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满着怀旧情怀的“家”要追溯到英国的一个小角落,与南非的现实没有一点关系。 在评论玛丽· 本森1986年所写的《纳尔逊·曼德拉:伟人与运动》(Nelson Mandela: The Man and the Movement)时库切写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与非国大达成某种一致,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对付的只是以小资产阶社会民主人士为主导的和平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运动定性为是颠覆政府的,说运动的领导人被国际共产主义所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没面子地释放他们曾在1964年抓起来的那些领导人。种族隔离政府是否打赢过非国大,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1986年,他们所面对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动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运动者又有国际舆论殿后。库切提出一个问题,南非国民大会的长老们被释放之后,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区如火如荼的局面,并带领人们走向自由、友爱和平等的乌托邦,走向自由宪章中所说的繁荣。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预言性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曼德拉的个性,以及他被释放后如何行事。被监禁一事无疑已使曼德拉在公众视线中消失。 根据玛丽· 本森的观点,1980年的时候,“罗本岛的曼德拉”这个概念已经取得了近乎神话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报上到处可见,“给曼德拉自由”的口号涂抹在监狱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都是。然而,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认为,南非的经济力量越强,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实施新的管理体制。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将南非孤立起来,对其实施军事和经济压力,它才会准备谈判。那些将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们的说法:只有通过表面不妥协,背后谈判权力分割,误导南非白人选民,才能够让那些被吓坏了的白人选民接受改革。那些将博塔看作是挑衅好战的阿非利堪民族主义者的人则指出其豪言壮语与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的差距。库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将博塔变成了一个公共骗子,要么误导南非公众,要么误导国际舆论。 在评论克里斯托弗· 霍普(生在南非,但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住在英国)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 Boy Running)时,库切谈论了南非当时的政治。1987年P.W.博塔请白人选民进行选举,批准他逐渐改革种族隔离政策,按照库切的说法,这个渐进式改革的速度将是蜗牛般的。这次选举没有任何争斗,也没有任何问题,国民党赢得选举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右翼的保守党远远超出了进步的联邦党,成为南非第二强的政党,其成员背景是说英语的白人。克里斯托弗·霍普在作品中认为:并没有南非民族这样一个群体,只有由对立群体组成的联合体。可以说,库切从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霍普的观点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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