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揭秘法门寺“佛指舍利”发光之谜；乾陵埋藏着多少“国宝”？述说西安半坡遗址发掘中的重大事故；“将军俑头”丢失真相！

 荣登由*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2013年10月）”

 石兴邦先生的故事很多。一些大事件已经见诸许多留世的浩繁书卷。本书选择了先生的许多生活故事，并试图让读者如同亲耳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近距离了解老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使之更丰满、更可亲。用这个活生生的凡人往事，注解莫测高深的伟大人生这一神圣课题。同时，对先生所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学术活动，我们尽可能多选取生活的细节、注重“未知”的呈现，回避一些生涩的学术渲染和人事纠葛，使之可信，可读，可传。

石兴邦：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世界名人录》。负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下川旧石器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主持陕西关中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考古调查，开展秦俑一号坑、秦陵和乾陵的勘探研究。主要著述：《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法门寺地宫珍宝》《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
关中牛：陕西合阳人，原名谢天祥，作家、编剧。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渭南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长篇小说《半阁城》。

石兴邦素描
一、家 世
同官有个石柱乡
石柱村的“石”姓人
刘志丹住过我们家
奶奶教我学识字
唱秧歌的小“把式”
十三岁娶了个小媳妇
二、求学之路
官名
第一次看见“共产党”
参与“政治”
兵荒马乱的高中学涯
半工半读的日子
替人做“枪手”错进大学门
蒋介石是我们的大学校长
改邪归正进“中央”
倾巢之下的“完卵”
新中国的“家考”研究生
古怪老头吴先生
令人难以启齿的“龌龊”
关门弟子
三、选进考古界
遗老遗少考古所
第一次见识“洛阳铲”
衣锦还乡
妃子墓里的珠宝
失之交臂“马王堆”
自作主张的“土夫子”
“黄埔一期”
谁发现了“半坡”
 “人面鱼纹”之谜
发生在“半坡”发掘中的悲惨事故
邓拓约我写文章
陈毅拍板建个馆
“半坡”给陕西长了脸
加入“陕军”探“周原”
“靠边站”的十年岁月
参与撰写《中国史稿》
回到北京去“下川”
带着学生上三峡
担纲发掘兵马俑
“白家村”那锅煮不熟的饺子
二返长安
秦俑丢了个“将军头”
倒灶的钻探公司
我想发掘乾陵
打开法门寺地宫之门
四、讲学游历
出国穿着“中山装”
叶娃和刘莉
背井离乡的“唐二骏”
访问宝岛
台湾有个皇帝庙
五、“退”而不“休”
后记

 荣登由教育部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2013年10月）”

 石兴邦先生的故事很多。一些大事件已经见诸许多留世的浩繁书卷。本书选择了先生的许多生活故事，并试图让读者如同亲耳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近距离了解老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使之更丰满、更可亲。用这个活生生的凡人往事，注解莫测高深的伟大人生这一神圣课题。同时，对先生所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学术活动，我们尽可能多选取生活的细节、注重“未知”的呈现，回避一些生涩的学术渲染和人事纠葛，使之可信，可读，可传。

石兴邦：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世界名人录》。负责发掘西安半坡遗址、山西下川旧石器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主持陕西关中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考古调查，开展秦俑一号坑、秦陵和乾陵的勘探研究。主要著述：《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法门寺地宫珍宝》《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
关中牛：陕西合阳人，原名谢天祥，作家、编剧。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渭南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长篇小说《半阁城》。

 1. 秦俑丢了个“将军头”
一九八七年，我已经回到陕西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多年。在秦俑坑的二期发掘中，出了一件将军俑头在秦俑馆被盗的惊天大案。
秦俑坑的一期发掘后期，我是作为国家考古研究所的人来指导工作的。后来，在副省长孙达人的斡旋下，把我“挖”回陕西老家，担任陕西省考古所所长。当时，王学理是陕西省考古所研究员，后来担任了副所长。这个人参与过陕西考古所对秦俑一号坑的“一期发掘”的全部过程。那次陕西自己的发掘被叫停后，这个人工作很细心，被继续留在坑内配合我这个国家考古所来的“钦差大臣”做那五个探方的发掘清理工作，直到一号坑建馆结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算是老熟人了。
当时，秦俑一期发掘结束建馆之后，馆内“一号坑”未发掘完被勒令停止发掘的那些坑，也停止发掘了。后来，陕西省多次要求恢复发掘，但国家文物局一直未批。
当时，孙达人还在陕西当副省长。为了顺利地开展“二次发掘”，在他的主持下，在发掘、保护、文物管理这一系列事情上，终形成了一个共识：文物发掘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展览陈列归秦俑馆。此后，秦俑一号坑于一九八六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第二次发掘。
陕西省考古所并入省文物局管理之后，不再隶属于社科院。一九八五年原来的“秦俑考古队”撤销了，考古所重新组建了一支“秦陵考古队”。时隔多年的两个队的名称，只有一个“俑”和“陵”字的不同，让人时常混淆了两支考古队之间的关系，还常常为此闹出一些误会。 
秦俑一号坑“二次发掘”，我担任发掘队队长，王学理是副队长。由于我们两人在上次发掘中有经验，配合得很好，二次发掘就让我们继续搭班子。
那时，考古队与秦俑馆在工作流程上已有很大摩擦。白天展览期间，游客进来后，秦俑馆就不让我们运土了，外宾入坑参观前，还得让我们停工打扫卫生。那么乱的现场，干一阵停一阵，真是憋屈死人了。
正是这样的发掘条件，终发生了那件“将军俑头”失窃的重大案件。
那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七日晚上发生的事情。
一个当地村庄里为秦俑发掘工地运土的拖拉机司机，早早就窥探好“秦俑馆”的大窗户可以爬进去人，打主意准备偷个“古董”去卖钱。那晚，正是这个司机伙同四个村民趁着夜深人静，从那个窗户翻进去，撬开考古队的杂品库，在堆满考古工具的库房里，偷走了一个将军俑头。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一名学员偶然发现西边的仓库门开着，好奇地进去观看了一下。当他发现门锁脱落后，立即向居住在不远处的考古队员报告了。考古队员听后，跑到仓库门前仔细一看，房门被人撬了，里边的东西可能被盗了，他们急忙向驻地派出所民警报了案。
丢失现场是我们考古队的库房。这间“三间通”式的大房子是我们借用“秦俑馆”做库房的。里边还堆放着“秦俑馆”遗留下的一些废钢筋、汽油桶、木板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这间摆放杂乱的库房，我们只能当做一般工具房使用，平时，根本不可能存放需要修复的文物。可是，那天早晨，派出所来人后却发现北墙根一块朽木上端端地放置着一个出土的秦俑武士头！
这真是个稀奇古怪的事情。首先，得搞清这个“多”出来的秦俑头是从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不辞劳苦地“撬”开库房，把它端端地放在一块木板上。
派出所民警询问了一些人。大多是原来那个“秦俑考古队”和“秦俑馆”的知情者。可是，这些人对这个俑头的来龙去脉都说不清楚。后来，才有人给民警含混地说：以前，整理出土兵俑时，“可能”有一个俑头一直在墙角那个木箱里边放着的，“是不是”后来给“秦俑馆”移交时被人“忘记”了？派出所来的那位指导员在确定木箱里“有一个俑头”的情况下，觉得既然俑头还在那儿放着，其他的那些电线和破铜烂铁被盗也是一般盗窃案，记录了一下就回去了。
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小偷撬开墙角木箱，抱出这个俑头，之所以没拿走，是因为嫌它“不精致”，却偷走了个头较大的另外一个“将军”俑头！
那个时候，这伙小偷也傻，他们就没考虑，你把那样的珍贵文物拿回去放到那儿也不成呀！放到自己家里，你敢摆放么？闹到市场上，谁又敢出钱买你这号东西？那么独有的东西，又不是坛坛罐罐，恐怕闹到美国也得被乖乖送回来！
后来，事情真相大白之后，有些报纸说丢失的那个将军俑头价值“四十万元”，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件文物价值的。让我说，你说它值多少钱它就值多少钱，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事情的真相是——半年后，那伙绺贼一看没啥风声，居然胆大包天地把盗来的那个“将军俑头”拿到背巷子找人出手，讲好以一万八千元准备成交时，那个聪明的买主赶紧给公安机关报了案。
这个时候，“秦俑馆”才知道他们那个破箱子里以前还放着一颗“不明来历”的将军俑头。案件虽然就这么不光彩地被破了，俑头也总算被追回来了。那个首犯是个复转军人，后来被枪毙了。
就因为丢失重大文物这件事情，我们考古所的二次发掘工作被人以“发掘不科学”叫停了。省文物局责成我作深刻检查，撤销王学理一切职务，取消他个人发掘领队资格两年。
其实，当时被盗的那个“将军俑头”并不是我们“秦陵发掘队”发掘整理出来的文物，而是先前那个“秦俑发掘队”与“秦俑馆”交接过的物品。究竟当时交接没交接，交接给了谁，后由谁来造册掌管，谁也说不清。“一期发掘”中途被国家叫停，后来又换人马继续发掘，直到国家批准“二期发掘”，前前后后闹了这么多年，别说我这个新任所长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借用的这间房子墙角里这个闲置的大木箱里放着两颗秦俑头，就是借仓库给我们用的“秦俑馆”，也没人能说清他们顾不上清理的那个破箱子里究竟放置着什么东西。
公允地说，这次失窃责任不该由我们考古所来承担，更不能把板子打在后来我们这支“秦陵”队的屁股上。事实很明显，这不是我们这次发掘程序中的文物，这是“秦俑馆”管理中“多”出来的。再说，我们二期发掘也不可能像前边“一期发掘”前期那么无章可循，出土的兵俑一般不出坑，个别修复也不会违章放进一般工具仓库。
由此可见，秦俑坑“一期发掘”前期，不但没有规范的发掘纪录，也没有出土陶俑登记表。不然，向“秦俑馆”移交时，为什么会形成到处搜索陶俑、补充登记造册点交、后丢失了还对不上“数目”的问题？“发掘不科学”这帽子，被移花接木地戴在我们后来这支新建考古队的头上真是天大的冤枉！
秦俑一号坑发掘的次叫停，正是前边“秦俑考古队”发掘不科学被考古学家夏鼐等人告“御状”拦截的结果。这是历史，考古学者应当尊重历史，谁也不能在这件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上再做文章。
在案件发生之前，文物局和秦俑馆对我们“秦陵考古队”的配合、协调关系上识大体、顾大局的做法还称赞有加。但在原先那个“秦俑考古队”来人向秦俑馆移交文物之后两个月，却不料发生了“隐匿”在木箱子里的将军俑头被人盗走的事件，这个真实“情节”，陕西文物局一直没有给社会讲明白，一些人也不愿意给大家去讲，搞得我们两家关系后来还十分紧张。
秦俑头失盗这一惊天大案，面对管理责任的追究，就算后处理了我和王学理，这么轻的“处罚”能叫处理吗？这是背后有人利用上级和社会上不明白两个只差一个字的考古队究竟是啥关系，移花接木糊弄舆论、趁机包庇了一些人。对这次丢失究竟是谁应当担负责任，省文物局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心里其实明白得很。
当然，省文物局也知道丢失俑头的责任不在我们，但是，再冤枉也要让你背这个黑锅。要不然，怎么去处理以前那些人？王文清曾对我说：“怎么，这号事能处分局里干部吗？算啦，还是叫他（指王学理）把处分背着……”
既然是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第二年怎么还要我做第七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呢，这又说明什么问题？
说句大白话，秦俑是历史存在，绝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就像秦陵是个存在，你发掘不发掘它都在那儿，谁也不能说自己参加过发掘，他就是“秦陵之父”。
今天，随着旅游事业的开展，我听说临潼当地那些农民，为了谁是“发现秦俑人”还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想笑。那么多社员集体打井，又不是一个人在井下挖土，然后他再爬上来去绞那个辘轳。何况，在“秦俑”初出土的时候，开始谁也不知道那一摊瓦块是什么玩意儿，据说开初还曾扔过一部分。而且，即便是被定性为“次发现”的那天，这些“瓦儿爷”也不是一天内的发现。如果说“发现”，也不能是一个人的眼睛看见的，“功劳”应当归于一群现场目睹者。
这些事情闹得纷纷扬扬说明了个啥？人心不古。有点名利，就打破头去钻，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听了都让人觉得可笑。就是在我们搞科学研究的学者内部，也有人名利思想时常作怪。有些问题还可以让人理解，有些作为却令人十分不解。
作为严肃的考古工作者，我们做了点分内的工作，这也和机缘有关。让谁做，也都会兢兢业业对待自己的本职，给民族和子孙负责任地做好手头的工作。一些虚妄的个人名气，和我们研究着的历史比较起来，也太经不起时月了。就像秦陵“绿面俑”脸上那颜色，一转眼就消失得不复存在。
就丢失“将军头”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是驻在现场的发掘队，又在自己的工具房发生了珍贵文物失窃事件，再怎么狡辩也有连带责任的。至少，就是我们的一般工具房，也有些出土“资料”需要好好保护。打碎、丢失哪怕一片小瓦块，对文物整体修复的完整性也是很大的损失。
说到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只能说秦始皇太出名了，兵马俑也太吸引世人眼球了。

 2. 令人难以启齿的“龌龊”
我这一辈子，曾经差一点儿没当成夏鼐先生的研究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家的考古事业就少了“石兴邦”这么个人了。
这里边，还有个令人难以启齿的“龌龊”故事。
记得在玉泉山发掘晋墓时，夏先生看我这个农家子弟还比较牢靠，让我负责管账。他对我在实习中那股认真劲儿很赞赏，平时，处处都高看我一眼。在授课时，对我也特别关照。比如画个图，他站在跟前给你很耐心地指点如何定点、拉线等等，手把手地一步步教。画错了，他还给我纠正。有时他先画，然后让我再跟着画一遍。包括他做的提要，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做个简单记录，他都给我讲应当怎样做，很有耐心，也很详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给我私下“露底”说，将来他想带我到北京去工作。
结果，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让夏先生对我这个得意门生产生了很大的看法。
玉泉山实地考察完后一次报账之前，账面上还剩下了一些钱。钱不多，也就两万多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钱。眼见这个事儿马上要结束，一天，我和大学部几个参加实习的同学坐在工地上的工房里唠嗑，我随口说了一句：“喂，还剩了点钱，夏先生说用不完还得上缴，就这么点钱，咱们不如买些东西吃了算了，不报了，麻烦死了……”他们几个都随声附和说你管账，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情。不过，当时周围根本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小卖部呀啥的，也不可能马上就能买到东西，这件事情只是随嘴说说。
谁知道，南方的房子是用竹片子做成的，墙壁是用石灰薄薄涂点泥巴的那种“墙”，两间不隔音。夏先生的办公室在我们隔壁，他听到我说的这句话，马上就过来敲门问我，你刚说啥呢？几个人都呆在那儿，我愣了一阵子，说没说啥呀。倒不是我想故意隐瞒自己的思想，委实是觉得刚才没说啥“坏话”，还一直纳闷，啥事情让恩师陡然这么生气呢？可是，夏先生不依不饶，把我叫过去后，提醒地又问我，你说没说把剩余的钱买东西吃那些话？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无所谓地说，这有啥？先生立即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顿。
这件事情就这么看似简单地过去了，我也几乎忘记了。不久，我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正式请先生当我的导师，铁心要跟他学习考古。听了我的话，他却一反往日的亲近，口气平淡地告诉我：“你也不用跟着我学这个了，你在吴先生那儿学人类学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先生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已经表明他不愿带我了。以前说得挺好的事情，他还主动说要带我到北京去的么，为什么一下子对学生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慢慢打听到，就是因为那次我和几个同学商量拿公家剩余的那点生活费“买东西吃”的谈话惹怒了先生。为这点些碎事他居然对我这个学生很不满意了。
实际上，当时那话也是我随口乱说的，至于买不买东西吃、买啥东西吃，毕竟还没去做呢。就这么个事情，他就对自己学生的“人品”有了看法。
后来，当我从旁边知道事情原委，就如实地、诚心地向夏先生认错，并深刻检讨了自己的不是。那时，我铁心要学考古，给自己老师认个错也没啥，毕竟自己当时确实说过那些话。
夏先生一看我挺诚心，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金钱不论多少，怎样对待它，却是做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关乎一个人的道德方面的事情，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公是公，私是私。做考古这一项事情，重要的是不能有一点贪念。”他还给我说了一些他在敦煌考古时所遭遇的事情教育我。
当时，大西北很偏僻，他们一路骑着骆驼，骆驼的草料要一路在客栈打点，还有人的住店呀、吃饭呀，有些地方当时还在以物易物，生活中采购的那些小东小西，到了客栈他就有点对不上账了。常常是花出去的多，剩余的款项少，他一时也记不起来都买了啥东西，闹得无法入账。他这个人就那么认真，凡是想不起来的，宁肯把自己的吃饭钱垫进去，也不能给人家乱记账。后，闹得自己口袋空空的，吃饭买鞋都没一分钱，时常饿得自己两眼发黑。就这样，他都从来不乱花公家一分钱。
先生讲这个故事时那个认真劲儿，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平时，夏先生自己生活相当节俭，他自己的那点工资都不乱用的。至于公家发的实习经费，让他花起来那简直更是吝啬到家了。一分一毛都得过问，闹得学生私下里都说他的“坏话”，说跟着他确实是吃苦，还得受苛刻。
不过，就是这些琐碎小节让我这个学生看到，在为人师表这点上夏先生的高尚人格。他是我的导师嘛，我回老家给他带点家里的土产，他都要给我钱。唉，这个人太有修行了，在做人上一丁点都不马虎。在学术上，也是一样。写文章时的每一个注释、一个标点、每一个字眼都要仔细推敲。人就是这么个人，我一生都很敬仰他。
这就是一个人的修行。我和自己的这位导师工作多年后，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有时在外地，多数时候在西安，那时打电话到北京很不好打，两人联系就是写信。夏先生给我写了不少的信，从学术到做人，内容很多。这些信我有些都没有公开去发表，他信里一些言辞很伤人的。批评我也好，批评别人也罢，都是很严厉的。我肯定能理解自己熟悉脾性的恩师，别人就不一定理解了。他常给我提醒说，他的学生首先要做人好，他这个为人师表的走到人前才有大面子。
夏先生有胃病，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一辈子出野外吃饭不讲究积攒的。不论食堂伙食怎么样，他从不挑拣，不管高粱窝头还是糜子馍馍，吃饱肚子就行。我这些年在大陆这边，还收到了台湾那边寄来的一些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材料。其中记载着一个小事情，说他在北京研究院工作时，比他年纪和资历高的很多的老教授都佩服他。当时的院长傅斯年在生病期间，不选那些资格老的同事，单选夏先生做代理所长。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七十周年院庆时，让我写夏鼐的纪念文章，我只讲了夏先生当代理所长时给傅斯年的那些信的故事。一周一封，汇报请示，太认真了。就像他的为人，一生整整洁洁，恭恭敬敬，认认真真，清清楚楚。
这个老先生硬是把我这个弟子也带成他那个古板样子了。
你们不知道，夏先生这个人的博学是出了名的。他出门散步，总带本书。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看书。近吧，有个同事给我说，他亲眼看过夏鼐给一个人修改的关于美国文化的文章，单就一篇文章内容，提出的意见就有十多处。在学问这点儿上，你不佩服我这个导师都不行。
他不但是一个学术教授，还是新中国在中印、中苏问题上制定外交对策的政策顾问。对一些中东、近东的问题，有关部门都去请教他。为啥？老先生博学呀！用他的话说，世界上了解周边情况详细的是人类学者，他们世界各处都去看，了解的风土地理人情就多，考古学者在西方都是搞“特务”的。
按照这个戏谑观点说来，我的导师夏鼐肯定算是咱们这个泱泱大国一个忠心耿耿的大“特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