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生活哲学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是喀麦隆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塞勒斯汀·孟加先生。他也是世界银行经济顾问，与林毅夫教授共事多年。当毅夫教授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我联系翻译事宜时，已是8月。由于毅夫教授与我们中心关系密切，并在两年前欣然同意担任《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我想，尽管出版社要求两个月之内完成译稿，时间紧，任务重，也必须答应。

本书的翻译是由四个人完成的，我主要负责导言和结语，并对全文进行了校对。原书的书名是《虚无主义与黑人性》（Nihilisme et Négritude），原文是法文，我们依照的是英文版。通过阅读，我进一步感觉到非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学习非洲历史知识已有36年，读过不少关于非洲的书，包括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爱德华·布莱顿的历史文章，老一辈政治家如尼日利亚总统阿齐克韦、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的政论著作，还有大量非洲历史学家如戴克、阿贾伊、芬、博亨的重要著述以及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代表论著。然而，孟加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新的知识，使我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启示。感受*深的是作者对非洲的热爱。

首先，孟加先生对非洲和他所属的国家有一种炽热的爱。尽管他在西方受教育多年并生活多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非洲公民，是喀麦隆人。“一旦当我踏上喀麦隆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那种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欢悦。自发的陶醉，记忆中那些地方的魅力，难以言表的颤抖，难以解说的灵魂之乐，难以觉察的救赎和永恒之感。”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故乡。这里有他熟悉的一切，而这些是在他生活的西方都市中不存在的。这里特有的寂静和安详，嘈杂与喧嚣，混乱与平实，一切都在生活的安排之中。他可以恨它，骂它，责备它，甚至羞辱它，诅咒它，但他爱的仍是它——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在与我的电邮交流中，孟加先生表示：“我在法国待了10年，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然而，我在喀麦隆以外的时间待得愈久，我就变得愈喀麦隆化。”“我看重我从法国或美国学到的东西，但我更看重我从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所学到的东西。”这种情感在他对非洲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当然，他否认非洲是一个同质体）、非洲人对生与死的感受和体验、喀麦隆人民的生活场景以及他的家族在葬礼中的各种礼仪和反应的描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家族的爱是这部著作中的另一个主题。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对整个家庭的牵挂，更蕴藏在对父亲的怀念之中。“他们越试图安慰我，我就越意识到我的父亲是我自己及本身的一部分。他的意外离世突然使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就是我自己身体的延伸。他身上沉重的家族和社会责任使他艰辛的生活比我的更加正当。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的离世对我而言突然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哲学经历：从某种方式来说，它也意味着我的死亡，因为它抹去了潜意识里在我与虚无之间的生物障碍。它使他人的死亡少了一些个人色彩。”他一方面从自己父亲的去世中看到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他也不时感到父亲的存在。“有时在紧张的记忆中，我认为我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他那嘲弄的笑声以及他有关生活的教训，我倾向于认为他的精神显然在他身体消亡后仍然存在，正是从那里他以一种大彻大悟的神态看着我。”父亲的死也因此使他意识到生与死的区别与联系，他还意识到非洲哲学中有关永恒和整体性的辩证法。
他的写作素材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他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描白与对人生的深沉思考相结合。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识面很广，涉及希腊、罗马及近代以来西方有关音乐、舞蹈的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然而，作者也没有忘记非洲的艺术和文化，他浓墨重彩地向读者介绍了当代非洲的杰出音乐家及其作品，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著名的民族歌手罗夸·坎扎以及著名艺术家、歌唱家、作曲家让-贝戴尔·姆皮阿纳·特史图卡等人。当然，非洲人的生活哲学是他论述中的重点。他力图从每天所经历的平凡生活中寻求生活的哲学意涵，如餐桌上的哲学、运动的诗学、婚姻的政治经济学等。
孟加先生在讨论海外非洲人认同问题时提到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有关“厚”认同感和“薄”认同感的区分。“厚认同感愿意指定一种促进自立的‘非洲式’论证的哲学基础，它是独特的、分离的和排外的，旨在使一种关于差异的邪恶理性合法化。这明显不是本研究的目标。薄认同感有意识地使其轮廓相对模糊，适用于一种分享集体利益的愿景，一种难以定义的包容力，从而使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从他们共同历史的伤口和疤痕中吸取教训，以利于想象和建设一个开放的未来。”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区分，同时也说明这不仅是海外非洲人的认同感矛盾，也是各种海外移民的一种认同感矛盾。
本人在论及华侨华人身份认同时提出过“主观认同”与“客体认同”的概念。从主观上看，有的人在移居地希望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华侨或华人（或非洲人），有的人到国外后则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有的人甚至希望永远记住原籍身份；有的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身份。客体认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键在于其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联系。当一个社会受到某种困扰（经济危机、政治斗争或对外战争）时，社会成员往往会将矛头转向同一社会的异己分子，即移民、少数民族、某种弱势群体或集团的成员。换言之，这些集团异己分子的身份在平时可能并不重要，但一到危机时刻，对他们的“族体认同”就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我将此称为“替罪羊”现象，即在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将社会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以美国社会为例，黑人、华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均在不同阶段成为一种矛盾的焦点和政治经济困境时的牺牲品。这种“成见”（stereotype）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区别异己分子的特征。当然，客体认同往往与其居住的社会环境即居住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
在自我认同方面，孟加先生尝试着在各种矛盾中保持平衡。一方面，他认识且时刻体验到自己作为非洲人的存在和意识；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种西方社会的成分，从意识形态到生活志趣，从思维方式到处世哲学，且不时以此为荣。一方面，他认识到法国人既不认可非洲人的人性又千方百计地希望将非洲人克隆为法国人的企图；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学习并掌握西方的各种知识。他既为自己缺乏对非洲文化传统的认识而懊恼，又不时表现出对非洲价值观的轻视甚至怀疑。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对葬礼、饮食、婚姻以及各种思想潮流和行为方式的描述和分析中看出来。他坚持自己是非洲人：“我肯定将自己定义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无论如何，我也是一个非洲人。我观察我的同胞和解释他们的想法的行为都是根据融合的‘非洲性’（Africanness）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种新的黑人性）来进行的。”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种过分强调肤色的分析维度所带来的局限性：“确实，作为一种对苦楚的简单回绝和对欢快舞蹈的欣喜，黑人性主张一种黑人的个性，使得非洲新政治领袖和精英们在阳光下面有了他们的一个空间。然而，正因为它集中关注种族问题，从而忽略了诸如阶级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又尽量避免陷入过分强调“非洲性”的思维之中：“对我而言，在谈论黑色大陆的同时避免本土主义和‘非洲文化真实性’两种观点的失败和概念上的僵局是可能的——前者想象着非洲是一个同质的生物-种族体，后者对失乐园的怀旧感使他们继续狂欢。”同时，他也希望将自己成为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实验者。他不无自豪地认为：“与其他数百万非洲人一样，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是这种长期交流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交流使得对生物学和种族的盲目崇拜毫无作用。文明并非不可渗透的化学粒子。这就是说，有的人对融合-吸收过程的处理比其他人要好。”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我们身上自然充满着各种矛盾性。
由于作者的描述都是用日常生活的琐事作为例证，读起来平常中透着哲理，热爱交织着愤怒，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渗透，表现出孟加先生广博的文化底蕴与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对非洲情况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种不足之处，也可以批评非洲传统的某些缺陷，但我们对非洲文化培育的独特之果不能视而不见。
由于殖民主义的推进，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几乎被剿灭殆尽，本土文化已难以辨识。非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奴隶贸易以及上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非洲文化虽然历尽艰辛，却生生不息，以宗教、文学、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种形式传遍世界各地。这充分表现出非洲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坚韧性。这种情况也从当代非洲的两个例子中表现出来。
孟加先生著作中谈及的那位提出“黑人性”（negritude）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领导的却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位天主教徒统治着90%以上的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长达20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虽然深受法国的控制），这不是偶然的。著作中提到的另一位非洲楷模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近代以来，曼德拉先生是**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到东方人敬仰的世界领袖。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种普世性。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得不令人敬仰，也不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将非洲人变成自己的克隆版就可以随意去掉的。欧美虽已成为发达地区，但因过于追逐“利”和“力”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已不容忽视。
即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中非峰会将大大推进中非合作。然而，中非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对于中非关系的各种虚构和误解中，一个基本问题是：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如何？在2015年皮尤公司（Pew）关于“对中国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的民调中，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普遍有着好感。其中，加纳*突出（80%），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75%）和坦桑尼亚（74%），然后是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70%），*后是南非（52%）。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和中国人不需要进一步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础。
本书的译者分别为李安山（导言、结语）、沈晓雷（**、二章）、贾丁（第三、四章）和许明杰（第五、六章）。
本人在此感谢孟加先生为中国人了解非洲和喀麦隆文化贡献这部著作，感谢毅夫兄向我们推荐此书，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非洲研究中心的信任，感谢三位同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完成了翻译工作。我希望，孟加先生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将增进国人对非洲文化的了解。
是为序。

李安山
2015年11月17日于博雅西苑

　　一直以来，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片神秘而富有异域风情的大陆，然而人们对非洲的印象却往往是单一而符号化的。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非洲，本书旨在为这部分读者提供一个一览当今非洲社会风貌的窗口。
　　《非洲的生活哲学》作者塞勒斯汀孟加是土生土长的喀麦隆人，拥有名副其实的本地人眼光，又长期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拥有广阔的国际化视角。书中的每一章都从他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小事讲起，涉及饮食、娱乐、信仰、工作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对待婚姻、幸福、暴力、死亡等人生大事或重要问题时的处世态度，作者从中思考其历史根源及哲学意涵，并试图探寻非洲人所谓“虚无主义”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的本质及深刻含义。
　　作者知识广博、志趣丰富，书中涉及大量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典故，译者已对其中的人名、术语等进行加注解释，以便读者理解原文和进一步查阅。
　　《非洲的生活哲学》是深入了解当下非洲社会、非洲人和非洲文化的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读物。

导言 虚无主义：非洲的多样性
一、欲望的谋略：婚姻的政治经济学
二、餐桌上的哲学：我吃故我在
三、运动的诗学：舞蹈和音乐的想象力
四、原罪的体验：围绕上帝葬礼的对话
五、身体用途的伦理：自尊理论
六、作为邪恶伦理的暴力
结论：驯服死亡的虚无主义

　　一直以来，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片神秘而富有异域风情的大陆，然而人们对非洲的印象却往往是单一而符号化的。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非洲，本书旨在为这部分读者提供一个一览当今非洲社会风貌的窗口。
　　《非洲的生活哲学》作者塞勒斯汀孟加是土生土长的喀麦隆人，拥有名副其实的本地人眼光，又长期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拥有广阔的国际化视角。书中的每一章都从他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小事讲起，涉及饮食、娱乐、信仰、工作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对待婚姻、幸福、暴力、死亡等人生大事或重要问题时的处世态度，作者从中思考其历史根源及哲学意涵，并试图探寻非洲人所谓“虚无主义”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的本质及深刻含义。
　　作者知识广博、志趣丰富，书中涉及大量的历史、文化、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典故，译者已对其中的人名、术语等进行加注解释，以便读者理解原文和进一步查阅。
　　《非洲的生活哲学》是深入了解当下非洲社会、非洲人和非洲文化的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读物。

每隔一段时间，非洲“轻音乐”就会为民众提供一首通常索然无味的流行歌曲，这种歌曲拥有基本不间断的双数节奏，虽缺乏微妙的合声，但拥有模糊的迷人旋律和歌手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是否跑调的沙哑尖叫。就此而言，其神韵与法国和美国的轻音乐非常类似。在纽约和巴黎，“流行”低俗歌曲的重要特征似乎是其能够呈现集体性迷茫，而非其精妙的旋律。但是在阿比让或金沙萨，流行歌曲之所以能够点燃情绪和带动听众，是因为它们有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给予了它们一定的真实性——一种抓住时代氛围的能力——甚至道德意图。
科特迪瓦歌唱组合魔法体系的歌曲《安图》之所以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其希望展现当下大众道德之主要特征的野心。它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仅凭购买力这一标准来挑选爱人的故事。有鉴于此，她经常会做出错误的分析，比如有一次她为了一个更富有的男人而抛弃了一个虽然爱她，但却一无所有的年轻歌手。当获悉这位前男友的音乐生涯出人意料的飞黄腾达之后，她想尽一切办法来让他重新投入自己的怀抱。那位年轻人比她更聪明，他带她去吃晚饭，承诺他们将会吃炖凯门鳄和大象肉根珍奴（科特迪瓦的一种食物，其制作方法是将木薯或山药捣成发粘的面团，加上肉类及一种叫做根珍奴的蔬菜的汁）等凭空想象的豪华菜肴……他因此而取笑她的饮食习惯，并将这比作她做梦都不会有的奢望。这首歌的著名副歌部分经常被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城市穷人聚居区的孩子们传唱，其歌词内容如下：

我说宝贝你想吃什么
她毫不犹豫地说想吃炖鸡肉
我说宝贝你想吃鸡肉是吗，
但鸡太小了，你根本就吃不饱，
我要请你吃炖凯门鳄
我要请你吃大象肉根珍奴
她说她生气了，然后她回家了……

没有人可以指责为何作者要创作这首流行歌曲。但这首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饮食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吗？对于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安图不是，对于许多不需要读西奥兰就能意识到一日三餐之潜在意义的非洲人而言也不是。在移民法国之前，这位《苦涩三段论》的作者经常“像动物一样无意识地吃东西，从未注意饮食背后的意义”。到巴黎之后，他住在拉丁区的一个小旅馆里，他看到旅馆经理、他妻子和儿子每天早上都会聚在一起决定吃什么；“他们就像制订作战计划一样研究菜单！”他从此明白了“饮食也是一种仪式，一种文明的行为，甚至几乎是一种哲学宣言……”
安图关于晚餐菜单的哲学向我们讲授了什么？她首先提醒我们，在所有的人类社会，消费模式在任何时候都是权力的有力象征。一个人所吃和所消费的东西，即便没有确定他的身份（以及他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位置），也确定了他希望获得何种身份。她还使我们注意到了几种将与饮食有关的问题概念化的方法。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方法受到了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社会批评的启发，其通过探寻不同行为体的动机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寓于对生产和分配的政治学的分析之中。这种方法——通常为二元对立的——一般为研究饥饿问题的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营养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所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则像罗兰·巴特那样，主要关注的是对食物关系所揭示的权力价值观与权力仪式进行详细阐述的模式。安图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可以在非洲人的餐桌习惯中看到的虚无主义感官享受的机会。
饮食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和毫无意义的行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人类总是会赋予这一生理需求以象征的重要性和几乎形而上的意义。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与此同时作为重新界定和证实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背景，饮食行为一直是家庭和社会群体在当前社会秩序下交换与共谋的标志和解析权力关系的方式有关的意见的场所。显而易见，这一行为在饥荒和贫穷的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那些地区，选择食物与体验和接受它们的方式变成了常人无法时时企及的奢侈品。同样，拒绝吃某些种类的食物或剥夺自己吃某些种类食物的权利也表明了不同的进化阶段和社会道德规范。
对于每天晚上有数百万人伴着饥饿入睡的非洲而言，饮食并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需求。在那些社会想象为物质紧缺所主宰的国家，这是一个释放与满足的时刻。饮食还是一种带有自我实现技巧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实现和处理个人与自身关系及与他人关系的方式。因此，归根结底，它是自知之明的一种社会制度化模式，是主观性的一种构想。由于超越了单纯的强烈欲望，因而饮食行为可以被解析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孜孜以求的“性欲”（aphrodisia，能够产生愉悦的行为、姿势和接触）中的一种。
食物供给的地点和仪式也能够揭示文明的道德规范。饮食因此可以采取一种亲密和私密的方式，允许一家之主去构建家庭内部的对话和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等等）。它还可以采取半私密的方式，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就或琐碎、或敏感、或严肃的主题进行交流提供机会。这种方式通常会在友好的氛围下进行，围绕饮食仪式所组织的对话发挥着调剂作用，而专门准备的饮品则有利于缓和紧张气氛。后一种是公开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饮食被改造成为真正的宴会，相较于膳食本身的象征性、菜单的质量、宾客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宴会地点的隆重性、气氛的严肃性，以及现场背景音乐的种类，等等，到底吃什么已经不再重要。
保罗·韦纳在《私人生活史》中的文章指出，宴会从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就被视为一种文明的礼仪。它是一个人显示自己的品味并将其展示给他的同僚的场所。“宴会不仅仅是一顿大餐。宾客被要求就一般话题和高贵的主题发表他们的见解，或简单介绍他们的生平。如果主人的家中雇有哲学家或家庭教师，他就会被要求发表演说。每道菜的间隙可能会响起为宴会所雇的专业音乐家演奏的音乐（为跳舞和唱歌伴奏）。[古典的宴会]既是社会表现的舞台，又是吃饭和饮酒的场所……”宴会因此既被用于显示自己在家庭或个人社交圈中的地位，同时又为公众人物提供一个向其同僚展示自己的机会。
在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仪式中也可以发现相同的动机：就餐并不仅仅是吃东西，它还在创造快乐。塞纳特夫人的《妇女手册》就此指出：“不能只有在客人来的时候才去注意餐桌的礼节，为了使家庭变得文明，对自己的丈夫也要讲究餐桌礼节。我是特意使用这个词的；因为所谓文明，是为了使所有人都满意而赋予我们的需求以快乐和高贵的特性。”
实际上，食物消费的神秘性通常与减少一个人所感受的尊严欠缺，以及与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有关。对世界各地消费决策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消费习惯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变，而且其表达了对自身的某种关心。一个社会变得越富有，它的人民就会消耗越多的营养，那些营养的来源就会发生越大的改变。例如，对中国北部地区食品与营养需求的经济计量估计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谷物作为营养来源的重要性正在日益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肉类等更为昂贵的食品。印度在口味与饮食偏好方面也发生了相同的改变，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生活生平的提高，印度人民正在放弃消费谷物，取而代之的是奶制品和肉类。
营养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会对他们的发现感到满意。但哲学家则必须尝试去发现它们的意义以及餐桌美学所表达的伦理结构。当然，食品支出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还契合了世界各地所有社会阶层饮食习惯的普遍变迁。通过跟踪世界各地麦当劳餐厅数量的增长率可以发现菜单与就餐方式的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口味与文化的这种普遍的西方化。但抛开社会学方面的考虑，饮食选择还具有其他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上的那些因缺乏食物而蒙受耻辱的地区，一个人吃什么通常是强有力的身份认同工具和权力的象征。喀麦隆人用“吃饭政治”来表示在集体的潜意识下，对个人积累战略与社会定位的认知，以及进入统治机构并因此而获得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一个人吃什么展示的是一种权力的文化，表达的是一种慷慨的风气，同时它还是归属某一关系网络的仪式。这首歌的女主角安图根本就无须为她通过自己的饮食品味所展现，并被她的年轻爱人所讽刺的伦理野心感到羞愧：她的选择表达的是一种自尊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