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举要 9787100203074 瞿林东 商务印书馆

自 序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术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倡议编纂一部综合性的大型《中华文明史》，得到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与支持，于是响应之风，沛然而起。1989年10月，《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十卷本《中华文明史》在该社全部出版，全书约一千一二百万字。

 我有幸参与这项大型文化工程，承担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这是我第一次独力撰述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全过程，按《中华文明史》分卷的体例要求，共写出九章，每章三四万字，分别编入《中华文明史》的第二至第十卷。各章标目依次为：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成果丰硕的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由于《中华文明史》包含二十多个学科的发展史，故各章标目都应突出学科的本色，所以我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每章标目都有“史学”或与史学相关的字样，以显示史学在全书中的位置和特色。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同我后来的研究与撰述有密切的联系。1996年，我在撰写上述《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基础上，着手撰写《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并于1999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较之于前者，一是增写了包含六节的长篇导论；二是在正文部分增写了有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史学批评以及与史家主体意识发展相关联的忧患意识、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等；三是附了两篇笔者评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此书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从80年代末至今，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经历了十年。一则是因为常常有别的事情而把它搁置下来，二则是因为有许多困扰需要进一步去读书和思考。其间，一部分撰述所得虽以不同形式陆续发表，但我始终不能忘怀的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这已成了我对于这门专史、这门学科的极其虔诚的夙愿。”（《中国史学史纲》，第2页）这段话表明，从《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撰述，到《中国史学史纲》一书，是著者在十年中学习、研究、撰述中国史学史的两个阶段。从二者总的面貌来看，后者在理论上和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深入。

 《中国史学史纲》在北京出版社印刷了三次；2010年改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增写了第十章“史学的深刻变革—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主要趋势”，至今印刷了六次。2002年，台湾地区的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繁体版。海峡两岸有十多所高校历史专业将其用作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教材或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参考用书。作为博士生学习、研究参考用书，当是可供选择的著作，但作为本科教材，大多认为部帙略嫌重了些。

 近来，因查阅《中华文明史》，不经意想到，可否把其中的“中国史学史”部分辑出，使之成为一本独立的“中国史学史讲话”或“中国史学史举要”？我将这一想法提出来向商务印书馆丁波先生请教，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认为将之以“中国史学史举要”命名出版，与《中国史学史纲》既有学术上的联系，又各有自身的主要阅读对象，前者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后者则面向史学专业工作者。丁波先生的意见，打消了我思想上的一些顾虑，于是决定把二十多年前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这部分文稿汇辑起来予以出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举要》。全书在内容、体例、文字表述上一仍其旧，只有一处在编次上略有调整，即原与宋代史学同属一章的辽、金史学，现将其与元代史学合为一章，以彰显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

 以上关于本书与《中华文明史》中的“中国史学史”部分的关系，以及它与《中国史学史纲》的历史联系，其来龙去脉，大抵如此。本书所述内容，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后，有机会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奉献给读者，是其之所幸，是作者之所幸。我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厚爱，感谢丁波先生的宝贵意见和热情支持！

是为序。

瞿林东

2020 年8月18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本书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史学爱好者的介绍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普及读物。凡九章，从史学的兴起、“正史”的创建、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发展的新转折、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史学的总结与嬗变、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