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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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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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颐
出版社山西人民
ISBN9787203059684
出版时间2008-01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定价29.8元
货号9787203059684
上书时间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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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目录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该抗旨时就抗旨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首次严重政治危机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出国欧游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老臣厄运与再起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1861：朝廷的新国策——从“仇夷”到“联夷制乱”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常胜军”的终结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马嘉理案：中国边疆危机的大爆发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馆“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开天辟地第一页后发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戴红帽”企业的困境电报与“忠”“孝”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设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 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页——郭嵩寿刘锡鸿之争太后嘴上的传统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臣子都是替罪羊附录 李鸿章大事简表
内容摘要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做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最危险也是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本书透过“台面”看“台下”，透过奏折的“说什么”，看其真正目的“要什么”。方寸之间，有被忽略了历史。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者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精彩内容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折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1865年5月30日）奏为钦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于五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曾国藩著即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两江总督已有旨，令李鸿章暂行署理，即著前赴金陵接印任事。两江任大责重，李鸿章务须悉心经理，仍随时与曾国藩妥商。曾国藩军营调兵集饷各事，宜该抚并当妥为筹画，不得稍有迟误，等因。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谢天恩。伏念臣吴疆承乏，三载于兹。虽思竭虑以效忠，窃愧过多而功少。仰荷酬庸旷典，异数叠加，兄弟同列封圻，将佐多膺专阃。每念寇氛未靖，时事多艰，辄互相儆戒，惧有陨越，致负圣主倚畀之隆。兹复特降恩纶，暂权督篆，闻命震悚，日夜旁皇。窃以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又两江政务殷繁，所属蹂躏已久，凋瘵万分，善后各事，兵饷二端，在在棘手。诚如圣谕，任大责重，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惟亲王僧格林沁剿贼阵亡，捻氛日炽。直东一带，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此间善后，如浚河兴学，抚恤劝农，及常镇招垦荒田，上海通商洋务，均次第办有端绪。藩司刘郇膏，接护抚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无贻误。惟苏境水陆防军三万余人，均已分布各隘。又援剿福建之提督郭松林、杨鼎勋两军共八千余人，援剿徐州淮扬之提督黄翼升、刘铭传、周盛波，臬司张树声、道员吴毓芬等军，共二万数千人，除黄翼升、李朝斌两枝水师系曾国藩旧部，余皆由臣募练而成。各军饷粮军火，专指苏、沪税厘，历经奏明在案。统计每月饷需及制造采办各项杂支额款将近五十万，而苏、沪税厘及藩库地丁牵算，月入不足三十万，挪东掩西，尽力凑济。虽前敌各营，时时匮乏呼号，徒以恩义相维，尚不至于哗溃。臣独心忧之，是以叠次奉拨京饷，义不敢辞。甘饷迄难定数，每月能解一万已为勉力。臣非忍恝置西陲，实迫于不容己也。臣暂署督篆，距苏较近，所有调度兵将，筹画饷需，自当引为己责。随时会商曾国藩，照章悉心经理，以期仰副宸廑。至通商篆务，系臣兼办，现未奉明谕，臣谨暂带通商钦差大臣关防前往，随事饬令江海关道丁日昌等妥为办理。仍请旨定夺。除俟交卸起程续行驰报外，所有接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理合缮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从表面看，这不过是一道普通寻常的新官上任例行公事的报告，但看似普通却不“普通”，看似寻常却不“寻常”。这背后，有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权谋。1864年7月下旬，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虽然仍有零星的太平军余部活动，但已是强弩之末，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清廷十几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腹之患”终被剪除。不过“鸟尽弓藏”，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头等战功、手握重兵又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及其湘军，此时转而成为清廷的心头隐患，因此开始对湘军处处防范。这样，曾氏兄弟与清廷的关系突然紧张，一场新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对曾国藩集团，清廷采取恩威并重的方法，一方面官封曾国藩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一方面又下谕严责曾国荃措施不当，致使太平军千余人突围，且要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实际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点名要曾国荃等不要“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同时，清廷还公开支持一些与曾国藩不和的地方大员，迅速提拔重用一些曾的湘军部下，对左宗棠、李鸿章等更是格外青睐，积极扶持，期望他们能“独立”于曾国藩，削弱曾的实力。而深谙中国传统政治“兔死狗烹”之道的曾国藩，其实更早就在思考、担忧与朝廷的关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考虑到主客观条件，讲求“诚信忠孝”、以“理学”著称的他最终采取了自剪羽翼、裁兵自敛的方针，所以在攻克天京后即着手裁减军队，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顾虑。但曾国藩深知清朝的国家经制军已腐败不堪，根本承担不起对外的国防与对内的镇压任务，所以他采取了“裁湘留淮”政策。因为清廷对李鸿章及淮军并无猜忌，而淮军的战斗力提高迅速，因此曾认为只要保留淮军，清王朝的江山稳固就有一定保障。而且毕竟湘、淮军曾有密切渊源，李曾是他的部下，在现在情况下，保留淮军对自己也是有利无弊。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在封建统治者中，如曾国藩这般“顾大局”、“识大体”又能自保者，确不多见。“裁湘留淮”使李鸿章的实力和地位顿时提高，用“大喜过望”形容他的心情恐不为过。但李毕竟是老于世故的官僚，知道清廷与曾国藩的关系微妙，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各方关系。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坚决支持这一决策却并未喜形于色，而且恭敬地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如果“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持，敬俟卓裁”。这一时期，命运之神对李鸿章似乎格外宠爱。太平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下去，但北方“捻军”却仍在活动，并且于1865年5月在山东击毙了前来镇压的清军著名将领僧格林沁，僧部全军瓦解，令清廷大为惊恐。于是立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镇压捻军，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职，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接到命令后惊诧愤怒，李鸿章在欣喜异常之余，安慰曾国藩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由于湘军已经裁撤不少，镇压捻军明显兵马不够，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兵供曾国藩调遣。李鸿章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曾缺兵少将之急，使其能尽快赶赴前线，同时他可以顺利赴任，而且朝廷也会认为他顾全大局，可谓一箭三雕，面面俱到，端的是周全老练。所谓“两江”原指江南、江西两省，后来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所以两江总督管辖苏（含上海）、皖、赣三省，这是中国最富庶的三个省份，是清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两江总督的重要性仅次于直隶总督。当上两江总督，是李鸿章迈向事实上的“国家级领导”的重要一步。政治向来讲求实力，“撤湘留淮”使湘不如淮，李鸿章势将“独大”。清朝的吏治实行较为严格的回避制，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属“两江”管辖，照例他应回避，所以他在上朝廷的这则奏折中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而且总督两江责任重大，“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这是必要的谦虚和“官样文章”。不过他突然笔锋一转，表示由于僧格林沁阵亡，“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总之，他之所以“不回避”而走马上任是出以公心、军情紧迫而不得不如此。接着他就借汇报“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顺理成章地一再强调筹饷的种种困难，因为两江为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区，随着太平军被镇压，又成为清政府重要的饷源。其实这些地方甫经战乱，筹饷也非常不易，所以他在刚刚上任的奏折中就反复诉说此点，明显为今后要与朝廷讨价还价、减少朝廷索饷打个“埋伏”。此折又一次说明，在短短的奏折中充分表达己意，确是李鸿章的拿手本领。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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