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话演义(4册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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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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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毓龙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5
版次一版一印
印刷时间1985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上书时间2017-11-2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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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有印。干净。整洁。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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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毓龙(1880-1970),字郁云,号庸翁。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著有《上古神话演义》《说杭州》、《浙江地理考》、《美术年鉴、姜丹书稿》等。
钟毓龙曾在浙江高等学堂、杭州府中学堂、省立一中、宗文中学等校任教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科,后任宗文中学校长,终身为教师。专长钟鼎文,能不用乌丝阑而横直井然,善诗词书法,曾任浙江通志馆副总编等职。
回忆怀念父亲钟毓龙——口述:钟久安
91岁,无疾而终
我的父亲钟毓龙,1970年去世时91岁,无疾而终。去世的前三天,保姆替他穿大袍时,他说,人乏力得很。前一天下午,我那在黑龙江支边的儿子,托人捎了一条中华烟,送给父亲。除了抽烟,他没别的嗜好。父亲跟捎烟的人聊了半小时,问了孙子在黑龙江的情况,很高兴。之后,又有一个朋友来看父亲,父亲拆了烟敬人,自己也抽了一支。这是下午4点钟的事。晚饭时,家人照常给他稀饭,他说不要吃了。外孙女跑进来说,饭不吃,就吃块猪肝吧。他吃了一块。吃好饭,抽完烟,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保姆来叫我,“钟先生,老先生不对了,神气不太好。”我和儿子赶紧去他房间。叫他还是有感觉的。妹妹是医生,没多久也到了。弄了点糖水,把四环素碾成粉,准备让父亲喝下去。第一口糖水咽下了,四环素却下不去。脉搏还有一点,渐渐地弱了。妹妹说,大家不要响,一个人最后时听觉还是有的。大家很安静,再去看时,瞳孔已经放大了。那是早上6点25分。为了晚上解手方便,父亲床边的平凳上有个痰盂。我看了一下,痰盂里有小便,他半夜起来解过手的。
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
我们钟家在杭州原是大族。清明、冬至集中去上坟,门口总是有二三十顶轿子。那时有个说法叫“钟半城”,形容我们钟家人多。庚申年,太平军到杭州,钟家散了。
1880年,父亲出生时家里生活窘迫,祖父带着祖母、大伯父、父亲去了上海。祖父打了两份工,每个月可以赚到300两银子,家人的生活才宽裕起来。可惜好景不长,父亲5岁、大伯父8岁时,祖父生病去世。祖母带着两个孩子回杭州,三个月后,她跟祖父走了。祖父要好的朋友十几个,决定一起负担两个孤儿。茅廊巷那里有个私塾,大伯父与父亲被送去读书。私塾老师叫王酉书。王家没有孩子,两兄弟就吃住在那里,白天跟老师读书,晚上由师母照顾。当时与父亲一起读书的,还有一个叫王福庵(王禔)的小孩,也是5岁,后来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5年后,王酉书去世。为了给孩子找出路,祖父的朋友们决定让大伯父经商,让父亲读书。大伯父被带到一家典当行做学徒,23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离开了人间。父亲安排在当时最富裕的朋友邹典三家里。直到现在,我家与邹家的后代还在来往。
当时是科举时代,父亲准备考科举,学习很勤奋。祖父一个姓朱的朋友对邹典三说,我家里经济不是很好,我就帮钟毓龙批改文章吧。在大家的帮助下,父亲先考上秀才,后来中了举人。当时26岁。中举人后不久,清朝决定废科举,办学校。于是父亲成了清朝的最后一科举人。
当了25年的校长
父亲趁着年轻,一开始在四所学校教书,即省立一中、定安中学、宗文中学、女子师范,教的科目有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等。那时候交通工具不方便,父亲每天坐着轿子赶来赶去。在宗文中学教语文课时,当时的第一任校长朱丙炎很器重父亲。他去世前,推举父亲担任校长。
1921年,父亲辞了其他三校的课,当了宗文中学校长。他写校歌鼓励全校师生,还请书法家高鱼占以白布大字书写朱丙炎校长留下的校训,“质朴耐苦,诚实不欺”,悬挂在大礼堂,后来由于战乱不见了。1937年冬,日寇逼杭,父亲将学校迁移到严州,即现在的建德,借用一座祠堂做课堂,租用一家会馆储藏图书仪器,每月租金20元。1938年,学校又迁到了温州雁荡山,播扬文教,为战乱中的孩子提供了求学良机。以前浙江有“举人点主”的乡风,人死了,在祖宗牌位上,往往会写上“某某某之主”,但一般情况下,“主”字上面的一点是不写的,这一点要叫一些名人、举人写。那时候在温州、严州,父亲常常被人叫去,很隆重地点“主”。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辞去了宗文中学校长的职务。算起来,他当了宗文中学25年的校长。后来宗文中学奉命更名为杭州私立宗文中学,父亲又当起了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一直到1956年,这所学校改名为杭十中时,他董事长也不当了。
“会场不要挂党旗”
回到杭州的第二年,国民党政府在平海街成立参议会,他们请我父亲去当参议员,父亲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代表教育界去了。第一次开会时,父亲看到会议有个书面规定,说凡是不到会三次以上的,算是主动退会。于是父亲连续三次不去。正为主动退会高兴时,又有人来请了。有一次开会,大家推荐我父亲发言。父亲说,我有一个想法,既然参议会是民意机构,会场中间就不要挂党旗。后来果然拿掉了党旗。这件事当时很轰动,上了上海的一家大报。与此同时,父亲还担任了浙江通志馆的编辑、副总编。以后他又成了杭州孔庙管理委员会委员,杭州文物管委会委员。
解放以后,父亲差不多70岁,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1950年时,政府将一些参加过国民党参议会的人作为回访人员。当时储丰银行行长张旭人是回访人员,有一次派出所的户籍人员去他家,看到墙上的一张团体照上有父亲的照片,就把父亲当做了回访人员,让他每星期一次,去清吟巷小学里学习。父亲学了一次后去了上海,从上海回来后,派出所的同志也没来叫。没多久,杭州市政府有人来,说让我父亲去做杭州市政协委员,后来是常务委员,再后来是副主席。
一生都在写字
父亲一生都在办教育,写著作,写字。在家里,我经常看到他在房间里看书写字。他写了很多东西,可惜因战争或“文革”丢了。
父亲《说杭州》一书的原稿是用毛笔写的,四十多本,近50万字,整整齐齐,厚厚的几叠。杭州的山、水、桥、坊巷、风俗、语言、寺庙、城邑、兵祸、学校、园林别墅,凡是你想问的,几乎没他不知道的、没写到的。书稿写好后,在湖滨书画社展览过,后来北京有人来请,又拿到北京去展览。可惜从北京回来后不久“文革”开始,所有的书稿都烧了。好在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已经印成了油印本,流散到市面上,否则《说杭州》这本书,肯定留不下来。“文革”时,我家被抄了11天。父亲没受什么虐待,但他的书和文稿,都被装进麻袋拿走了。那天他们来拿时,父亲说,我是个读书人,一生的工作也是教书,我知道你们各位先生是来破四旧的,这本康熙字典我看不能算四旧,能不能留下来。他说话后,家里除了一本康熙字典,其他所有的书都被拿走了。他们烧的那天,我想父亲一生都在办教育,写了那么多东西,不能就这样烧了,就偷偷从火堆里拣了两本书稿回来,都是关于教育的。现在也收在《说杭州》里。
父亲也写过小说。在宗文中学时,有一次父亲和学校老师坐船游西湖,一位老师对父亲说,中国上古时期没小说,你是研究文史的,能不能写一部上古小说。一开始没时间写,1926年,由于战乱学校停课,他开始动手。当时我们问他,写的什么书,他笑笑说,叫《想当然尔》。意思说,上古时代的事,只能是想想写的,想什么就是什么。1936年书出版了,叫《上古神话演义》。这本书很好看,很多看过《封神榜》、《西游记》的人,也看过《上古神话演义》。父亲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奇妇人日记》,是根据一则史料写成的。小说写完后,他将手稿装订好拿出去请人书法题字。书刚送出去,就碰上了“文革”抄家,这本书在书法家家里被抄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听说手稿在杭州图书馆,由政协、文史馆出面,把手稿拿回来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要出版,来了个通知,出版界要打击精神污染。父亲的书名上因为有“奇妇人”三字,卡下了。
上面说的绝大部分事,多是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的。他这一生,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热爱教育、崇尚文化的信念。今年我87岁,父亲比我大30岁。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想念他一天。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和教育家,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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