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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美国入侵朝鲜战争使北京大学六位历史学家一起把中国与朝鲜从古至今的关系梳理了一遍——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 —— 张政烺等北京大学六人著 : 开明书店 1951年版[0-1-]

168 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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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政烺等著

出版社开明书店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上书时间2020-07-15

北极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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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八品

商品描述: 张政烺
（1912年4月-2005年），男，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
人物传略编辑
张政烺六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瑞三）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萌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
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张政烺先生年方十四岁就离乡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旧日制四年），十八岁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这几年，知识面广，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颇受师长们的青睐。《猎碣考释初稿》是张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石鼓文是传世的中国最古的碑碣，自唐代发现后，千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先生所作的考释，郭沫若同志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书眉。《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发现后的半个世纪中有关学者只注意考释其文字，而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
1936年，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版本、目录）具有渊博的知识，张先生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图书管理员（曾编印方志目录一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那些年，他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签考证》、《问答录与说参请》、《说文叙引尉律解》等，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封神演义的作者》、《玉皇姓张考》、《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一枝花话》等，内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
他析疑辨难，考证史料非常精确。中国古文字学起于汉代经学家，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基本明了，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进步作用，诚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学深受束缚。张先生的《六书古义》一文，通过考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许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这对于打破学者思想上的迷信，促进建立新的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中国文字学，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张先生讲课，着力于内容深度的阐发。如果不认真听，很难听懂，一旦听懂了，则终生受益。据当年听过张先生讲授先秦文献研究的学生（现均为教授）回忆，张先生不局限于一般地介绍这些古文献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和内容，而是将自己多年来读这些古书的心得体会和所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甚至连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盘托出。有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还不时翻阅过去的课堂笔记，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先生担任讲授，参加五个教研组（在其中三组任主任），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队伍，做出了贡献。
1954年，张先生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60年代初，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去法国讲学，系里的领导说什么张先生讲课效果不佳，不适合在北大教课，趁翦不在校，就把张先生调离了北大。翦老自法国返校，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乃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什么样的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张先生调离北大，北大的先秦史从此一蹶不振，实在令人惋惜。 [1] 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起至今，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先后任物质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1955年至今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海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论著达数十篇，共数十万字。张先生崇尚实学，无论是长篇，还是短文，内容都很充实。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中国通俗小说等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贡献。
第一，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众所周知，古史分期问题，曾经是我国史学界意见很分歧、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重大课题。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精辟见解。张先生认为周代奴隶人数既不多，当时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和革命斗争者是国人和庶人（这类似罗马史上的国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隶。因此，他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结合文献研究商周的社会组织，主要是说明农村公社的普遍存在，农民就是战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国”一词，相当于中国青铜时代。他认为这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过程，应把它划归为奴隶社会的初期。《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则用秦上郡戈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论证刑徒在周、秦是奴隶身份，汉代虽在逐渐减缓其罪刑，但奴隶身份未变。铁官徒起义是奴隶起义。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其后陆续发表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甲骨文肖与肖田》、《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论文侧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开荒和耕种的技术，以及每年　田是庆丰收之礼，主要说明农民的身份和怎样分裂出新的农村公社，最终论证殷代的社会性质。
第二，甲骨文的释读与考证。关于这方面，张先生所发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释■》、《殷虚甲骨文羡字说》、《殷契首字说》、《释因蕴》等。其中《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和《释因蕴》，这两篇是根据甲骨文研究商代语言方面的文章，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现。推测是一字重音，后来才出联绵字，变成书面语言后，语义又随着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变。
第三，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年代考订。如《利簋释文》、《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周厉王胡簋释文》、《王臣簋释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皆考释其文字，论证其年代。关涉史事，务求明白易晓。有的文章尚未公开发表，如《西周金文历谱》一文，费时甚长，写作过程几起几落。他推测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历谱。这样，西周铜器铭文有关历法的材料，均可妥当地编排进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写作开始于1935年，1982年才脱稿，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十又二公”，张先生考证，认为这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一种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说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统”之说，是东周贵族间共同的想法。他认为孔子囿于时代，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是自然的孔子。汉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为孔子洗刷装扮，这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会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对孔子本身的认识，却离得越来越远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件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几十年间，学者为之困惑。张先生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数目字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及此问题，张先生作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意张先生的看法。
1980年应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报告。论证铜器铭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为氏”。1982年发表《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1984年又发表了《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这是一篇综合叙述金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各种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进一步论证周易源流的文章。遗憾的是，最重要的资料——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其发掘报告多年尚未发表，张先生虽曾得见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从不抢先使用他尚未发表的材料，以致论述未能尽意。然而张先生的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张先生还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从事《金史》的标点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参加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先生不仅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无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几十年来，他至诚地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张先生的文章和道德，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由衷敬佩。张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一方面正在从事着历史所于五十年代开始、由张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旧稿，完成中华书局预约多年的《张政烺学术论文集》。我们衷心祝愿张老健康长寿，为弘扬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