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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9787559871282

￥ 67.22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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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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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志雄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71282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平装

货号824627082245

上书时间202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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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1.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志雄代表作，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鼎力推荐。2.展现立体而又多元的钱谦益形象。本书讨论了钱谦益生前对竟陵派的攻排，与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与王士禛、钱曾等后学的交往，以及逝世100年后乾隆仍禁毁其诗文等诸多议题。同时关注到了钱谦益诗文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并以清末民初钱谦益诗文的“复出”收束全书。3.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进入诗人生命。钱谦益的诗文较为难懂，作者重视文本细读，分析细腻绵密，带领读者从诗歌文本出发理解诗人。4.研究视野广阔，内在逻辑完整清晰。本书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关照、书籍版本与印刷、诗文经典化、异域接受等多重研究视角，集中体现了作者“通过文本想象作者”“通过‘关系’理解人”的研究旨趣与进路。5.手把手教用福柯、布迪厄理论。参照福柯消解“作者”主体意义、关注文本脉络的理路，重视对钱谦益诗文文词、语言系统的深度挖掘；引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讨论“行动者”与“社会空间”如何共同营构阶级、位置、权力关系，并比照、审视陈寅恪考论人际关系的思维与方法，彰显社会关系学对明清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可行性。6.封面设计精美，贴合本书主题。封面以红豆树为主要素材，呼应代表着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特殊意象，与本书主题甚为契合。同时，采用了热压、模切等多种常见于特装书的特殊工艺，精致素雅。钱谦益为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其诗文曾因政治原因遭到禁毁，其人亦被清高宗乾隆列入《贰臣传》，职是之故，其人、诗、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下流传，近乎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晚清民国以降文禁稍松，钱谦益诗文通过刻印开始广为流传，然而诗文虽渐流传，解人却少，这与钱谦益博通文史、旁涉梵道，为文作诗又词雅意深、今典古典并用等不无关系，学问渊博如陈寅恪，曩昔作《柳如是别传》时尚且感叹“岂意匪独钱谦益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可见理解钱谦益绝非一件容易事。文本永远是我们进入“作者”最主要的凭借，其产生既有赖于“作者”的创造，也深受“作者”所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我们能从什么角度认识钱谦益呢？肤泛的道德批评并不能让我们增进一丝一毫有益的了解，最为稳妥、且备可操作性的应当是严志雄教授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雨身后名》，既从文本细读入手，深入探寻诗文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同时注重还原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看见”钱谦益生前身后的故事。基本信息导 论 第一章 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新议第二章 情欲的诗学——钱谦益、柳如是《东山酬和集》窥探第三章 哭泣的书——从钱谦益绛云楼到钱曾述古堂第四章 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代兴”说再议第五章 春秋有变例 定哀多微辞——试论钱谦益之论次丽末东国史及诗第六章 典午阳秋、休听暇豫——朝鲜文士南九万所述钱谦益诗考论第七章 钱谦益遗著于清代的出版及“典律化”历程第八章 权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讥斥钱谦益诗文再议第九章 近代上海《申报》中钱谦益的身影征引书目 通过“关系”理解人上面谈过纸墨中的牧斋。下面换一个角度，把牧斋放置在社会空间中考量。这涉及所谓个体与社群的关系、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社会构成等概念。……下面我重点述介陈（寅恪）著中一个个案，用以彰显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及可行性。清朝建立数年后，江南发生所谓“黄毓祺案”。顺治四年（1647），黄毓祺（1579—1648）起兵抗清，谋复常州，事败潜逃。顺治五年（1648）四月，黄被捕。牧斋受黄案牵累，至南京诉辩，颂系（软禁）逾年，至顺治六年（1649）春始获释归里。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此案之考辨特为详尽，前后百余页，六万余言。《柳如是别传》为研究牧斋、柳如是的典范之作，有口皆碑，影响深远，毋庸赘言。惜乎陈先生考论此案，误判牧斋二狱案为一，论述有不少硬伤。顺治四年至六年间，牧斋实曾二度陷狱：顺治四年，因受山东谢陛私藏兵器案牵连，逮狱北京；顺治五、六年间，受黄毓祺起兵海上案牵连，颂系南京。陈先生考证百密一疏，混二事为一，而牵一发动全身，致使有很大一部分考释文字不能成立，委实可惜。虽然英雄失足，但陈先生于此开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法门，对明清文史研究大有启迪之效，实应加以阐扬。首先，陈先生考论此案，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清廷显贵……为之解说”“由于人情”云云，就是陈先生的“论旨”（argument）。然而世态人情，千头万绪，该如何有效地展开探论？怎样发想？陈先生提点：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这里揭示的，不妨称之为明清文史研究“社会关系学”的标志，涉及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座主门生”“同年”，个人与之交涉互动，从语言到举止，事情可轻可重，都有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礼仪、规矩、习惯要遵守，内里牵涉不同形式的互惠、制衡、利益、权力关系，动辄影响到个人的喜乐忧患、贵贱穷通。而从这种种人际关系出发联系，又每每触及“地域”“党社”“身份”“阶级”的层面，借此，或可给予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合理的思考方向，如陈先生说：前论牧斋热中干进，自诩知兵。在明北都未倾覆以前，已甚关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倾覆以后，则潜作复明之活动，而闽海东南一隅，为郑延平（郑成功）根据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势也。夫牧斋当日所欲交结之闽人，本应为握有兵权之将领……牧斋固负一时重望，而其势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党社范围之外，更与闽海之武人隔阂。职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领袖，以作桥梁。苟明乎此，则牧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设若结合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历史、政治情势来考量，又或可联系至“明清”“满汉”“南北”“文武”各股力量的斡旋，获得更广阔的诠释视野。陈先生说：……佟国器于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当是从其叔佟图赖破嘉兴后，因得任此职。顺治三年丙戌九月其母陈氏殁于官舍，归葬金陵，揆以墨绖从戎之古义及清初旗人丧服之制，并证以当时洪亨九（承畴）丁父忧守制之事例，大约顺治三年冬，或四年初，即可扶柩至白门。此时怀冬正可为牧斋向南京当局解说。明南都倾覆未久之际，汉族南人苟延残喘，已是幸事，自不能为牧斋关说。其得为牧斋尽力者，应为北人，如梁慎可辈，而最有力者，则是汇白（佟国器）人物。盖满人武将与江南士大夫，绝无关涉。惟有辽东汉军，如怀冬者，在明为叛族，而在清则为新贵，实是向金陵当局救脱牧斋最适宜之人。况国器之父卜年与洪亨九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进士，两人本有通家之谊，尤便于进说乎？循上述种种思维，推而广之，甚或可对牧斋的“文学批评”作一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的总体归纳。陈先生说：综观牧斋平生论诗论文之著述，大别可分二类。第一类为从文学观点出发，如抨击何李，称誉松圆等。第二类为从政治作用出发，如前论推崇曹能始逾越分量及选录许有介诗，篇章繁多等。第一类乃吾人今日所能理解，不烦赘述。第二类则不得不稍详言之，借以说明今所得见牧斋黄案期间诗文中所涉及诸人之政治社会关系也。至牧斋选许有介诗，在顺治十四年丁酉冬季游金陵时。此际牧斋正奔走复明运动，为郑延平帅师入长江取南都之预备。如上所述，陈先生对此中史事的述论未必完全正确，但其所示范如何对相关人物、事件循社会关系的角度展开联系、想象、解读的方法则大有借鉴的价值与必要。牧斋是官员、党派领袖、史家、文人、诗人、选家、藏书家、佛教徒，身份众多，其所属社群多样，成员复杂。牧斋所为诗文，又鲜少纯粹“为创作而创作”，大都缘事而发，涉及特定之人、事、地、物、时。我们探求牧斋诗文的感情、思想、意义，于人际关系一环若不加以重视，所失必多。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一本讲述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钱谦益的精彩之作，围绕其诗文、人际交往、功过评说展开，通过解码他诗文中的典故、象征、隐喻，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立体的钱谦益形象。本书从钱谦益的诗文入手，讨论了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攻排，与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与王士禛、钱曾等后学的交往，以及逝世100年后乾隆仍禁毁其诗文等诸多议题。同时关注到了钱谦益诗文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以及其诗文在清末民初的“复出”。作者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文史考证、人际关系分析等多种方法，其中蕴含了作者长期以来对钱谦益研究、明清诗文研究的深度思考。关于皇权与“场域”的理论性思考乾隆的诗与注构成一个“诠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可谓“吾道一以贯之”矣。然而，这些文本的意义基石，乃至于归宿，不在诗，而在注（或序）中所述引的乾隆的谕令。这些附注，是否乾隆手笔，很难判断。“十全老人”治御天下万国，文治武功，日理万机，故而这些冗长的诗注，很可能是他授意翰林学士或随侍词臣代为检索、缮写的。不过，乾隆这皇帝，精力确实异于常人，他要是真的写起来，也常滔滔不绝，连篇累牍。无论如何，这些文字乃乾隆“权力意志”“意志”的展演则可断言。乾隆虽反复强调其以“大公至正为衡”，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准情理而公好恶，即以示彰瘅，而植纲常”“以示传信，而彰公道”，但究其实，这种种背后，有一种严格的道德律在起着指导作用，其“关怀”（ultimate concern），在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中国（乃至于万国）的政治正当性，模铸一种只效忠于一朝一姓的臣节观，以及唤醒八旗的“历史记忆”。这些诗篇，也许是乾隆诗兴勃发时的产物，但因其背后烙有乾隆政治观、道德律、“权力意志”的印记，一切的赋义（signification）行为与过程，难免宿命地、无奈地沦为注文／诏谕／御旨的附庸。史家欧立德（Mark Elliott）曾论乾隆之文艺作为，有言道：……通过将自己训练为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谈和行为而言，乾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的藏书比皇家还多。为了巩固皇权和他个人的权威，乾隆必须为自己建构一个睿智君主的形象，以显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样精通诗歌、艺术、历史和哲学。这显然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努力因自负、褊狭和过激而打了折扣。不过，无论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味和天分，乾隆对于那一时代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两者都不容忽视。此中意思，若用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的概念来表述，则乾隆乃欲将其于“文艺场域”中通过文艺创作所积累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以及其扮演“诗人／书画家／行动者”所挣得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转换”为其于“政治场域”中所能使用的资本与权力。愚见以为，欧立德于此之说未免过于谨小慎微（又因写作者对其书写对象难免有“移情作用”，遂亦有所遮蔽）。要言之，至少从本文论述的乾隆有关牧斋的诗文来看，乾隆凭恃其九五之尊（imperial authority），施行集权专制（autocracy）以及“自由”（liberty），根本无视各场域中的“自主性”；乾隆的言论掺合了“文艺／政治／朕”而形成一种权力的“混合体”（hybridity）。结果，斯文扫地，一切均沦为乾隆“权力意志”的展演与施行。……窃以为，对于乾隆的赋咏行为及其影响，不能用文艺场域的生产逻辑和美学诉求来理解（无论乾隆是多么地想附庸风雅）。乾隆关于牧斋的诗作带有强烈的、明确的政治目的性，是政治举措的产物；也可以说，在乾隆的操弄下，文艺场域与政治场域重叠起来。此时，传统诗歌的美学宗尚、旨趣几乎完全被牺牲掉，这些诗篇尽管遵从诗体的格律要求写成（诸如句式、平仄、对仗、押韵等），却毫无诗意、韵味。这些文本特殊的形构方式与结构更是对传统诗歌的体式与情韵恣意的破坏（vandalism）：乾隆把原属政治场域的文件（documents，他的谕旨、诏书，尽管其每每是披着教化的外衣而颁下的）“剪贴”（cutandpaste）到诗句四周，完全无视诗歌美学系统对意象、象征、抒情、典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诗中或诗后附注一般担当补充、辅助的功能，为诗句服务，而且文字也讲求与诗句谐协，不至于喧宾夺主。乾隆的文本却将这种主从关系、结构以及文字质地（textuality）完全颠倒过来——文本的意涵来自乾隆的谕令，诗句本身只是这些谕令的韵语“转译”（paraphrasing），沦为相关谕令的附庸、从属、延展。乾隆这些诗作（也许除了《题夏圭山水》二首），自始至终，都是政治场域的产物。乾隆专横、野蛮地剥夺了文艺场域中文化生产的自主性、自律性，以及诗人的灵魂与尊严。吊诡的是，乾隆这些味同嚼蜡的诗作却拥有在文艺场域中即便是杰作也难以企及的权力与光环。个中原因何在？首先，这些诗作出自御笔，毋乃皇帝的化身，其权威性不言而喻，且不容置疑。再者，在这些诗篇诞生以前，它们的意义与权力早已获得“体制”的确认与奉行，因为诗篇的意义及指归其实来自早于诗篇的、在政治与法律场域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圣旨”。正因为在乾隆的操作下，文艺场域等同于政治场域，原来在个别场域的资本之间的困难“转换”，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达成。复次，文艺场域的行动者原为艺术家与作家，而政治场域的行动者是政治家，但就本文所论述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场域的行动者都是乾隆皇帝本人，“政”与“教”既集于一身，“场域”于“帝力”何有哉！乾隆关于牧斋的诗作是乾隆的政治资本，“文章，经国之大业”。明乎此，也许，我们对于乾隆的诗作（以及作为诗人的乾隆）就不必过于苛评了——因为它们不是诗。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严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专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等；编有《千山诗集》、《落木菴诗集辑笺》、《瞿式耜未刊书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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