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据说是“三皇”之酋燧人氏人工取火及炎帝朱襄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等先后建都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属于神话传说和文献史料中的“历史”。但即使是从建立在田野考基础上的历史学角度而言,商丘依然可以称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商朝是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国家形态,商的先公先多在商丘一带活动,商汤开国,便定都于商丘,后几迁都,始居于殷,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史料使这段历史成为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信史。
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商朝以后的三千年间,商丘曾数度成为诸侯国或国家的都城:周代及春秋战国时作为宋国的都城;两汉时期又作为梁国的都城;唐五代时商丘称宋州,时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在此黄袍加身,遂以“宋”为国号建立大宋朝,北宋年间曾诏升商丘为南京,作为北宋的陪都;靖康年间宋高宗赵构在商丘即位,也使商丘成为南宋的个都城;南宋后期商丘在金国版图,金哀宗也曾迁都归德府。
商丘雄踞天下之中,这是它常处于政治和军事中心地位的重要原因,明末清初商丘名士侯方域在《重修演武厅事记》中说:“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归又豫州之腹心也。”这里的“归”,是指的归德府,明清以降,商丘渐渐消退的风云激荡,却在五的漫长时光中沉淀下了更厚重生动的韵致。这期间的商丘仍然是名人辈出,将相豪雄们的纶,才人骚客们的辞藻,连同“八大家”“七大户”的兴衰沉浮,演绎出一部部横跨时空的人文传奇。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确实拥有傲人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城内鳞次栉比的衙署庙宇、府第祠堂,到城外星罗棋布的台阁陵园、斋院别墅;从沉睡在图书馆、博物馆中的典籍器物,到存活于市井间、街巷中的念……这些都是先人馈赠给我们的巨大财富,都需要我们这代人认认真真地继承、梳理、丰富和光大。为此,由商丘市睢阳区、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编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丛书,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举措。同时,我还很高兴地看到,《商丘楹联》一书作为商丘地域文化中一项很有的重要内容,也被收录到这套丛书之中。
楹联,从文体学意义上来说,是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兴起的一种典文学体裁,它由文字对等的上下联组成,讲究对应字词的对偶与声调和谐,强调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从文化学意义来说,则是一种充盈全社会、伴随人一生的民俗文化传统。楹联在06年6月被列入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文化与建筑艺术及装饰艺术相融合,使得楹联牌匾成为名胜迹、园林殿宇上不可或缺的点缀品。一副好的楹联对于整座典建筑往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之涣的《登鹳雀楼》和勃的《滕阁序》提供了一首诗或一篇文可以使一处建筑名传千的例证,那么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副对联可以使一个景点名扬四海的例证。
楹联文化始于中国代年节的桃符早可追溯到五代末年。后孟昶在被赵匡胤的宋朝军队俘虏的前一年除夕,提笔在寝门桃符板上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偶句,被称为早的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