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笔 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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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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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雷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53149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页数276页
定价79元
上书时间20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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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它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风貌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本书通过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绘画艺术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而又奇妙的作用，揭示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有意思的文化现象
序 / 薛龙春
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对于书写的物质环境，我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书写的工具、材料、操作空间、展示空间，这些都是与创作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笔毫的刚柔、长短、粗细与书写方法之间的关系，笔与字的大小、字体、风格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深入的探讨。但说实话，对于古笔的选料与制作工艺，我一直茫然莫识其梗概。而在过去较为粗疏的书史研究中，人们大多从风格的角度出发，对于历史上的书写活动进行规律化——却不免简单化的分类，之所以说它简单化，就是因为研究者很少关心具体的物质环境，筑基于此的种种分析活动，自然因缺少历史性而难以取信于人。那些抽象的形式与风格研究虽言之凿凿，但一放到具体环境中加以论证，则马上显得似是而非。
当艺术社会史研究、文化研究在书史研究领域逐渐崛起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具体个案的研究，大量的新成果显示，艺术风格的变迁不仅是形式的逻辑发展，也不仅是所谓的时代风气的结果，它与物质环境的缓慢变化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其中的复杂性，远非“点、线、面”或是“晋人尚韵、唐人尚法”之类的标签可以解释清楚。相应地，物质环境、物品文化也开始成为颇具魅力的议题。关于古代建筑、家具、礼仪、书写工具与材料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给书法史界大量“新知识”，也成为我们重构书写活动、解释书法风格与旨趣的新动力。比如，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横平竖直、涩进持重的趣味，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藏头护尾、笔笔中锋并非书法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而是后代一种积极的文化建构。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才是人们对于书写技术与境界的诉求。相信在孙过庭看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未免聚墨成形之诮。但在包世臣的笔下，“筋骨血肉”却被重新阐释为有利于碑学主张的话语。显然，如果我们离开工具、材料在明清之际的激烈变动来讨论清代碑学，对于包世臣的理论主张必然难喻其旨。
王学雷兄的《古笔考——汉唐古笔文献与文物》并非一部研究毛笔发展史的著作，而是将笔墨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是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工艺、性能与文化的专题研究。他舍弃了对毛笔沿革作完整的探讨，这一方面是因为史料不足征，不同时期存留下来的文献与文物相当不均衡，无法形成清晰的链条；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因平均用力而影响到研究的深入与写作的鲜活。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上卷是关于汉唐毛笔的一组研究论文，中卷是对于毛笔文献的辑录与笺释，下卷是汉唐之间毛笔实物的图像与说明资料汇集。每一部分之间有所呼应，也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在上卷中，作者对于笔头的用料、性能、产地，制作工艺、功能，甚至笔杆的制作与书写的关系，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关系等都有精彩的探讨。作者还考证名物，对于彤管、笔答、茹笔、削管等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作者运用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对于东晋束帛笔头、晋代缠纸法的功能进行推测，而材料、制作工艺之于书写的意义也昭然若揭。作者认为，束帛笔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贮墨，不使墨渖下泄，便于更换（亦即退笔头）也是重要的原因，而深纳三分之二于笔腔之内，则是为了笔头与笔管之间最大程度的熨帖坚实，从而强化笔锋部分的弹性。作者谦虚地说，本书名为《古笔考》，实为一则则散考，不过是竹头木屑，但这些竹头木屑却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新鲜知识与思考空间。比如，在韦诞《笔方》中，我们了解到古笔有心（或称锋心、颖）、有柱、有副，心为羊毛，比外围的兔毫低二分，两层缠缚后成为柱，副也有两层，先羊毛、后兔毫。而王羲之的《笔经》则稍微简化，但他也指出柱的部分并非单一的毛料，而是杂用人的发杪、兔毫和羊脊毛，以麻纸裹其根部，在外面在加一层薄薄的上选兔毫为被。从崔豹的《古今注》可知，蒙恬造笔往往“鹿毫为柱，羊毛为被”，也就是说毛笔的笔头由柱与被两层组成，柱与被皆选料单纯。这就与所传韦诞、王羲之的文献之间有所抵牾。如此复杂的笔头选料与制作工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关于笔心，传李阳冰《笔法诀》又说以纸绢为材料，纸绢在这里起什么作用？阮元曾经说，他能从欧阳询的《醴泉铭》拓本中看到了“豪柱踪迹”，我觉得并不可信，但是移而观察晋唐时期的墨迹，如《平复帖》、《伯远帖》、《祭侄稿》、《自叙帖》等，却未免没有帮助。“心”与“柱”，这个在今天的毛笔制作中几乎早已消失的制作工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规定）了当日的书写活动？宋代文人对于文房的重视与参与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作者引用宋人邵博的一则笔记，提到张义祖得“右军遗法”的毛笔，“锋长二寸许”，且用“无心毫”，笔头的制作方法与形制既与《笔经》不符，也与出土的东晋实物不符。则邵氏的闻见，是另有其来源的，还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前代的想象？这一想象又如何吻合于现实环境的变化，并适应于新的书法创作模式？这些问题都是在我阅读《古笔考》时想到的。
又如，我们看到的敦煌唐人写经，在技法上常常万无一失，即使是后代名家如赵孟頫、文徵明都无法做到，这与当时的“写书笔”到底有没有关系？写书笔是专门用于抄写典籍的，空海东还后所上《奉献笔表》中，除真、行、草所用毛笔之外，就有专门的“写书笔”，这种毛笔在制作上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一工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书写的稳定性？此外，《古笔考》还涉及到长锋与草书的关系，笔杆轻重、长短、粗细与运用的关系等等。作者并不力求解决每一个问题——这在今天也不可能做到，如他所言，现在的研究只能“纸上谈兵”，因为博物馆收藏的出土文物一般研究者难有机会上手。即使是获得一张清晰的图版，往往也费尽心力，最终还是要仰仗博物馆“慷慨”的发表（参看“汉居延笔”部分）。
本书的中卷，展现了学雷兄良好的古文献修养和功力。他爬梳辑佚，哪怕只言片字，只要有关古笔，概不放过。作者擅长考证，通过发掘与勾连史料，对文献的意义进行解说与推测，使得过去的一些积疑涣然冰释。而在笺疏过程中，他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材料的来源，对于笔史文献有兴趣的读者披读一过，自然受益匪浅。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恪守古文献的家法，一再强调目录、版本、校雠的重要性，在这一领域，往往毫厘之差就会酿成天大的笑话。现在不少学者搜集史料满足于电子检索，拿到什么材料用什么材料，对于材料的来源、上下文毫不关心，对于版本后先、优劣等等问题，更是毫不介怀。学雷兄在书中指摘了两部笔史著作因不懂家法而出现的累累谬误——类似的问题在当今的毛笔研究成果中比比皆是，学雷兄的文献辑释也为我们从事类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
本书的下卷集中了作者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古笔图像，这些材料散见各处，读者查阅不易。学雷兄搜集多年，稍加编排，配以准确的说明文字与数据，为有心的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图像资料。虽然如作者所言，考古类型学在研究古笔时可能并不适用，但是这些稍具规模的图像信息与数据，仍然可能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比如一谈到书法，我们动辄就说运腕，事实上，“运腕”或是“腕力”这样的语词罕见于宋以前的书学文献。如果我们根据汉唐之间古笔笔头的长度、笔杆直径的平均数据，结合简牍、写经、二王书札中单字的尺寸，以及当时书写没有凭靠的环境，大体可以推断运腕技法是后起的，在中古时期，腕部保持相对静止才是书写得以完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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