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选陈迩冬 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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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迩冬 选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17208
出版时间1984-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22元
货号1201642505
上书时间202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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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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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舒芜
岐山下一首
谢自然诗
杂诗
马厌谷
利剑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龊龊
鸣雁
雉带箭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嗟哉董生行
归彭城
幽怀
海水
赠侯喜
山石
苦寒
落齿
湘中
贞女峡
答张十一功曹
闻梨花发赠刘师命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
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岣嵝山
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岳阳楼别窦司直
杏花
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
篇，因此投赠
题张十一旅舍三咏（选二首）
榴花
井
丰陵行
短灯檠歌
荐士
醉留东野
秋怀诗（选五首）
三星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赠唐衢
祖席秋字（选一首）
送湖南李正字归
莎栅联句
李花二首
寄卢仝
石鼓歌
峡石西泉
送无本师归范阳
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并序
（选五首）
渚亭
柳溪
柳巷
镜潭
孤屿
广宣上人频见过
春雪
盆池（选二首）
晚春
晚雨
楸树
赠同游
桃源图
调张籍
庭楸
听颖师弹琴
病鸱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题于宾客庄
华山女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题楚昭王庙
泷吏
题临泷寺
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君叙别，酬以
绝句（选一首）
宿曾江口示侄孙湘（选一首）
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
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
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
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歌辞
条山苍
寿阳驿题绝句
送桂州严大夫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选一首）
南溪始泛三首
游太平公主山庄
枯树
附录新唐书·韩愈列传
后记
内容摘要
韩愈是继“李杜”之后的唐代又一重要诗人。韩愈诗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有的造句平直浅白，有的有意反对称反均衡，以恢复古朴刚健参差之美。韩愈诗对宋诗影响较大。陈迩冬选注的《韩愈诗选/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精选韩诗90余首，韩愈诗之精华尽在此中。
精彩内容
序（节选）舒芜一人们常说，盛唐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人们未必经常想到，黄金时代过去以后，接着来的是什么。历史不管人们想到与否，总会把这一道试题出到人们面前。如果把李白、杜甫八年之间相继逝世作为盛唐时代结束的标志，那么，试题就是这样出的：此后中国诗歌会怎么发展？盛唐的“盛况”，会不会成为“止境”？这道试题要求有这样的继起者来答覆，他既要能从照耀盛唐诗坛的李杜的万丈光焰中点燃炬火，继续高举，不使人亡炬熄；又要能跨过李杜的高峰，找到新的道路，哪怕只能是下山路，也得继续走。高峰虽好，总不能在峰顶踏步不前，那会有“化作山头望夫石”的危险。历史的需要，迟早总会找到它的实现者；而这回是来得相当及时，就在杜甫逝世的那一年（公元770年），韩愈已经三岁了。正是这个韩愈，后来唱出了这样的颂歌：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这不仅是赞颂，不仅是捍卫，而且是对于李杜的双悬日月照耀乾坤的崇高地位和相互关系次作出明确的评价，并为千秋万世所公认。他接着唱道：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对李杜的仰慕，是这样的深情！对李杜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甘苦，体会得又是这样准确和深刻！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这一段歌唱：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调张籍》这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了跨过李杜高峰继续前进的道路：惟其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而是出八荒、跨汗漫的捕逐，这才真正能以精神与李杜相交通。于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正是这个韩愈，把继续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的任务担当了起来。他以优异的成绩，答覆了历史的试题。历史也公正地评了分数。中国诗歌史上，继“李杜”并称之后，只有“杜韩”并称，虽然并不能说韩愈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是李、杜而下的第三人，但此外再没有第三个诗人得到这种崇高荣誉，却也是事实。二诗人韩愈从杜甫那里继承到一些什么呢？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兵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豆浆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韩愈这样的诗，会叫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那些名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韩诗这些关切民瘼，为民请命的内容，当然是最可珍贵的。但是，如果说，韩之所以能与杜并称，主要就凭着这个，甚至说，韩愈之所以成为大诗人，主要就凭着这个，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种关切民瘼，为民请命之作，在韩诗中毕竟是极少数。倒是使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这才是韩诗继承杜诗传统的最主要之点。我们都熟知，杜甫主张“熟精《文选》理”，但杜诗决不是《文选》诗的简单的因袭。我们翻看《文选》各家诗，好像除了陶渊明之外，很少有诗人能在诗里面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现实生活。所谓“选体”诗的末流，写来写去，不外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咏怀，游览行旅……笔墨肤泛，语言庸熟，结果是千人一面，难分彼此。诗歌的任务，虽然不在于叙事，但诗歌的根干永远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肤泛庸熟的诗，当然不可能把根扎进这个土壤中去。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诗歌同国运民生的现实结合起来；并且由于他是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的诗人，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同国运民生不可分的，所以他也总是能在诗篇中写出他自己的、他家庭的、他的亲戚师友的日常平凡的衣食住行，动作云为，否泰穷通，生老病死，乃至一饭一羹，引水补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把人生最实际的面貌引入诗歌，从而也就使诗歌回到《国风》、《小雅》的沉着切实的轨道。韩诗正是循着这个轨道继续前进。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这写的是他805年（永贞元年）因疏请宽免关中租徭而被贬斥，仓皇辞别妻儿时的情形。读者会立刻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诗中，关于鹑衣百结的瘦妻，“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的痴女，“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的娇儿那些著名的描写。还有：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韩愈这首诗有一个很长的题目，云：“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这写的是819年（元和十四年）他因谏迎佛骨第二次被贬斥时的事情。这种直书天伦骨肉的惨痛之作，又会使读者立刻联想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些惊心动魄的诗句：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这样的诗篇，真有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味道。此外，韩诗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或居或作，或动或静，有大有小，有苦有乐，方面非常的广，几乎一一可与杜诗相印证。例如，韩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刻画道途辛苦之处，当然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钜制；而韩诗《郑群赠簟》，把日常生活里一件微物小事，写得如此生动风趣，则又令人联想到杜诗中《棕拂子》、《桃竹杖引》等隽妙的小品；甚至也不妨说，令人从反面联想到杜甫那篇小题大作、有些古怪的《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那是把区区一个织成褥段联系到节镇大官杀身赐死那样严重的事。韩诗还善于细节描写。例如：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赠刘师服》这简直是小说式的家庭生活幽默小景。韩愈的著名的《石鼓歌》，继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之后，开拓了咏金石碑帖诗的途径。摩挲金石，赏玩书画，本来就是文人的文化生活。所以这种诗，原来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可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却又成了脱离现实。韩诗中还有《病中赠张十八》，记与张籍辩论诗学；《寄崔二十六立之》，描写考试场中“战词赋”的情形，都是实写文人的文化生活的。韩诗不但善写自己的事，也善写别人的事。例如，孟郊、贾岛、卢仝、崔立之等人的坎坷潦倒的身世，都在韩诗中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画。乃至刘如何造反，朝廷如何征讨，刘如何失败，这样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大事，复杂曲折，头绪纷繁，通常用散文来叙述都很吃力，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却能用四言诗这样局限性优选的形式把它写得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如果说，杜甫使诗歌恢复了《国风》、《小雅》的传统，那么，韩愈写这首《元和圣德诗》，显然是有意识地要更进一步恢复《大雅》和《周颂》的传统。至于他这个意图实现了多少，自是另一个问题。樊汝霖就说这首诗并不像《周颂》那样简约庄严以颂圣德，却像《鲁颂》那样，于德不足者，只好侈词以夸功。三樊汝霖的话未必是对的。韩诗代表作，多是着力镵刻、尽情铺张的古体长篇，岂仅一首《元和圣德诗》而已。这就要说到韩愈在杜甫之后开辟新道路的问题。杜诗中已经有镵刻，有铺张，主要是用来写实，用来穷形极相地刻画民生的疾苦和诗人自己身世的颠连，铺张扬厉地展现时代的大动荡大变化。韩愈虽然担当了杜甫的继承者的使命，但是他远不能像杜甫那样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他的视野，他需要反映的世界，比杜甫狭小得多。因此，他从杜甫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镵刻之笔，铺张之文，就不全是用来写实，而是用于艺术的夸张。韩愈诗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二者都可以说是用夸张的手段，或者说是在近于夸张的程度上来塑造一种新的美。而这也就是韩愈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力破馀地，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什么是韩诗中的“狠重奇险”的境界呢？实质上就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以及其他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而创造出某种“反美”的美，“不美”的美。韩诗中好用舂、撞、劈、镵、戛、崩、刮、斫、捩、拗……这一类的动词，这些就是那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的表现。用了这样的力量，居然能把蝎子这样可怕可憎的毒虫，写得可喜：“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送文畅师北游》。用了这样的力量，居然能把太阳神羲和所操的火的鞭子，和“赤龙拔须血淋漓”《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这样两个壮伟而又有些恐怖的形象，来形容珍异的赤藤杖。“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时，坼裂肝与肠。”《孟东野失子》。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却是用来安慰老朋友的丧子之痛，极言有儿子也未必都是好事。“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如此的“可鄙”、“可憎”，却更加道尽老友久别重逢时回首华年、相惊老大的深情厚谊。韩愈一生两次贬斥南荒，他对南方的一切充满成见，每一写到，都写成火焰地狱一般的可怕，然而同时也就写出一种蛮荒的“可怕的美”。他的奇特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写一场山林大火，写尽火神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水神一败涂地，上帝也让它三分。最后上帝虽然还是帮助水神熄灭了大火，但又郑重肯定大火的存在的合理性，使水与火结成婚姻。这个上帝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诗人像上帝一样征服了火，肯定了火，同时也欣赏了火。韩愈自称“慢肤多汗”，非常怕热。他善于写秋景。一到秋天，他就有精神。但是，他偏偏又要写出这样的诗句：“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郑群赠簟》。“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县斋有怀》。诗人已经用艺术的力量征服了自己所感受的暑湿熏蒸之苦。不仅如此，韩诗中还生动地写出了种种生理上不愉快的经验，例如牙齿将落未落之苦《落齿》。，眼花之苦《寄崔二十六立之》。，头秃之苦《感春》其二。，腥臊入口之苦《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虾蟆惊眠之苦《答柳柳州食虾蟆》。，等等。显然都是艺术地征服了这些，反转来使它们成为“不愉快的美”。现实里面，污浊的泥沟并不美，然而韩诗中偏有这样的描写：“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题张十八所居》。干涸的河床并不美，而韩诗中又偏有这样的描写：“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⑦⑧⑨《赠侯喜》。其实诗人这次同侯喜来到干涸的洛水上钓鱼，从头到尾都非常扫兴：来的路上是毫无可观：“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⑦垂钓时是非常疲困：“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⑧结果是所得极微：“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⑨韩愈能把这些丝毫不美的景和事写入诗，使之成为“不美”之美，正是他的创造。更确切地说，《赠侯喜》所写的，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此外，如《古意》极言太华峰头莲花莲藕之美，而终于求之不得。《岣嵝山》极赞禹碑字画之美，而终于寻访不着。著名的《山石》诗中写得更有趣：“僧言古壁佛画好”，下句似乎该是把这壁画赞美一通了，不料却是“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似乎该是精美的素馔了，结果却是“疏粝亦足饱我饥”。接连两联，都是下一句直接否定了上一句。这种“无有”之美，“否定式”之美，更是韩诗的独创。所有这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硬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这就是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的具体内容。……六但是，解放以后，整理出版韩愈的各种选集和全集，又列入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陈迩冬同志的这部《韩愈诗选》，就是二十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选注的。这是因为，解放以后，大家学了马克思主义，会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对韩愈这样的古代作家，既看到他的气质精神上的庸俗性、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专制主义倾向，又看到他的博学高才，看到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然而，历史又毕竟不是直线的。这部《韩愈诗选》的成稿，在出版社一压就是二十年，现在才终于能够出版（不久以前出版的童第德先生选注的《韩愈文选》，也是二十年前就交了稿，出版时选注者已经逝世）。陈迩冬同志由于年龄和疾病的缘故，已经无力来写这篇序言，却把这副担子加到我肩上来了。我对韩愈素来没有研究，陈迩冬同志并非不知道。他一定要我来写这篇序，是因为我们平日闲谈时，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我们都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极盛之后，正是难以为继之时，如果没有宋诗这一大变化，中国诗就会停滞，槁死。宋诗的总的成就，有人认为不亚于唐诗，有人认为不及唐诗。即使它不及唐诗，它也是发展，是生命，否则就是停滞和槁死。当问题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发展和生命是义的，发展得高些还是低些，则是第二义的。谈中国诗史，唐诗以后，赞也要赞宋诗，骂也要骂宋诗，总之绕不开它；而元诗和明诗，基本上因袭唐诗，就完全可以略过不提。此中消息，值得深思。我们都认为，杜甫于集大成之中，已经兼有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韩愈正是专门把杜甫的开来的方面，更突出地加以发展。他实在是宋诗的先驱者，因此也就是在李杜之后的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把中国诗继续推向前进的人。我们都认为，韩愈并非孤立的一个人。在他的周围，还有孟郊、贾岛、卢仝、张籍……这样一个诗人之群。这些诗人的境界和风格各不一样，成就也各有高低，但是，他们隐隐然有共同的东西，就是都在探索某种“不美之美”和“非诗之诗”；卢仝的怪异，张籍的古淡，以及通常所谓“郊寒岛瘦”，都是探索的结果。所以，韩愈的时代，就是唐诗自身在求变、求新、求否定自己，来为宋诗那个大变化开辟道路的时代，韩愈就是这个时代要求的完满的体现者。我们都认为，诗人韩愈对后来者的影响和启发，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李贺亲及韩门，受的影响优选。李贺诗中好用刮、轧、割、拗……这些动词，好以金、铜、玻璃、琥珀……这些坚硬沉重之物为喻，着力塑造“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这一类的带有“蛮风”和“血丝”的美，有现成轻艳字面可用之处却偏偏换上词感庄重的字面，如“夫人飞入琼瑶台”，诸如此类，都是直接来自韩愈。李商隐又从李贺的路上稍稍转了一个弯，把李贺惯用的“生色”换成调过的“熟色”，把李贺的大块镶嵌换成细丝刺绣；但是，他的《韩碑》一首，表明了他在学诗的道路上，对韩诗下过多大的临摹功夫。中晚唐这两个大诗人，可以说就是韩愈的一传再传弟子。到了宋代，欧阳修首先高举起韩愈的旗帜，诗和文都专学韩愈的“文从字顺”的一面。苏轼则被后代评论家称为“韩潮苏海”，说明他的诗和文都在铺陈排比这一点上与韩愈相通；特别是运用比喻来状物说理，纵横历乱，千变万化，更是把韩愈所开创的突破“形象思维”、进入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之美发挥尽致。江西诗派奉为宗主的黄庭坚，在诗境上力探“不美之美”，在诗格上追求“非诗之诗”，都完全同韩愈一样，不过把韩愈的“雄奇”换成“清奇”，把韩愈的“粗砂大石”换成“紧筋硬骨”罢了。我们都认为，任何发展过程，都是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异化和同化的过程。就中国诗而论，从《诗经》、《楚辞》到艾青、田间，始终是诗，越来越是诗，这就是不断的自体肯定。由风骚而汉魏，而六朝，而三唐，而两宋，而词曲，终于新诗代替了旧诗，这又是不断的自体否定。一方面，一代之诗，成就越高，对后世的影响越大，因袭模仿就越多，这是诗不断地化为“非诗”，必须清除这些“非诗”，发展才能继续，这就是不断地自体异化。另一方面，每一代之诗，都必须突破上一代的诗境诗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不美”的东西变为“不美之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非诗”的东西变为“非诗之诗”，这才能不断扩张诗的国土，这就是不断的异体同化。应该从这个规律的深度，来认识韩愈在中国诗史上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来体会苏轼的几句深有见地的话：“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七我毕竟对韩诗素无研究，平日闲谈泛论不难，真要提笔写序却并非容易的事。我只好拿了韩诗来读。读的当然不仅是陈迩冬同志这个选本，而是全部韩诗；但这个选本对于我的理解韩诗，却有很大的帮助。首先，这是精选之本。现存韩诗约近四百首，这里选了九十馀首，入选比例约为四分之一。说它精，并不是精在数量上，而是指所选的绝大部分是古体诗，近体只是略举一斑而已，这就比较精确地反映了韩诗的艺术成就的特点。诗人韩愈毕生用力，主要也是在古体诗方面。读这个选本的读者，可以相信韩诗精华，尽在于此了。其次，这是谈艺之书。陈迩冬同志自己是诗人，有创作经验，又善于谈艺。他选注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即以善于谈艺，久已著闻于读书界。现在这本《韩愈诗选》，仍然有这个特色。有时在题解中，解释全诗的风格与艺术，例如《谢自然诗》、《雉带箭》、《山石》、《落齿》、《石鼓歌》等篇的题解，都是要言不烦，而给读者的启发很大。有时只就某一句，例如《荐士》篇中“子昂始高蹈”句，《送无本师归范阳》中“注视首不”句和“往往造平澹”句，《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飞雨白日洒洛阳”句，稍一指点，便使读者有“会心不远”之感。第三，释事而又不忘义。“释事忘义”是旧时许多注解的通病。这里却把二者结合得很好。释事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选注者对于古文物有广博的知识，所以，例如《谢自然诗》中注“象物知神奸”，《荐士》诗中注“珪瑁”，《石鼓歌》题解中叙石鼓，都能谈得生动明确，亲切有味。尤其是有关唐代社会风习的名物，注释每有创见。例如，《盆池》中注出唐代已有养金鱼之事，而一般人认为南宋才有。又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注出，打马球的技艺，唐代已由波斯传来，而他处未见人说起。释义的方面，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一些适应诗的格律而不得不有些特殊的造句，时时注意疏解。例如《嗟哉董生行》中“或山于樵，或水于渔”句，《湘中酬张十一功曹》中“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句，都是读者易于误解，或易于似懂非懂地过去，而一经指点，涣然冰释，方知这样的疏解确不可少。第四，注解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每每能兼顾与此有关的韩愈的其他作品。例如，注《杂诗》“古言自包缠”句，而引及《施先生墓铭》中的“古圣人言，其旨密微”句；在《嗟哉董生行》的题解中，论及《送董邵南序》；乃至兼顾他人的有关作品，例如注《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诡怪相披猖”句，而引及杜甫“飞扬跋扈为谁雄”句；注《荐士》“酸寒溧阳尉”句，而引及刘叉句：这些旁征博引，都能帮助读者观其会通，加深理解，扩大眼界。过去有“五百家注韩”之说，上面说的注解中的优点，当然有些是吸取旧注而来的。而这也就是这个选注本的又一优点，就是旧注的精华，也有不少总结在这里了。我在本文至第五节中所说的，都是这次读韩诗的一些领会，也是从过去与陈迩冬同志的交谈以及现在读他这个选注本当中得到启发的。如果所见尚非大谬，有一二可取，我就敢于凭着这一点，向读者推荐这本《韩愈诗选》，相信广大读者从中会比我获得更多的益处。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于北京天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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