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主义（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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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施韦卡特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3252
出版时间2015-11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9元
货号23822709
上书时间202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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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版中文版序
一 引言
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由苏联首创并在东欧国家得到实施。它成为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的发展模式，而且激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苏联在40年时间里从半封建的封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中国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从“东亚病夫”变成了世界强国。古巴在很短的时间内根除了文盲和贫困，以致其榜样作用被视为美洲的“威胁”，美国更是投入（并将继续投入）大量资源对它加以遏制。
但这一模式也同样遭遇了内部矛盾。中央计划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其激励结构扭曲，因此无法实现高效的、动态的发展。因此，改革家们开始尝试把市场机制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相结合，这一试验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继而扩展到其他地方。1989～1991年的事件中断了东欧和苏联的试验。（这些试验并不是因为政治动荡而自发中断，而是由于当地精英和西方顾问不遗余力地抹黑市场社会主义，否定其可行性。尽管如此，中国的试验还是结出了累累硕果。虽然并非所有的果实都是甜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显著提升了12亿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三倍多，居住面积翻了一番，婴儿死亡率降低了50%多，医生数量增长了50%，而且人口平均寿命从67岁增加到了70岁。不管中国试验有怎样的不足，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脱离了贫困。
中国的试验极其复杂，未来的轨迹也远不能确定，但目前的中国体制应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许多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挑战。人们对走高的失业率和日益扩大的地区不平等（前者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后者是市场决定的投资必然加剧的问题）怀有深切的忧虑。中国也对车间组织形式进行了大量试验，包括赋予工人以企业所有权的试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有可能迈向类似经济民主的制度。
2013年的皮尤调查显示，82%的受访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比父辈过得更好，这一比例是那次调查中**的。
二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命题
让我们把时光稍微向后追溯。2002年夏天我**次访问中国。当时我受邀参加在杭州大学举办的一个会议，组织者是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曹天宇（Tianyu Cao）和他的妻子林春（Lin Chun），她是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教授。那是一个小规模但成果丰硕的会议。参会人员包括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拉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等，以及汪晖、温铁军、杜润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总设计师），总计20人，杭州大学校长主持会议，并严格把控会议进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十大命题”，我详细阐述和辩护了以下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性质和动力的基本见解是正确的。
◆与马克思当年相比，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辨明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继制度”——的制度轮廓，至少更了解这一理想类型。它将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实行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投资的社会控制，我称之为“经济民主”。
我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了我的发言：
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但二者成功的原因迥然不同。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获得成功，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愿景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会出现，而与此完全不同的愿景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有可能演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这样的演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人类都是一场灾难。
之后我向参会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得到的答案非常有意思。一名中国参会者回答：“很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第二人主张市场、民主与社会公正，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第三人说他看不出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存在什么本质差别。第四人认为问题不在于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选择好的社会主义还是坏的社会主义，或者好的资本主义还是坏的资本主义。佩里·安德森指出许多受访者只是表达了他们希望发生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的结果。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能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吗？
三 从经济民主角度看中国
首先，让我简要勾勒经济民主的概貌（细节可参见本书的第三章）。经济民主基本模式与资本主义基本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构成——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出现，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并进而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但以车间的民主化取代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以社会投资体系代替了私人金融市场。经济民主的扩展模式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即政府充当工作的*后提供者角色和允许企业家式资本家在大部分私人企业和一些大企业中的存在。
从经济民主的角度看，应关注中国的两个双重否定因素。
（1）中国尽管扩大了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受到恰当管制的市场机制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
（2）中国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可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需要包括民营经济（小企业部门自不用说），甚至包括大规模的企业家型投资者。这些民营企业家在培育创新和提供就业方面可以发挥有益的和宝贵的作用。不应该假定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
后继制度理论（详见**章）也促使我们去寻找积极信号。在中国，车间的民主情况又是怎样呢？
我们发现许多企业设有正式的民主制度，而且得到了官方辞令的支持。“民主管理”一词在中国使用得非常广泛。中国宪法明确表示，国有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负责审议决定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甚至有权根据主管机关的部署，民主选举厂长或管理者。
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13年10月的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发挥好职代会的作用。
今天，尽管一些制度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但确立这些正式制度并获得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事实并非无足轻重。只要有助于工人行使民主权利，那么工人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它们。
在中国，投资社会控制的情况怎样呢？表面上来看，形势还是喜人的。中国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公共机构，政府对投资资金的控制方式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没有的。这意味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完全左右中国的未来。中国仍然存在计划，它制定目标并投入资源来保证实现。
举例来说明。2007年中国曾计划到2020年铺设完成8000英里的高铁，但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降。为了刺激经济以对抗危机，中国把目标时间调整为2012年，比预期时间整整提前了8年。世界银行把这一投资项目称为“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实施的**的单一的客运铁路投资计划”。在出口需求减少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尽管暴露了脆弱的一面，但这类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项目使得中国得以避免陷入“大萧条”，而欧美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当然，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适应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明确目标，中国已制定了更多长期的计划和投资。
四 中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我的脑海中闪出两个定义，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从前者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私人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并且雇佣劳动居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从后者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资本家阶级有效地控制着一国的政治制度，而所谓的资本家阶级是由收入和财富主要来源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组成的。
如果根据经济方面的定义，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仍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农业土地尚未私有化。此外，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私营企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尽管增长迅猛，但国有企业仍在经济制高点行业占据着统治地位，包括银行、保险、石油、电信、工程和建筑、钢铁制造、电力、铁路、海运等行业。请看以下统计数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大陆企业有69家，除5家为私营企业外，其余的64家都是地方或中央国有企业。
◆在中国500强企业中，90%的资产为国有企业所持有。
◆在中国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5家国有银行占有23%的比重，3家国有石油公司占有10%的比重，其他国有企业占有45%的比重。而**的私营企业仅占有18%的比重。
五 中国为什么不会“走向资本主义”
很明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虽然很有影响力，但还远未占据主导地位。我将提供三点理由证明他们仍将处于非主导地位，中国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
（1）中国的领导层深知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政治家一点都不愚蠢（我希望此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政治家）。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评论指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之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在几代人中**秀的。”（他补充道：“他们的成功显而易见……看世界人口**大国经历着*快的经济增长，就像看班里*胖的男孩赢得100米跨栏比赛一样。”）对中国来说，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破坏等这些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毫无新鲜度可言。新闻媒体不停地讨论这些问题，而且政府高层也经常就此展开辩论。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将加剧不平等，制造更多的失业并且对生态造成浩劫。早在全球大衰退之前，大多数人就已经深知此理了。如今，人们自然更加深信不疑。
（2）来自底层人民的巨大压力。工人和农民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工人和农民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工人和农民都很尊敬中央政府，但对地方官员深表不满，因为后者常常被认为很腐败，并且一心为自己及其心腹窃取公共土地和国家资产。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动荡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政治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但还有另一个远非不相关的因素。他们希望保住中国的集体成就——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中国人在没有大量的外部援助或建议的情况下取得了可载入史册的巨大成就，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这些成就毁于一旦。而如果民众的不满情绪和环境问题解决不力，那么这一后果就可能发生。
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成功的重要意义。比如，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1年中国有超过80%的人口——将近10亿居民——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到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4亿以下。事实上，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整体下降了6800万，而这完全要归功于中国。如果没有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全球贫困人口在此期间将增加5亿。
我们也可以回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11年《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提到的数字。他对中印进行了对比，在1949年中国比印度贫穷得多，而现在：
◆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高9岁（仅比美国低6岁）；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印度的产妇死亡率是中国的六倍多；
◆中国15～24岁女性的识字率达99%，而印度仅为80%。
修订版序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9年写下的一段文字。其实，资本主义才是“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难道不是吗？至少美国版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两年前开始了大衰退，那些饕餮鲸吞的金融界精英们*终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到了悬崖边缘。数十年来这些精英们坚决要求并且成功地把“政府从我们背上拉下来”，然而瞬刻之间，他们却大声要求政府的救助。当然，他们都得偿所愿了。以往普遍担忧的财政责任、政府赤字等问题也在瞬刻之间被扔在一旁，成百上千亿纳税人的钱成为大银行的囊中之物。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评论的那样：
一些人把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称为“美国式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利益。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并没有给数百万失去家园的普通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无休止地对公司提供安全保障，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然后是保险公司，现在是汽车行业，看来被救助的名单还远远没有完结。
“但是，”他强调，“如果采取如此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赚钱归个人，赔钱则由社会大众承担。这样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真的注定要失败吗？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衰退早就被宣告结束了。股票市场已经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8年6710的低点回升，尽管尚未达到2007年泡沫经济时14093的高点，但也相距不远。生产率一路走高。公司赢利刷新了历史纪录，坐拥堆积成山的现金。华尔街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又回来了，他们的高管照旧拿走数百万美元的奖金。（2009年，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平均收入达10亿美元，是美国总统年薪的2500倍。）
对富人来说衰退当然已经结束了，而且他们刚刚获得另一项奖励：小布什总统推出的减税政策获得延期。然而，数百万失去家园的人依旧无家可归，丧失住宅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接近10%，而实际情况更糟糕。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依然黯淡。然而，我们却被告知因为没有钱，所以什么也做不了。看看那些巨额的联邦赤字吧！看看那些庞大的国家债务吧！我们必须削减社会项目，而不是扩大现有的或是设立新的项目。
这是在开玩笑吧？是的，确实是在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
为了对克鲁格曼公平起见——这本书会经常引用他出色的著述——有必要指出他讲完“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后的一段话：
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
《超越资本主义》就是众多 “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中的一种实践。它的确是非资本主义的，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我在该书**版的序言中所说，20世纪70年代早期，从我是一名哲学研究生开始，我逐渐形成一系列观点，**版是在这些观点基础上形成的第四项成果，而这一版是第五项。
在这里请允许我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当经历了某种良心上的危机后，我辞去了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数学助教的职位，重新回到了研究生院。尽管已经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但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数学这门学科我不如一些同事那样有激情。“而且，”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花了很多时间给工程学学生上微分方程课，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国防工业中任职，用我教授的技能去制造威力更大的炸弹。”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且我当时先后参加了民权运动和反战游行，已经卷入政治。虽然喜欢教书，但我希望教授的是我自认为要比数学更有意义的知识。我告诉自己：“你只能来这世界走一遭，不要浪费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数学训练对我博士论文选题的研究极有帮助。在决定远离数学不久，我就和马克思结缘了。我原本以为我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某种宣扬无神论的、无视人性的、集权主义的乌托邦，却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的原著。在成为哲学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我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卷。我读得异常认真，像数学家那样严谨，不放过一个脚注，并且推导每一个公式。
那次的学习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我当时尽管参加了反种族主义和反战运动，但是直到那次学习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制度可能存在某种根本性的缺陷、某种无法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化改革来挽救的真正缺陷。马克思成功地说服我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救药的剥削性，并且**非理性。直到现在，我依然深信不疑。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同时，尽管彻底揭露了其剥削基础和非理性动力，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用他自己饱含轻蔑的话说，就是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我不认为马克思要为这一缺失承担责任。他尽管致力于成为一位科学社会主义者，尽管掌握了足够丰富的资料用以支撑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能够用以构建可替代性经济制度的相关材料仍然极度匮乏，因为那时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试验”。伴随着苏联模式的失败，这一缺失就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极难回应克鲁格曼的批评：“资本主义稳若磐石……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我们不再有马克思遭遇的那种困难了，”我对自己说，“因为20世纪已经见证了众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试验。我们对哪种方案可行、哪种方案不可行的了解比马克思能够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详细阐述并论证一种替代现行经济秩序的可行方案就成为我在博士论文中的研究课题。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而我的数学背景也有了用武之地，那些曲线和公式吓不倒我。
2002年，本书**版作为这一课题的成果之一正式出版，现在的第二版重写了部分内容，更新了数据，添加了新材料。*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不稳定、目前的危机和中国的情况，并且对持续热议的从资本主义到经济民主的过渡问题进行了较大的资料扩充。我也对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在**版中，第四章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多重缺陷，第五章则主要是证明经济民主这一替代方案可以克服上述缺陷，至少可以让这些缺陷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得那样严重。在修订版中，针对本书讨论的七个主题——不平等、失业、过劳、贫困、经济不稳定、生态恶化和民主缺乏，我首先分析为什么它们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缺陷，接着阐明在经济民主制度之下它们会有怎样的不同。通过这样连续的点对点的论证，而不是在笼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再加上一段对经济民主的冗长分析，我相信本书将更易于阅读。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前四个主题，第五章则包括后三个主题。
这一版和**版都是为普通读者所写，但不同的是，这一版的尾注分量更重（译本采用的是脚注格式——译者注）。这次的尾注不像**版那样仅仅是一些关于事实和引文的文献或是进一步阅读的建议，而是会讨论一些与正文要旨相关但并非核心的问题。当然，如果跳过尾注而直接阅读正文，也无碍对内容的理解。
为什么要出新的版本？*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可行的讨论远比数十年前广泛得多，我希望我对这场讨论的贡献尽可能地与时俱进。另一个原因是，自2002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的分析要及时反映这些改变。2002年，学术权威们、官僚政客们和一小撮“新保守主义分子”大肆谈论所谓的“美国新世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也宣称至少在美国，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时。然而，今天的美国看起来和他们所说的相去甚远。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又开始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了（在美国，“社会主义”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词语，所以这个词主要用来吓唬人），而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拉丁美洲，高喊“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新政府陆续上台，它们不是靠游击队的起义，而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民主选举登上政治舞台。
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厌恶“社会主义”一词（如上所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个例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当前的经济秩序表示了较大的疑义。一位杰出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就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保留意见，甚至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在当代世界， 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重大挑战，包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存在极度的贫困）， 以及“公共物品”问题（即人们共同享受的物品，例如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几乎肯定会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构和制度。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近发表的见解与他早期的那段话是吻合的。在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主持的“新资本主义”欧洲峰会上，他问道：“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或者……一个‘新世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本书的回答是：我们需要一个新世界！
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对本书的修订提供了巨大帮助。一个是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托德·威尔逊（Todd Wilson），他和我素未谋面，几个月前发来电子邮件同我谈论这本著作。当他得知我正在修订《超越资本主义》一书时，马上主动提出要提供帮助。随后他阅读了每一章节，纠正了大量打印错误，并且就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深表感激。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帕特西·斯韦卡特（Patsy Schweickart）。除了一些编辑工作，她所做的许多事情常常让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同时还要感谢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提供了一学期的研究休假，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本项研究。我还要感谢埃里克·格拉夫（Eric Graff）为本书编纂了索引。
芝加哥，2011年1月
初版序
从我成为一名研究生开始的30年间，我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思想观念，这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凝结的第四项成果。在激动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切似乎皆有可能。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行将崩溃或者在美国本土（“野兽之腹”，我们当时对美国的称呼）掀起革命高潮这些观点，我并不像许多同行那样乐观。而且，我相当清楚，即便资本主义真的崩溃而且革命的政府开始掌权，这个政府对于如何重建经济也必定毫无所知。当然，“权力归于人民”，但是关键在于怎样将经济权力移交给人民。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苏联模式早就不再鼓舞人心了。尽管时代的中国看起来成就显著（据我们后来所知，实际并不如此显著），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和我们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相去甚远。
因此我的研究转向怎样重构一个发达工业经济体，使之不仅经济上可行，而且体现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伟大道德理想。该研究的**项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一个功利主义的分析”。尽管论文题目丝毫没有提及替代性的经济方案，但是论文的确对此进行了研究，因为“功利主义”的分析要求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如果希望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站得住脚的批判，那么就必须证明其他的某种经济制度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更大的幸福。
后来，我对博士论文做了修改并以“资本主义或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1980年）为书名出版。该书把替代方案称为“工人控制的社会主义”（在其后的一本书及本书中，我称之为“经济民主”）。这个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同时由“社会控制”投资活动。尽管多年来我不断提炼和调整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却始终如一［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对思想家做过一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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