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本书为季羡林1946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作品精华集,收录了作者这一人生阶段中颇具代表性的散文、学术论文以及随笔数十篇,不仅有展示作者个人生活情趣的散文,如《马缨花》《香橼》等;也有多篇记录出国访问及与外国故人友谊的文章,如《到达印度》《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等;还有展现其深厚的治学功力的文章,如《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等;更有满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纪念开国后个国庆日》《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等。
黄色是作者*的颜色,既象征祖国的新气象,也暗示其人生进入了一片洋溢着希望与温暖的金黄时期。
商品简介
本书为季羡林1946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作品精华集,收录了作者这一人生阶段中颇具代表性的散文、学术论文以及随笔数十篇,不仅有展示作者个人生活情趣的散文,如《马缨花》《香橼》等;也有多篇记录出国访问及与外国故人友谊的文章,如《到达印度》《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等;还有展现其深厚的治学功力的文章,如《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等;更有满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纪念开国后个国庆日》《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等。
黄色是作者*的颜色,既象征祖国的新气象,也暗示其人生进入了一片洋溢着希望与温暖的金黄时期。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目录
第一辑 回到祖国
回到祖国(节选)
朵朵葵花向太阳
香橼
春满燕园
石林颂
西双版纳礼赞
换了人间——北戴河杂感
马缨花
夹竹桃
一朵红色石竹花
处处花开夹竹桃
黄色的军衣
燕园盛夏
上海菜市场
访绍兴鲁迅故居
五色梅
第二辑 在兄弟们中间
到达印度
歌唱塔什干
忆日内瓦
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
重过仰光
在兄弟们中间
科纳克里的红豆
马里的芒果城
战斗吧,非洲!
巴马科之夜
第三辑 学问的三个境界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胭脂井小品》序、跋
论白费留学
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从个人到大众(Vom Individuum zur Gemeinschaft)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邻人
我们应该同亚洲各国交换留学生——给政府的一个建议
我们应该多学习外国语言
送礼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论伪造证件
论聘请外国教授
论正义
可怕的隔膜
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学习《实践论》心得
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
会降低教学质量吗?——我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
方针的体会
对于新诗的一些看法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
第四辑 为伟大的节日欢呼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充满了信心,迎接1955年
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
入党一年
又是光辉的胜利的一年——国庆日的感想
在“大跃进”声中庆祝国庆节
新年随笔
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看话剧《三人行》有感
看《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一点感想
迎春杂感
坚决打击美国强盗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
埋葬美帝国主义
亚非人民心一条
内容摘要
本书为季羡林1946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作品精华集,收录了作者这一人生阶段中颇具代表性的散文、学术论文以及随笔数十篇,不仅有展示作者个人生活情趣的散文,如《马缨花》《香橼》等;也有多篇记录出国访问及与外国故人友谊的文章,如《到达印度》《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等;还有展现其深厚的治学功力的文章,如《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等;更有满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纪念开国后个国庆日》《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等。
黄色是作者*的颜色,既象征祖国的新气象,也暗示其人生进入了一片洋溢着希望与温暖的金黄时期。
主编推荐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精彩内容
终于找到了出路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
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
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
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
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
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
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筷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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