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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樟宜战俘营194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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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 海沃斯 著 译 者：季我努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03583

出版时间2015-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23830653

上书时间202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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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丛书总序一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手资料。”
*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８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5年9月11日

丛书总序二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2015年9月10日

中文版序
在描述日本二战暴行的书籍中，《樟宜战俘营》是一本很特殊的作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战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到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劳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1944年5月，随着盟军的胜利反攻，日军将樟宜战俘营的盟军官兵全部迁往樟宜监狱，进行了*后一段时间的囚禁，使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情况的改变，盟军战俘内部也有了分化，但是在情况变得更严重之前，日本投降了，战俘们因此得以侥幸生还。
在被关押期间，对战俘们**的巨大恐惧就是他们听说被押往缅甸的战俘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多数战俘被虐待至死，能够回到新加坡集中营，已经是他们濒死前**的期望。
总结日军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和南洋整个被日军占领地区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朝鲜、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区，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在上述这些地区内的日军看管下的盟军战俘营内，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战俘和非人道酷刑、劳役、虐待、饥饿甚至于用战俘作人体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其中*著名的如泰缅铁路建设和“巴丹死亡行军”，还有在中国东北的盟军战俘营内数不清的日军暴行。
为什么日军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里会一改他们残暴无耻的行径，基本上对于盟军战俘采取自我管理的方式，只要他们不逃跑，就不加干涉，变得那样的“仁慈”？虽然日方的档案资料我们无从查询，但细细想来，应该归纳出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日本对西方进行虚伪宣传工作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假象来在盟军战俘中换取口碑，伪造出皇军“仁慈”的假象，为自己脸上贴金。
其二，日军自以为在攻占新加坡战役中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脸面”，所以在战胜之余，对盟军战俘给予了一定的优待，而使他们在寂寞和舒适的条件下对自己的战败经过有一个痛苦的反省，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虐待”。从盟军战俘的笔记与回忆中来看，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三，日军对于英美盟军战俘和印度战俘之间采取了不同对待的离间政策，他们组织了印度锡克族战俘武装来看管其他盟军战俘，并要求盟军战俘向这些印度兵敬礼，实际上是在讨好印度人，离间他们和原来的殖民者的关系，由此把日本人打扮成为“东亚的解放者”的角色。
*典型而能说明日本人本质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他们对华人和对欧洲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杀政策，就在樟宜战俘营附近还发生过日军对华人的大屠杀，为英美战俘亲眼所见。日本人在各地的战俘营和监狱中对中国人都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残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为残忍，烧杀抢奸无所不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或者南洋各地优待中国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对英美战俘也采取了**残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所谓优待盟军战俘已经成为一个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总之，新加坡战俘营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它不能代表日军在二战中在遵守国际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现，也不能反映日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日本军队伪作仁慈对外宣传进行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工具。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来证明日军在二战中的对待俘虏的表现，并得出日军遵守国际公法的结论，相反，我们从樟宜战俘营派往缅甸修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团的悲惨历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新加坡战俘依旧是采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这本书的价值就是让人们看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待战俘虚伪的另一面，并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更加认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
马振犊
2015年9月

英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德国战俘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德国战俘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不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德国战俘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没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时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婶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女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做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的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

导语摘要
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作者简介
R.P.W. 海沃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二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著有《瑟堡之战》《二战中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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