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名医王士雄佚著,1854年书成后未及刊行,同治年间,王士雄病故,其藏书、手稿散布于世,书稿由田杏村舍人购得。会稽徐树兰氏见到这个稿本,后他又得到汪氏手校本,于1885年刊行一四科简效方—— 收录内、外、女、幼四科的单验方。辑录了民间单方验方、历代效方及经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每科皆因证列方,有条不紊。中医古籍出版社据光绪11年本重刊 【0】
  • 清名医王士雄佚著,1854年书成后未及刊行,同治年间,王士雄病故,其藏书、手稿散布于世,书稿由田杏村舍人购得。会稽徐树兰氏见到这个稿本,后他又得到汪氏手校本,于1885年刊行一四科简效方—— 收录内、外、女、幼四科的单验方。辑录了民间单方验方、历代效方及经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每科皆因证列方,有条不紊。中医古籍出版社据光绪11年本重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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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名医王士雄佚著,1854年书成后未及刊行,同治年间,王士雄病故,其藏书、手稿散布于世,书稿由田杏村舍人购得。会稽徐树兰氏见到这个稿本,后他又得到汪氏手校本,于1885年刊行一四科简效方—— 收录内、外、女、幼四科的单验方。辑录了民间单方验方、历代效方及经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每科皆因证列方,有条不紊。中医古籍出版社据光绪11年本重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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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八品
商品描述
内容简介
四科简要方
为临床各科(以内科、外科、女科、幼科四种为主)常见病证的验方选集,是清代浙江名医王士雄中年时期的作品(撰于1854年)。四科简要方书编成后,当时未及刊行,曾由其友汪谢城氏录一副本,校阅后予以珍藏。同治年间,王士雄病故,其藏书、手稿散布于世,《四科简效方》书稿由田杏村舍人购得。会稽徐树兰氏见到这个稿本及其选方后,认为:“方择精审,简而能备”。其后他又得到汪氏手校本,于光绪11年(1885年)刊行于世。后被编入《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复被编入《铸学斋丛书》(第11~14册)中。
作者简介

王士雄(1808~1868年?),字孟英,号梦隐(一作梦影),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睡乡散人、随息居隐士、海昌野云氏(又作野云氏),祖籍浙江海宁盐官,迁居钱塘(杭州)。中医温病学家。其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尤其对霍乱的辨证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其子王聚奎曾在太医院任御医。 代表作品 《医学随笔》;《温热经纬》
目录
王士雄,字孟英,又字篯龙,1808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他的远祖系安化(今甘肃省庆阳县)人,后移居浙江盐官(今属海宁市),乾隆间迁钱塘定居。
王士雄曾祖王学权是一位名医,著有《医学随笔》二卷,祖父永嘉、父?沧也都精通医学,曾对该书作过补充和校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同年冬去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孝顺街佐理盐务。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
王士雄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奋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平时苦心攻读,手不释卷,上自《内经》 、 《难经》 ,下迄明清诸先贤著作,无不深究极研,并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 《海宁州志》称他“究心《灵》、《素》,昼夜考察,直造精微”。说明勤奋好学是王士雄治学最可贵之处,也是他取得学术成就的关键。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关于王士雄的卒年,史料记述不详,说法不一,但据《浙北医学史略》记载:“嘉兴已故中医张文冲述其先祖昔居渟溪,曾亲睹孟英,其人清瘦不伟,好学不倦,享寿61年,故其卒年当为1868年”。此说当属可信。
百家讲坛编辑
大国医—王孟英 (一) 半痴山人 [1] 
医术编辑
王士雄学医3年之后,就开始为人治病。1824年夏间,盐业主政周光远,27岁,身体肥胖,肌肤白皙,一次登厕后,突然身冷汗出,口唇发白,声音低微。有些医生诊断为“中暑”,想用辛香开窍的方药。王士雄诊得患者脉象已是微软欲绝,知是阳气将脱,如再用辛开之剂,必加速危亡,于是力辟群议。众医笑他年轻无知,纷纷非难。幸病家懂医,认为王士雄说得有理,请他处方。由于一时购药不及,王士雄刚巧带有一块老姜,急令煎汁灌下,服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接着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等药培补,获得痊愈。从此以后,人们有病常请他诊治,他也不负众望,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于是医名大震。
在婺9年后,王士雄回到了杭州。他踌躇满志,决心在医学上干一番事业。当时的杭城,多见温热病证,而医生常从伤寒论治,用药不是辛燥温散,就是厚腻滋补。请王士雄诊治的,大多是经其他医生误治后的复杂病证,他以高超的医术,救人无数。1836年春,四川石符生经杭途中患病,开始由陈姓医生治疗,症情加重,待王士雄至,已是神志模糊,肢凉体冷,口吐痰涎,小便涩少,脉沉涩滞,难分至数了。王士雄说,这是旅途感受风湿,没有及时清理解散,邪从热化,加上误服温补药物,致使气机窒塞,邪热漫无出路,烁液成痰,逆行上攻,所以有此危象。劝说病家不必惊慌,服些疏利清化药,痰去热清,病就会好的。药用黄连、黄芩、枳实、橘皮、栀子、淡豆鼓、桔梗、杏仁、贝母、郁金、通草、紫菀、竹茹、芦菔汁等。服三剂患者即脱却险境,能起床行走,再调理10来天,就痊愈了。王士雄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 《温热经纬》 、 《随息居饮食谱》 、 《归砚录》 、 《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清道光年间,江浙一带霍乱流行,王士雄不避秽恶,尽力救治,并于1838年写就《霍乱论》书稿。1862年,他旅居沪地,正值霍乱猖獗,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实多”,于是将原书重订,更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精心阐发前人有关理论,辑集生平经验,议病情,论治法,附医案,创新方,对霍乱的病因、病机、辨证、防治作出了系统论述。曹炳章评价其书“实为治霍乱最完备之书”。
《温热经纬》是王士雄的力作。温病学说到王士雄时代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他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采取“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的编纂原则,辑集各家医论,阐发自己见解,于1852年著成是书,使温病学说遂成系统,蔚为大观,可称集温病学之大成者,后世称他为温病大家。
王士雄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民众的疾苦,“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于是于1861年编著了《随息居饮食谱》一书,详述330多种药食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如称西瓜为天生白虎汤,用以清热解暑;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用以清胃润肺;甘蔗为天生复脉汤,用以清热养胃等等,并载述了许多民间食疗便方,是较为系统的食品营养和食疗专书,影响颇深。
1855年10月,王士雄携眷回到浙江盐官,赁屋而居,颜其草堂曰“归砚”。他感叹自父死后,即携一砚,游于四方,荏苒30年,此时仅载一砚归籍,而先前游医时多有所录,乘归里之际,作了整理,题曰《归砚录》 (成书于1857年)。该书评述前贤,更着眼于启迪后学,既介绍自己的临床经验,又博采诸家之长,很有实用价值。
《潜斋医话》多属临证心悟,有不少独到见解。他的医案记录详细,理法方药完备,深为医林所推崇。
此外,他编集的《潜斋简效方》 、 《四科简效方》 、 《鸡鸣录》 ,辑录了民间单方验方、历代效方及经亲自验证疗效确切者,深受欢迎。他还对其曾祖《医学随笔》 、俞世贵增补之《愿体医话良方》 、沈尧封《女科辑要》 、魏玉横《续名医类案》 、俞东扶《古今医案按选》 、徐灵胎《医砭》及吴鞠通《温病条辨》等书进行诠注、串解,多有阐发。
温病学说编辑
温病传变,叶天士有“逆传心包”之说,但语焉不详。王士雄对此曾作阐述,谓
叶天士
叶天士
传心包称逆,是相对于传胃入气称顺而言的。在肺之邪,能下行传胃,是从腑出腑,为有出路,是谓顺;不移胃而传心,是从脏传脏,邪无去路,内蕴滋变,是谓逆。他还指出“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有气分(此处指肺之气)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说明邪从肺入心,由卫入营,均为逆转病变。 论伏气温病,王士雄阐发说:“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感先后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抽丝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对伏气温病的复杂传变现象,描绘得清晰如画。对温病邪留气分证的治疗,叶天士主张“法宜益胃,”何谓益胃?却没有细说。王士雄从气机的畅达和顺析理,谓“益胃者,在疏渝其枢机,灌溉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订正了章虚谷等拘泥于字面,以补益胃气释理的错误。
王士雄论温,善辨六气,而对暑热尤有发挥。他认为暑即热,同属于阳,两者同气,但以热之微甚为异。此说澄清了人们对暑的属性的一些模糊认识。据临证所见,暑天时病,有因野外劳作感受暑邪而得,也有因避暑反被寒伤所致,前人曾立阴暑、阳暑之名加以区别,其初衷是为了区别施治,无可非议,但取名不当,概念不清,往往造成误解,混乱投药。针对这一客观实际,王士雄指出,暑性纯阳,绝不能冠以“阴”字,所谓“阴暑”者,实即夏月伤于寒湿,不能属于暑病的范畴。这对区别寒、暑性质和概念,正确辨治,有着实际意义。
此外,在王士雄之前,许多医家都认为暑必兼湿。针对此说,他指出,暑与湿,一为天气,一为地气,迥然二气,虽易兼感为病,但绝不能因此而说暑中必定有湿,“论暑者,须知为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其挟湿为多焉。”这一论点,对于认清暑邪的性质和暑病的治疗都是大有裨益的。
独到见解编辑
中医学自汉就有霍乱病名,概称吐泻一类病证。自19世纪20年代真性霍乱的传入,
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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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概念常多混淆,王士雄主张明辨细析,区别施治。认为霍乱有时行的真性霍乱与寻常的吐泻霍乱之分,前者多属热霍乱,后者则属寒霍乱。寒霍乱是一般六气为病,阴阳二气乱于肠胃而成;热霍乱则是一种“臭毒”疫邪为患,由于暑秽蒸淫、饮水恶浊所致。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他不可能认清真性霍乱的真正病因,但能从错综复杂的病变中辨析它与寻常吐泻的不同,以“臭毒”来概括真性霍乱的病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霍乱虽有伤于风冷性质属寒的,有伤于臭毒性质属热的,但两者所现病证,往往寒热相混,虚实错杂,确非易识。王士雄主张通过辨别排泄物、转筋、舌脉及口渴与否,来区别病证。以辨排泄物为例,认为寒霍乱“利者必是清谷而作臭秽,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浊,”热霍乱则“溲赤且短,便热极臭,”两者显有区别。又如辨脉,指出寒热霍乱脉象多现隐伏,但寒霍乱则脉兼迟,热霍乱则脉带数,是其不同之处。同时还认为霍乱脉象之隐伏,与阴阳虚竭之脉微欲绝,显有区别。此则邪机深伏,郁湮不达,亟宜宣通开泄为治,彼则急当救脱。
王士雄认为,霍乱的主要病变部位在于中焦脾胃,治疗上主张从祛除病邪,恢复脾胃升降功能着眼。治热霍乱创燃照汤宣土郁而分阴阳,连朴饮祛暑秽而行食滞;寒湿霍乱,推用理中,五苓及正气散之类。在用药上列蚕砂为治疗热霍乱的主药,颇有特色。所创蚕矢汤、黄芩定乱汤、解毒活血汤中均用了大量蚕砂,无不取其祛浊除秽,展化宣通之功。
环境卫生编辑
王士雄在研究中发现,温病特别是霍乱等病的发生与环境污染、水源和饮食不洁有密切的关系。王士雄所处的江浙一带地势坦夷,支河万派,而居民饮食濯秽,共用一水,尤其是暑月旱年,热毒蕴蓄,为害更烈,故多霍乱、疟疾、痈疡诸疾。特别是上海,王士雄亲见商舶群集、帆樯林立,人烟繁萃,地多燠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以致霍乱疫疠等病流行。有鉴于此,他力倡疏通河道,毋使积污,广凿井泉,毋使饮浊。湖池广而水清,自无藏垢纳污之所,秽浊之源无由孳生,井泉多而甘冽,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并主张饮雨水、雪水,贮水以备用。他在刊行《重庆堂随笔》时详细介绍了审水源、定井位、凿井、试水美恶、验水质好坏等方法。同时倡用药物来净化水液,主张于夏秋季节,将白矾、雄精置井中,解水毒辟蛇虺;将降香、菖蒲投缸内,去秽解浊。提出以枇把叶汤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时邪,方法简便易行,至今仍为民间所习用。他曾认为田螺能澄浊,宜蓄水缸,这实是用生物净化水质的良好方法。他还提倡改善室内外卫生条件,曾说“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认为夏秋之际湿热蒸腾,室内多秽,可焚大黄、茵陈等药,以去秽辟浊,预防疾病。在注意饮水卫生、环境卫生的同时,主张节饮食,忌厚味,戒醇酒,宜进清淡饮食,以保护脾胃功能,这对预防夏秋季胃肠道传染病,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用药轻灵取胜编辑
王士雄认为,“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愆则留着而为病,不愆则气默运以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基于这种认识,他治病往往从调愆着手,讲究运枢机、通经络,善用轻清流动之药,致力于气机的通达无愆,常以轻药而收卓效。如对温病营分或血分证的治疗,用犀角地黄汤时,大都言明“王晋三犀角地黄汤”。晋三方较诸《千金要方》的犀角地黄汤,清营凉血的犀角、生地均用为主药,但后者配丹皮、赤芍,重视凉血散瘀;前者则配连翘、甘草,力求轻灵透发,轻透之用,最合王意,故深为推崇。具体运用中,常配以银花、石膏、菖蒲、羚羊角等以加强泄卫透营、清气达邪的作用。当然,丹皮、赤芍也常采用,只不过取意“通其经遂”罢了。曹炳章称王士雄“裁方用药,无论用补用泻,皆不离运枢机,通经络,能以轻药愈重病,为自古名家所未达者”,评价甚为恰当。
治病活人编辑
《海宁州志》载,王士雄“家贫性介,不能置身通显。”朱生甫在《王士雄医案三编》序言中说:“忆君制服中,有贵人延之治病,老耄多忌讳,欲君易服而进,君拂然去之,其守节不阿如此”。高风亮节,于此可见一斑。
王士雄一生走南闯北,经治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劳苦民众,他著书立说,传播医学知识,广搜效方,以利僻壤贫民。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周光远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后,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他诊治的病人不少是经其他医生治疗后无效而转来的,他绝不乘机诋毁前医以抬高自己。如郑九患疾,陈姓医生诊治后,汗出昏狂,精流欲脱,转招王士雄诊。王士雄说:“此证颇危,生机仅存一线,亦斯人之阴分素亏,不可竟谓附、桂之罪也”。病家闻言大悦,说:“长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见证之险而要誉”。当然,在关系病人生死的关键时刻,他每能挺身而出,绝不姑息迁就。王士雄治石氏案,颇能反映他一心为病人,循循诱导,耐心说理,而紧要处又力肩其难,当仁不让的高尚医德。石诵义患感,经多方医治,病情日增,延逾一月,始请王士雄诊治。王士雄一一阅读先前处方,说:“惟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耳。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据证拟方,以石膏为主药。次日复诊,病者父告知,石膏不敢予服。王士雄劝道:“药以对病为妥,此病舍此法,别无再妥之方。若必以模棱迎合为妥,恐贤郎之病不妥矣”。第三天王士雄又去了,患者诉说胸中觉有一团冷气,汤水都宜热喝,这石膏,怎敢吃呢?结果仍未进药。王士雄耐心解释道,这是邪在肺经,清肃不行,津液凝滞,结成涎沫,盘踞胸中,气机窒塞,所以觉冷,宜服石膏之剂,泄热祛痰,冷感自除。病人信服了,说即服药,但王士雄走后,听旁人说曾见石膏下咽其命随毙的,又犹豫起来了。第四天王士雄又去了,只见群贤毕至,议论纷纷,病人仍未服药,心情惶惑,其父求神拜佛,心慌意乱。王士雄本想与众商榷,又怕节外生枝,贻误病情,于是就不谦让,援笔立案:“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召诊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贻伊戚也”。见王士雄有此卓识,其他医生纷纷告退,病人取王士雄药煎服,三剂病告痊愈。这个治例,说明医生治病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需要救人疾苦的崇高精神境界。王士雄正是具备了这两者,所以深为群众爱戴。他的高尚医德医风,将永彪医林史册,为世世代代所传颂、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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