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謐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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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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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原刻拓本
作者不详
传拓年代2000年代 (2000-2009)
碑刻年代两晋南朝
纸张白纸
装帧其他
尺寸60 × 40 cm
数量1册
上书时间20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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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地域描述
- 原碑已经收藏了，拓本不容易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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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石初拓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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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拓片曾发表于二零零四年第七期《中国书法》杂志上，作品除在该杂志三七至四一页上大篇幅刊载和介绍外，还在该期的封面隆重推出（被《中国书法》杂志二零零四年第七期选做封面），其学术分量可见一斑。此拓片为北魏大书法家高聪作品，（《魏史》上有相关记载），该原拓将越来越少见。 名家题跋图片仅供参照。
此志一出土就引起了许多书家学者的关注，从内容到书法到镌刻水平都非常之高，可称三精——文章撰的精，书法写的精，石匠刻的精。文章简短精练，可读性强。书法刚健挺拔，沉雄浑博，结体谨严，以方笔为主，骨力强劲，尤其点画，外圆内方，顾盼生姿。
该墓志为北魏景明二年（501）岁次辛巳年十月造。2003年出土于河北赵县赵州桥之西南。志长方形，长约44cm，宽约36.5cm，青石质。有界格，楷书。志文十二行，满行十五字，志共计152个字。每个字2.5×2.5厘米。文曰：
大魏故持节龙骧将军定州刺史赵郡赵谧墓志铭
远源洪烋，与赢分流。族兴夏商，锡氏隆周。曰维汉魏，名哲继进。行义则恭，履仁必信。笃生君侯，体苞玉润。文以表华，质以居镇。含素育志，非道弗崇。声贞琁响，迹馥兰风。贵闲养朴，去竞违丰。形屈百里，情寄丘中。报善芒昧，仁寿多褰。辞光白日，掩驾松山。深灯灭彩，垄草将繁。德仪永往，清尘空传。
魏景明二年岁次辛巳十月壬戌朔廿四日乙酉造
北魏《赵谧墓志铭》跋 李俊卿
《赵谧墓志铭》，近岁出土于冀南赵县古封斯侯国故地西封斯村。此合墓志为青石质盝顶式，志盖未契题签，造于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迄今逾千五百载矣。志石以今布帛尺度之，崇一尺三寸四分，广一尺一寸。全文十二行，满行十五字，字径七分许，凡一百五十二字，无一字纤毫损缺，书法精整。贞石藏于当地民人之家。
此墓志铭甚为简括，赵谧卒之岁月、年寿、历官、祖考至妻若子，诸“繁文缛节”之弁言皆略也，其官位、郡邑、姓氏、讳字，则著之于首题。古人简而要、不事铺张之文风，可为吾曹法之。以首题之“持节、龙骧将军、定州刺史”诸官位而言，愚以为此乃朝廷赠假之官位，其生前之官位则逊之。赵谧卒后，朝廷追美，下诏赠之，哀荣也。是志为竖长式，予人别开生面之感，颇有古风。盖墓志滥觞于东汉，兴于魏晋南北朝，至北魏中后期，铭辞前多置弁言，志石多呈方式、且志盖相合，遂成定例。
墓志主人赵谧，惜乎《魏书》《北史》列传皆不载，故其事功不可考而知也。铭辞为四言六韵七章，韵语高古，词理高华，颇尔雅可诵。首句云：“远源洪烋，与嬴分流”，言其氏族所出，渊源有自，肇始于古帝少皞氏之嬴姓。品藻其平生德操之“含素育志，非道弗崇”句，于今人立品、立德，犹可借镜。是志文字别体殊多，尤以铭辞第一行之“嬴”“族”，第六行之“报”，极为罕见，或仅为此志所独有。第一行“族兴夏商”之“商”字，借用“啇”字，殊为不妥。商、啇不通假。啇，音释，和也；音嫡，本也。南北朝碑志石刻多有是病，别字之多，尤以北朝为甚，不知凡几。《颜氏家训》云：“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故是志之别字，不足为怪矣。
北魏书法，蔚为大观，或碑、或志、或摩崖、或造像记，俱以托石而寿，为真书之冠冕。晚清以降，学真书者，多祖习之。细审此拓，契刻精细，沟道深刻，字口分明，如同初制。书法契刻，俱堪颉颃。其书法方严峻整，无犷野拘滞之习。笔画爽朗，法度森严，神采奕奕，非善豪翰之士而不能为之，诚盛魏之正宗也。通篇观之，首尾呼应，铭辞与志石相宜，有“量石裁文”之妙，章法之和谐谨严，为墓志所鲜见也。界格之故，行列分明，然字间亦有柴池参差之美。余素喜金石书法，得此初拓，物聚所好，洵乎有墨缘也。展玩之次，对其赞赏不置。是拓之流传，俾有助于临池者多矣哉！岁次癸未四月十五日，识于倦鹤斋。
补记：近读丛文俊先生所撰《北魏〈赵谧墓志〉考》一文（《中国书法》甲申年第十一期），知墓主为赵修之父。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考据精详，嘉惠后学匪浅。先生对拙文《北魏〈赵谧墓志〉跋》（《文物春秋》癸未年第六期）予以肯定。余撰拙文时，正值“非典”疫疬肆威，尝率尔翻检史书。今再细检《魏书》，方知墓志铭文为高聪所撰。《魏书·列传》高聪本传：“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赵谧墓志》造于景明二年，于此可知铭文为高聪五十岁时作。高聪学涉坟典，文藻富赡，以才尚为锐情文学﹑才兼文武之孝文帝所知赏，而名位显著。《魏书·高聪传》：“景明三年十月，世宗幸邺，还于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请勒铭射宫。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魏书·常景传》：“世宗季舅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高聪本传又载：“聪所作文笔二十卷，别有集。”可见其为当时才秀也。故高聪所撰《赵谧墓志铭》，可补《全后魏文》之阙如。高聪与赵修交谊甚笃，铭文之书丹或不假他人之手，为其亲自所为。初拓本经宿儒硕士杨鲁安先生品题，等于球璧矣。甲申十一月十五日又记。
丛文俊题记：
北魏《赵谧墓志》，近年出土于河北房子，石为私家所藏。或撰文以典型之将军誌，论言颇误。 检魏书恩偉传载：赵修为赵郡房子人，父惠安后名谧，官都曹史，积荣补阳武令，修贵追赠威烈将军、本郡太守，及葬复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志言“形屈百里”已明其官止于县，为文者不察，乃以赠官当之矣。
又：此志乃典雅端丽之魏碑体，斯风盛于洛阳，向西可达长安，以元姓贵族墓志最具楷式，决不过关东之地。余曾考之甚详，乃见此志颇为诧异。考诸文献，乃知谧之墓碑、石人、石兽等一应葬物皆在洛阳加工后运至旧籍房子，志亦不当例外。此志既明，安平所出“崔敬邑志”之魏碑体书风，或可有新解及书评矣。
戊子岁小暑，文俊观题。
魏孝文帝南迁中原，于姓氏、里籍、语言、服饰一律汉化，而于铭刻书体则楷化魏碑平城体，创立魏碑北邙体。其法之变，则始乎公元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之初，即太和末、景明初也。兹举太和二十二（498年）年、二十三年（499年）之元偃、元简、韩显宗墓志及景明元年（500年）之元定君（殷按，前人向以元定称之，细审志文此人当名定君，字泰安——北朝名某君者，如北魏昭成帝庶长子拓跋寔君，北齐大臣崔季舒子崔长君。另有北魏陆馛子陆凯字智君，北周辛庆之族子名昂字进君）诸墓志总而观之，北邙体方笔楷法已初具规模。然则元偃、韩显宗、元定君三石，隶势楷笔，雄强朴茂，犹存太和气象，而元简志则渐转温厚平和，始开北邙体风气矣。及至景明二年之元羽志、景明三年之穆亮志，其文质彬彬，全是北邙体风骨矣。由是观之，景明二年之《赵谧墓志》雍容浑厚，刚柔兼济，与元羽志大同，正变法而新构之北邙体也。
考历代墓志，凡不记墓主行事者，或为夭亡，有赠官而无实绩，无可记；或死于非命，不便记。赵谧其人不见于史籍，第《魏书•赵修传》有“赵修，字景业，赵郡房子人。父惠安，后名谧，都曹史，积劳补阳武令。修贵，追赠威烈将军、本郡太守，及葬，复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而志文又简略如此，乃修贵追赠官爵所致耳。于此可见，赵修之父赵谧当卒于阳武令任上，时赵修尚未显达，其父亦寄柩而未葬。修贵始赠之威烈将军、赵郡太守，秩在五六品间而已。及葬而追赠“持节、龙骧将军、定州刺史”则为三品大员矣。然则赵谧其人乃父以子贵者也，曹史、县令之事不便记，赠官虽显又无从记，故惟于首行“魏故持节龙骧将军定州刺史赵郡赵谧”，明其官秩郡望，志文并不载其生平事迹、卒日享年。铭文多为浮泛谀词，先云赵氏之得姓与祖宗之显赫：“与嬴分流”“赐氏隆周”，“曰维汉魏，名哲继进”；继则略言墓主之功德：“行义则恭，履仁必信”，“文以表华，质以居镇”；末则寄以生者哀情：“形屈百里，情寄丘中”，“深灯灭彩，垄苹将繁”。
《赵谧墓志》拓本之精良，可知志石之完好。虽然，吾不敢疑其伪也。惟志文七行“贵闲养朴”之朴作朴，遍查北朝诸拓，不见此例，存疑而待有识者教之。（作者李俊卿。）
按，赵谧虽于史无闻，《魏书》卷93、《北史》卷92《恩幸传》却皆为其子赵修立传。修乃赵郡房子人，以白衣左右给事孝文帝太子元恪，甚得亲幸。孝文卒，恪即位，是为宣武帝。帝亲政后，修以旧人，颇得宠遇，仕至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因不闲书疏，故不参文墨，但为人贪鄙，贿之者多不次擢升。后为高肇、甄琛所谮，鞭杀之。《魏书》本传称修“父惠安，后名谧，都曹史，积劳补阳武令。修贵，追赠威烈将军、本郡太守，及葬，复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与志题正合。同卷又说：“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时将马射，世宗留修过之。帝如射宫，修又骖乘，辂车旒竿触东门而折。修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又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丁巳即位，景明二年（501年）正月庚戌亲政，五月壬戌诛咸阳王元禧，家财入于修及高肇，与本传、志文恰相表里，表明该志制作之日，正是赵修权势显赫之时。
又，“于京师为制碑铭”一语，意味着赵谧的碑志可能出自上层文士之手。《北史·高聪传》称：“宣武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后加散骑常侍。……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则高聪应该是作文之人。目前墓碑已佚，此志就更显珍贵了。不过，尽管出自名人之手，又精工制作，该志文字还是有些错误，如“仁寿多褰”中的“褰”本义为套裤，引申而有撩起、缩叠之意，与上下文意不合，愚意应作“蹇”，困苦之意也。
有人认为“制”即撰文兼书丹，并由此推论高聪是此志的书丹者。但是，从《北史·刘昶传》所记太和十七年（493年）“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一事及上引赵修传文来看，这一结论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因而也是不足凭信的。（赵生泉 史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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