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下的记忆

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亲也故去了，我回忆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几次见面，还有父亲生前对王瑶伯伯的描述，以及社会上总是把他们拴在一起来评议，使我对这两位老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他们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论在性格、作为、思辨、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我愿意把对他们的一点感性认识记录下来，这样也能从侧面提供一些对两位学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毕竟是书生》，道出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地张扬、地尖刻、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的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击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在王宅的那一餐饭吃得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的周公子多年后提起，也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节，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宛在的音容》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乘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王瑶文集》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着、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很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们原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