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鉴赏辞典9787532659227 刘强上海辞书出版社
正版图书保证质量 七天无理由退货让您购物无忧
￥ 111 7.5折 ￥ 148 全新
库存11件
山东泰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刘强主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ISBN9787532659227
出版时间2023-0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148元
货号R_12023372
上书时间2024-12-1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全新正版
- 商品描述
- 今人读书，即使囫囵吞枣，不能终卷，恐怕也不会错过开篇首章，或者“得胜头回”。作为《世说新语》全书的开篇条，这个“仲举礼贤”的故事当然也“先声夺人”，千来，不仅吸引了历代读者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而且围绕对它的解读而产生的“信息量”，也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有些信息是它本身自带的，有些信息，则是历代读者和研究者渐次增益、附加甚是“赞助”的。我们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一详述，这里，仅以下三点稍加说明。 一是历史故实层面的信息。 综合历史记载和刘孝标的注释，这个故事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陈蕃是东汉后期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不仅位三公，而且是当时的士。“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正是对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简明概括。而“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则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据《后汉书?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段话之所以常被征引，因为其寥寥数语便揭示了汉末政治动荡、宦官专权、清议风起、士节挺立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当时乱政祸国的宦官集团代表的是一股沉渣泛起的“浊流”的话，那么，摆在像陈蕃这样带有儒家淑世理想和节义精神的士大夫面前的一个使命，便是“激浊扬清”，使政治重回正道，使天下“海晏河清”。所以，当时以陈蕃的一批朝廷重臣联合太学起了一场反对阉宦治运动，是为的“清议”运动，这些“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清议名士，俨然成了时代的一股“清流”。不幸的是，这批有着天下关怀和道义担当的士人，却被宦官诬陷为试图谋逆的“人”，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先后两次遭到皇权与阉的联手清剿，当时受到株连而被囚禁、流放、杀害或禁锢终身者达数人，史称“锢之祸”。明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再来读这开头四句话，顿觉其虚实相生，气势沉雄，仿为我们打开了一幅苍茫悠远、风流蕴藉的历史画卷，引入遐想，意趣横生。 不过，历史大事的记载显然不是《世说新语》的，我们看到，在对陈蕃其人做了十分精要有力的概括后，作者马上宕开一笔，转而对“仲举礼贤”这件小事展开叙述，仿镜头从全景式鸟瞰，突然为中景、近景式现场跟——“为豫章太守，，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寥寥几笔，便使读者在极富跳跃的语言节奏中，得以从一个特殊事件逐渐逼近历史现场中的风流人物。 二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信息。 要知道，陈仲举来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做太守，并非升迁而是贬谪，而他下车伊始，未到官衙，便要先去拜访一个叫徐孺子的隐士——“欲先看之”四字，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主簿的话——“群欲府君先入廨”，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在这里，“群”和“己欲”，一外一内，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中了。两个“先”字，前后呼应，相互角力，隐隐透出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来。其实，主簿所代表的“群”只是不希望“府君”太过任，并无对其“欲先看之”的徐孺子有任何不敬。但也正在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异中，陈蕃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凸显。他说：“当年周武王得了天下后，连席子都未坐暖，便去到贤人商容的闾巷拜访致敬。我今天也想礼贤下士，又有何不可呢？”陈蕃用武王礼贤的故事来为自己张目，“席不暇暖”正是要强调“欲先看之”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合的——对于一个求贤若渴的人来说，先解渴才是迫切的！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作者不继续往下交代事的结果，大概正是为了让读者的注意力专注在“礼贤”二字上。我们会问：怎样的人才算是“贤者”呢？孔子的回答是：“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里的“贤”，竟然是和“避”和“隐”联系在一起的，少乱世中是如此。而陈蕃所处的正是一个乱世，在他看来，像徐孺子这样能将隐行到底的人，当然是“贤者”了。而陈蕃礼敬这样的贤者，未尝没有某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代偿”甚是“自赎”心理。这是“内”的人面对一个主动选择“外”生存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心理，其中有羡慕，有钦敬，或许还有几分自卑。《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正是在这一复杂心理的驱使下，“礼贤”的行为对于陈蕃而言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故事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易觉察的时代大拷问，即在儒家理想濒临破灭之际，士大夫如何面对出处、去、仕隐的生命抉择，这是一个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一样艰难的反诘和追问。生逢乱世，选择，有可能是“向死而生”；选择退隐，也许才是为自己打开了一道“生门”。这个故事正是在这些“画外音”“言外意”的交响中，展示着它的思想及文化的双重魅力。 三是编撰体例及文体层面的信息。 我们读书，首先要明其体例。《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和文体特征究竟如何？作者刘义庆未曾明说，但我们从这条故事中便能窥知大概。 首先，以陈仲举开篇，等于为全书划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大致限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也。”又说：“记载魏晋清谈之书今存《世说新语》一种，其书所录诸名士，上起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之谢灵运，即渊明同时人而止。此时代之可注意者也。其书分门别类，以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识鉴、赏誉、品藻等为目，乃东汉名士品题之遗意。此质之可注意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锢诸名士遭政治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由魏晋清谈上溯汉末清议，将汉魏之际时代思潮演变递嬗之轨迹，阐发明白，也为我们阅读《世说》，提供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深广背景，很值得参考。 其次，此条还是理解全书选材、质、风格的一把钥匙，地位举足轻重。首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仅明确了全书撰述之对象皆为一“世”之“士”，同时也暗示了名士的“言”与“行”乃是全书关注的焦点。有人把《世说》当作“清言”小说或“轶事”小说，正是抓住了“言”与“行”这两大记述。而鲁迅干脆以《世说》为“志人小说”，说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则是把握住了这书在中国士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先生也说：“《世说》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说》所收之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社会史与思想之意义或大于其下限也。”（《士与中国文化》）所以，今天的人要了解汉末魏晋的士风与世风，《世说》可谓是的手材料。 第三，虽然是记载士人言行轶事之书，但“记言”与“记行”又有侧重，大抵以记言为主，记行为辅。所以我们看到，在门类与门类、条目与条目之间，显然“省略”或“删节”了不少内容，留下了许多历史的“”。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仅是书法的技法，也是我国代文言小说典型的文体。《世说》的文体是颇具“现代”的，很像是西方文论所谓“空间形式的小说”，或者“活页式小说”，又像是戏剧或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书中每一个片段都是对历史的某一个局部事件的“抓”和“定格”，合起来看犹如博尔赫斯所谓的“沙之书”，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又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和完整。《世说》的语言是高度简练而隽永的，叙事的节奏因为目的很强而显得快捷而轻灵，似乎作者没有宏大叙事的兴趣，而是忙于把人物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精彩瞬间或嘉言懿行展示给读者。这样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使《世说》无心插柳地建构起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被后世不断仿效和接力的文体——“世说体”。 当然，因为历史信息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也给注释家留下了用武之地。《世说》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到齐代有一个叫史敬胤的学者为它作注，梁代又有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注》、李善《文选注》合称“四大注”）。我们读了这些注，会知道，作为一种老的记述形式，《世说》是和史传叙事迥异其趣的。换言之，史传的巨细无遗、完整详备的叙事模式，恰恰是《世说》所要扬弃的。譬如，“仲举礼贤”的故事而言，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会问：陈蕃到底有没有去拜访徐孺子呢？作者对此没有任何交代，似乎去不去无关紧要，想要去和说要去才是重要的。好在还有刘孝标的注（本书以下简称“刘注”）。刘注引袁宏《汉纪》说： 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这条记载成了对故事本文的有效充。我们据此可知，陈仲举不仅“去”了，徐孺子也“来”了。而且，陈还特意为徐设计了一张即使放在现在也很“时髦”的床榻，徐哪天来哪天放下给他睡，人一走便把床榻悬挂于壁上，做到了“专床专用”，以致留下了“陈蕃悬榻”“徐孺榻”这样风雅的典故。今天江西南昌的徐家坊，地名叫“悬榻里”。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也是从仲举礼贤的故事演化而来。今天我们到酒店住宿，也雅称“下榻”——但说实话，徐孺子所享受到的“悬榻”“下榻”的特殊礼遇，恐怕是与我们无缘的。 （刘强）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