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家 傅振伦 民国期间五十年代-70年代 亲笔手稿 我在北大 史学研究 笔记本一厚册（280页）（无款 )等等 385页 带款的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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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年代建国后 (1949至今)
页数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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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字维本，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06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北大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名誉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方志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四库全书书目提要》等顾问。曾编辑出版《新河县志》、《中国方志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公文档案管理法》、《中国史志论丛》、《方志文存》、《方志论著选》、《明代瓷器工艺》、《中国伟大的发明一瓷器》、《朱琰陶说译注》、《景德镇陶录译注》和《中国美术全集》中的《元明清陶瓷美术》等专著
傅振伦（1906.9.25－1999.5.8）；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与档案学家；字维本，1906年 9月25日生于河北邢台市新河县。
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执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华图书馆专科及草堂国学专科等院校，并在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译馆等处任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东北大学历史系及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兼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一度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教员。
他早在1940年就曾编译欧美档案资料，草拟《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1948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档案与资料课程。主要专著《公文档案管理法》 (1946年重庆文通书局出版) 对档案的认识、档案的范围和作用，档案工作的意义以及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 提出对甲骨、 简牍及唐以后历代档案的整理意见，指出分类应有预定分类表和统一标准。还提出“办案结束归档储存者方可称为档案”的观点。并把照片、有声记录、 地图标样、 图表、金石、影片等都视为档案。对档案保管保护的方法和修建档案馆的原则一一予以阐述。
他还从事史学考古学方志学、博物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表有10多种专著,是一位多学科的学者。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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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字维本，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是我国社会科学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和档案学家。他的档案观和在档案教育、档案学术以及引入西方档案观念方面的努力，曾对我国档案馆的近代化和专门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192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员、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等职。
他学识渊博，著作颇丰，有《中国方志学通论》、《傅振伦方志文存》、《中国史学概要》、《博物馆学概论》、《刘知几之史学》、《中国古陶瓷论丛》等著作20部，论文不包括未发表的数量达400多种，约370万言，涉及方志、史学、科技史、瓷器、考古、博物馆、图书馆等诸方面。他是当今为数不多的能在众多科研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著名学者之一。
在中国方志史上，傅振伦先生无疑是一位对现代方志学的创立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秉承章学诚“志属信史”、“文人不可修志”，应“创办志科”的指导思想，第一个在学校开设并讲授方志课程，也是最早撰述方志学理论专著的作者之一。
傅振伦一生中，曾先后主修了《新河县志》、《北平志》、《河北通志》和《北碚志》四部志书。其中《新河县志》是他早期方志思想的结晶，体现了他在志书体例与撰修手法上的创新，被公认为近代新型方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除了修志实践，在方志理论的研究上，他更是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除了大量的论文外，《中国方志学通论》集中体现他的方志思想，在中国方志界很有影响力，史学界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科学性的方志专著。
该书与同时代问世的李泰棻《方志学》比较，“篇目虽不及李氏方志学之半，而内容之结实则远过之。”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稍后在别人的方志著作中得到了重视和进一步申发，如方志的性质、方志的发展、方志的编纂要注意详近略古等，傅振伦关于这些的论断现都为方志界普遍接受，特别是编纂要详近略古已成为方志创新的一项普遍原则。
世界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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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1906年－1999年）河北邢台新河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东北中正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中华书局编辑、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是文物考古学、方志学和博物馆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在北大读书期间接受爱罗先珂、孙国璋等人的影响学习世界语，曾同钟宪民及日本真保贞一夫妇组织过中日世界语学会，并创办《绿色世界》杂志。八十年代加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著有《中国方志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刘知几年谱》，世界语著作有：《英汉双解基本世界语字典》、《汉语世界语辞典》等。
人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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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践
傅振伦先生在档案方面的实践长达60年，这是其档案观形成和档案学理论建树的深厚土壤。
1.对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参与国家档案库筹划
1929年，傅振伦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以后，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积极参加朱希祖等人主持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1931年傅振伦先生又参与了简牍文献的整理。那时，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北大教授马衡、刘复两位先生研究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傅先生参与登记、整理，（注：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并留下了《居延木简校读随记》、《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居延简工作报告》、《简策说》等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笔记。这两次历史档案的整理实践，使他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整理的经验。后来“旧档整理”还成为其《公文档案管理法》的重要一章。40年代初，他又出任筹备中的国史馆编纂干事，受命搜集、整理抗日战争以来的史料工作。其间，他还兼事筹划国家档案馆（时称国家档案库）的工作，并于1941年负责拟定《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5章21条，为构架全国系统的档案工作组织作了宏观规划。
2.档案教育和档案学术实践
早在1946年任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教授期间，傅振伦先生就担任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校董。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主持图书馆学专科，“兼办培养档案专业人员”，（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又邀傅振伦先生为学生讲授《档案与资料》一课并编写讲义。这是除私立文华图专以外我国大学教育中渗透档案内容的最早记载。解放后，他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创始人之一，与吴宝康、程桂芬、韦庆远等共同筹划。1953年，他为学生开设《中国档案史》、《苏联档案史》等课程。除了撰写《中国档案史讲义》外，他还参加教研组编写《历史档案参考资料》、《档案馆学概论》，并把此前所写的档案旧著捐献给人民大学，表现出对档案教育的极大热情。1957年，傅振伦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但他一直对档案教育怀有深厚的感情。直到1987年，他已是80高龄，还时常和人民大学档案学系的老师保持联系，与他们商讨档案问题和方志问题。
在这些教学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创造性的档案学术实践。他对中国档案史的系统研究，对档案与史志关系、档案馆学、历史档案整理方法、文书档案工作科学规范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大量外文资料的翻译，是我国档案学初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文档案管理法》则是集大成者，颇具中西合璧的眼光。
3.对西方档案事业的实地考察和介绍
1935年和1939年，傅振伦曾先后两次出访欧洲。虽说出游的直接目的并非档案，但从其游记中却可以看出他参观和考察档案情形的自觉倾向。由于他深感“吾国案牍，其古者如汉晋木简，近代者如明清档案，皆有多人整理。惟如何类别？如何比次？如何纂定？如何保管？时感困难。”所以，“游程所至，曾经英法德意瑞比等国，每欲涉足其文书馆舍，心资借镜。（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他“参观英国公文馆和法国档案馆”，又在苏联获取“档案馆资料”，从而“对于西方档案馆事业，始有了概括的认识”。（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参观档案馆数处”，不仅亲睹欧洲档案馆建筑，对西方档案馆的变迁及其风格和馆藏有了初步的了解，还注意到一些专业性的细节，如英国档案馆之“墙壁承尘，皆以板条及石膏为之，取其耐火”，法国档案馆的“玻璃柜上窗户，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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