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丰富的中外史料，对法显西行的路线、西域的地理环境和汉晋间佛教东传的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力作——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 贺昌群 —— 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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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昌群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代不详
装帧平装
上书时间202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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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群
四川乐山人， 著名历史学家，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许多方面还是开创性的。
目录
人物履历
1903年10月5日（农历中秋节）生于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属建设乡）一个农民家庭。
1921年在成都联合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沪江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只上了一学期，辍学另谋出路。1922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译生涯。所里藏书丰富，又聚集着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进步作家，这样的工作环境对贺昌群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进所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从1926年起开始在《文学周报》、《语丝》、《中国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文章的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古典戏曲等广泛的领域。从30年代初开始，贺昌群开始把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1931年离开上海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33年又到北京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继续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并参加整理和考释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居延汉简。当时敦煌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问津。他一面呼吁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一面积极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唐代女子服饰考》、《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等一批重要论文。
194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提出国家应筹措资金并设置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他认为西域文化是中国内地和印度、波斯等几种文化的融合，通过研究西域可以寻求这几种古代文化交流的线索。又认为汉唐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所以他特别重视把汉唐文化研究与西域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了《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汉唐精神》等有影响的论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辗转入川，1940年在家乡马边县创办中学。
1942—1946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贺昌群任历史系主任。在1947年5月，南京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期间，他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起草教授宣言，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参加游行示威。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于南京解放前夕应邀到上海开明书店工作，解放后又返回南京。
1950年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后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为这两所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他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运用丰富的中外史料，对法显西行的路线、西域的地理环境和汉晋间佛教东传的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力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解放后贺昌群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10月1日病逝于北京。
主要著作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其他著作有《元曲概论》、《英国现代史》、《汉简释文初稿》、《西域之佛教》（[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等。其大部分著作已收录于他的女儿贺龄华所编的《贺昌群文集》中。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高僧，平阳郡人 [1] 。
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在399年，法显65岁的高龄从长安（今汉长安城遗址）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
法显、玄奘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2]
人物生平编辑
幼年出家
法显本姓龚，出生在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早年便见证了后赵、冉魏、前燕和前秦势力的相互取代。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
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立志奉佛
《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
《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威权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 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 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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