方逮捕。在同年11月的示威游行中又演化成更为激烈的警民冲突。但总的来说，丹麦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领导下并不是革命造反，而是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为实际诉求，与资方做良性互动。而资方—雇主方面，部分地出于对俄式革命的恐惧，在1919年满足了工人为之奋斗近二十年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结束了此前普遍实行的平均每周工作60小时制度。

经历过战后短暂的繁荣后，欧洲在1920年迎来了普遍的经济危机。由于参战国士兵大批复员而产生的需求变化，中立国丹麦也遭到沉重打击。“烩菜男爵”们大批破产，有益社会的严肃企业也受到强大压力。银行纷纷倒闭。在这个背景下，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民主党人，烟草工人出身的斯陶宁于1924年当选首相，并组成半数阁员工人出身的内阁，史称“工人内阁”。两年后斯陶宁败选下台。

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导致银行破产，价格暴跌，工厂倒闭和大批工人失业。危机迅速扩散，于 1930 年跨过大西洋到达欧洲，物价暴跌，失业剧增。

欧洲各国的反应是以邻为壑，构筑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