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

　　闫立(严励)，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严励王娜

　　一、正确认识“严打”

　　二、准确定位“严打”

　　三、合理调整“严打”

　　刍议检察机关并案处理的相关问题吴圆

　　一、问题的提出

　　二、并案侦查的法律依据及现实需要

　　三、并案侦查的条件

　　四、并案侦查的冲突解决

　　五、并案处理的逮捕程序问题

　　行刑政策观对监狱惩罚机能的效果刘崇亮

　　一、重刑主义的行刑政策观与法治主义的行刑政策观的界分

　　二、重刑主义监狱行刑政策观与监狱惩罚机能的扩张

　　三、法治主义行刑政策观与监狱惩罚机能的限制

　　《刑法修正案(九)》对刑事政策的新发展

　　——以适当降低入罪条件为视角 郝晓敏

　　一、我国的刑事政策发展现状

　　二、刑事政策视角下入罪条件下降原因分析

　　三、降低入罪条件关联问题和刑事政策对策

　　羁押必要性归口审查的问题与出路高飞

　　一、羁押必要性归口审查模式的实践探索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归口监所检察部门统一办理存在的问题

　　三、羁押必要性归口审查模式的出路

　　论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骆群

　　一、引言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之利

　　三、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之弊

　　四、启示与愿景

　　《立法法》修改对刑法解释的体系影响与刑事政策发展 卫磊

　　一、现有的实然型刑法解释多元化格局与刑事政策关联

　　二、修正后《立法法》与应然型刑法解释两元化格局

　　三、清理不符合修正后《立法法》精神的刑法解释与推进刑事

　　政策发展

　　刑罚体系改革下的“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从《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谈起 邵增辉

　　一、“数罪并罚”的历史嬗变

　　二、刑罚体系下“不同刑种”并罚原则的确立

　　三、对现行刑法中“数罪并罚”的检视与修正

　　刑罚执行政策的转型与调整吴何奇

　　一、刑罚执行政策的概念界定

　　二、我国刑罚执行政策的历史演进

　　三、刑罚执行政策的发展反思与调整

　　亲亲相隐：刑事政策的人伦启示 骆群

　　一、问题的提出

　　二、亲亲相隐在我国的建构历程

　　三、亲亲相隐国(境)外的立法考察

　　四、刑事政策的人伦情怀

　　五、结语

　　刑事立法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张峰瑞

　　一、我国刑事立法政策的历史沿革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立法完善

　　四、刑事立法政策的发展方向

　　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刘昊

　　一、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历史沿革

　　二、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目标与模式选择

　　三、侦查程序中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四、起诉程序中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五、审判程序中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型与调整

　　由故意伤害引发的伪证案邱晨帆吴圆

　　一、案情简介

　　二、问题的提出

　　三、分析与结论

　　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缺陷及对策俞俊俊

　　一、罪名由来

　　二、立法与实践上的缺陷

　　三、分散至他罪的可能性

　　四、对策

　　五、结语

　　知识社会条件下的罪犯改造模式论 刘崇亮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形态的变迁与罪犯改造模式的嬗变

　　三、以知识为主的综合改造刑

　　依法治国视野下刑罚价值理念的融贯与刚性维持研究蔡一军 李昌

　　一、现实困境：刑罚动态运行的目的偏移与刚性流失

　　二、症结分析：刑罚分隔化运行的制度风险

　　三、困境突破：刑罚纵向运行的融贯技术与制度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重建 陈超然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发展历程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多重价值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结构性问题

　　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建路径

　　论社区行刑的惩罚性及公众认同 张东平

　　一、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

　　二、社区行刑的功能纠偏

　　三、社区刑罚的公众认同

　　中国古代版权保护的宽容及现代启示

　　——以法文化考察为视角 肖志珂

　　一、理念：贵义轻利

　　二、文化传承：述古而知新

　　三、公权与私权保护的不平衡性

　　闫立(严励)，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惩罚不再通过公开处决的过度痛苦及羞辱仪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即对有利与不利、快乐与忧愁的利益观念施加压力。更确切地说，惩罚作用于灵魂，那种直接或间接的痛苦体验可改变认知图式及意识倾向，并驱使人们看重与确信社会规则。所以，规训惩罚的特有理由即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均属惩罚之列;它在实质上是矫正性的，惩罚的目的既非将功补过，亦非压制，与其说是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的加倍重申。这种矫正效应可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社会禁令的发布“不曾强迫人，而是教化人。它们在人作为孩童时即已映入其脑海：一种永恒的命令伴随人的终生。而且，人越是自愿地服从它们，他越是强烈地感受到遵守的有利和违背的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