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城市文明论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5ZDC007）成果。从文明的定义、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东西方文明比较出发，并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阐述了东西城市起源、布局、风格、精神、制度的特质，呈现了东西方城市别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面貌，揭示了华夏城市所蕴含的独特的文明价值。

鲍宗豪，1949年生，浙江奉化人。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西兰奥克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5、2008、2011、2015版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 先后获国家和省部级奖15项。主持完成特别委托项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等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6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0年来文明城市创建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已出版《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科学发展论》、《当代中国城市文明新模式》等论著40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世界经济评论》（英国）、《欧洲经济伦理》等发表论文（文章）400余篇。

2015年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雷日科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等16人聘为黑龙江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2017年入选中国人文社科评论研究中心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中国社会学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目录

第 一章    文明与文明新时代

第二章    世界文明视域中的华夏文明

第三章    华夏城市文明的历史演进

第四章    华夏城市文明的精髓

第五章    华夏城市文明的价值共识

第六章    华夏城市文明的信仰

第七章    华夏城市文明的新模式

第八章    华夏城市社会革命

参考文献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5ZDC007）成果。从文明的定义、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东西方文明比较出发，并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阐述了东西城市起源、布局、风格、精神、制度的特质，呈现了东西方城市别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面貌，揭示了华夏城市所蕴含的独特的文明价值。

鲍宗豪，1949年生，浙江奉化人。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西兰奥克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5、2008、2011、2015版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 先后获国家和省部级奖15项。主持完成特别委托项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等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6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0年来文明城市创建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已出版《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科学发展论》、《当代中国城市文明新模式》等论著40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世界经济评论》（英国）、《欧洲经济伦理》等发表论文（文章）400余篇。

2015年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雷日科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等16人聘为黑龙江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2017年入选中国人文社科评论研究中心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中国社会学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城市制度与华夏城市精神文化（见该书pp131-133）

城市制度本身就是“人文”的、“人化”的，即城市制度离不开人，它是靠城市人设计、执行、遵守的，离开了城市人，也就无所谓城市制度。城市制度的两端：它的确立（起点），它的执行（落脚点），都离不开人。城市制度折射着城市人的内在素质，城市人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质高低决定着城市制度设计水平的高低。城市制度文化是城市制度的观念内核，是设计、执行、监督、变革城市制度的人们的理性原则、价值取向、理念追求、道德标准、利益调整等的观念体系，反映出城市制度设计的主体追求什么、捍卫什么、贬斥什么、接受什么的理性思索和道德底线，是主体化、内在化的关于城市制度的观念系统。因此，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城市主体，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制度，有什么样的城市精神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制度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精神文化的产品，城市制度文化内涵于城市的精神文明化中。

不同的制度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精神文化特质、不同的民族精神。体现中国精神文化本质的儒家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伦理观，一直是中国制度设计中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这一传统告诉人们，人人都有良知天性，人人都懂得“仁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自律，懂得“吾日三省吾身”，等等；只要有了这种道德，就能够做到“以已推人”，能用善良、仁爱之心，高尚、有德之为去对待他人；人人皆舜尧，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道德的修炼成为谦谦君子。道德的获得外靠舆论，内靠良心，因而身外的制度是多余的、不必的，那是为“小人”设置的，“君子国”中的人是不需要的。统治者控制住舆论，个人把持住良心就可以了。于是，社会充满了仁爱、礼仪之风。可残酷的事实是，中国城市制度设计的现实却走了一条与此不相吻合的路径。在中国的城市制度设计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很少的。中国的城市制度（城市管理制度）常常定位于管人、约束人，缺乏体现对人的真切关怀与平等的城市精神文化。也就是说，制定城市制度的文化中，平等、人道、人性的因素少，而等级的、歧视的“文化无意识”则较多。

西方社会对人性的预设是“性恶论” ，认为人都是“无赖”“魔鬼”，不能依靠“圣贤道德”归顺人性、治理国家。于是，不断地制定制度、法律来限制恶的人性，限制人的恶念、恶行，以达到治理城市、治理社会的目的。怎样才可以使带有“恶”的人接受、服从制定出来的法律和制度呢？那就必须让他们承认：制度和法律代表的是“公意”，在制度、法律的设计中包含了对社会公民，自然也包含了自己在内的人的权利与利益的、根本的关照，体现着对他人的不伤害，也不伤害别人的公正、平等、正义的成分。所以，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是城市法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社会公正、平等、自由的探索、落实也越来越多，看似相对立的两极是统一的。所以，城市法治必然更人道、更人性，更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

西方社会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保证人与人交往的契约论。“契约”是以平等、自由、权利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强制性为前提。这是一般契约与法律的不同之处。但契约也具有法律的意味，任何一方的毁约不仅是不道德的，也可能意味着是对法律的触犯。契约意识的形成、普及确立的是制度、法律的权威，严格的守法意识与成熟的契约意识是“孪生兄弟”。契约意识与法治精神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所以，形成对城市制度内心认可的城市制度文化，与民众广泛地形成契约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今我国城市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对城市制度文化的培育，促进城市精神文化建设。没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积淀，没有城市精神文化的引导，没有以民众内心的价值判断、认知标准、行为选择等作为外在城市制度文化的支持，城市制度是不能长久地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