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聖濟經10卷，宋徽宗赵佶撰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吴褆注。本书系宋代学校课试命题蓝本，曾诏颁全国。全书分体真、化原、慈幼、达道、正纪、食颐、守机、卫生、药理、审剂10篇，以阐述《素问》要义为主。论及阴阳五行、运气、体质、色脉诊、药物、方剂、养生、食疗、气功、孕妇养护、婴儿养护及各种病证等。吴氏注文，对此阐析颇详，较切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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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佶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36-12
版次1
四部分类子部>医家
装帧平装
货号书柜5
上书时间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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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刻《圣济经》叙
宋徽宗御制《圣济经》序
御制《圣济经解义》序
《圣济经解义》进表
寓辟雍臣张衮叙
卷之一
体真篇
阴阳适平章第一
精神内守章第二
气形充符章第三
饮和食德章第四
颐神协序章第五
通术循理章第六
卷之二
原化篇
孕元立本章第一
凝形殊禀章第二
气质生成章第三
脏真赋序章第四
扶真翼正章第五
和调滋育章第六
卷之三
慈幼篇
保卫鞠育章第一
乳哺襁褓章第二
形气变成章第三
稽原疾证章第四
卷之四
达道篇
洞化知体章第一
察色精微章第二
持脉虚静章第三
候气守经章第四
卷之五
正纪篇
理贯三才章第一
循常施化章第二
形精孚应章第三
政治权衡章第四
生气资治章第五
卷之六
食颐篇
因时调节章第一
固本全冲章第二
明庶慎微章第三
卷之七
守机篇
通用时数章第一
知极守一章第二
推原宗本章第三
治先未形章第四
卷之八
卫生篇
神宫通理章第一
荣卫行流章第二
存神驭气章第三
卷之九
药理篇
考经式训章第一
制字命物章第二
名定实辨章第三
权通意使章第四
卷之十
审剂篇
气味委和章第一
表里深明章第二
致用协宜章第三
跋
《宋徽宗圣济经》十卷（篇），42章，主要论述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孕育胎教、察色诊脉、脏腑经络、病机治法、五运六气、食疗养生、药性方义等。每篇各有小序，其内容大旨融合《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论述文浅意深，言近旨远，是学习《内经》的高级教科书。对现今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运用亦多帮助和启迪。《宋徽宗圣济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专著之一。
【作者简介】
宋徽宗名赵佶（1082～1135）宋王朝第8代皇帝，在位25年。宋徽宗思想上崇尚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不仅注重国家文化建设，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宋代的书法家、画家、医家。自创著名书法“瘦金体”，此后八百多年，无出其右者，可称古今第一人。
论宋徽宗《圣济经》《圣济总录》之言道与载具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书法、诗词、绘画以及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元代脱脱修《宋史》时说其“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在位25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重视医学教育，编撰医书，主持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著，而且还亲自撰写医学理论性著作《圣济经》。《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主要论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胎孕养生、察色按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药性治法等，大旨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较为纯粹的医学理论性著作。全书以函述医道为出发点，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原理，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将《素问》论病、证、治的基本法则贯穿其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为金元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云：“文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可为读《素问》之阶梯”。《黄帝内经》的历代学术成就，《圣济经》并未被列入其中，此书在医学史上较少受到关注，未能充分体现其医学价值，是《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缺憾，也是医学发展史的一个缺憾。
以《圣济经》言道，《圣济总录》载具
宋徽宗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但北宋时期三教合一，《圣济经》同时运用道家、儒家思想阐释医学原理，体现了儒道融合的特点。宋徽宗撰写《圣济经》，主要目的在于明道，他在序言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若明此道，“可以养生，可以立命，可以跻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黄帝内经》即为载道之书。宋徽宗阐述《黄帝内经》，不同于王冰、杨上善等对《黄帝内经》全文的通盘整理注释，而是以宋代以己意解经的思想方法，将《黄帝内经》主要是《素问》有关条文融汇于篇章之中，通过经典之“本文”，把握其“本意”，从而探求其“本义”，反映了鲜明的时代学术特点。
关于《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关系，《圣济总录》宋徽宗序说：“著书四十二章，发明《内经》之妙，曰《圣济经》。其意精微，其旨迈远，其所言在理，所以探天下之至赜……首之以风疾之变动，终之以神仙之服饵，详至于俞穴经络、祝由符禁，无不悉备，名之曰《政和圣济总录》。其所载在事，所以祐天下之至神。盖圣人之駴世，本在于上，末在于下，无见于上则治之道不立，无见于下则治之具不行。《经》之所言者道也，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医用之而已病”。
《圣济经》发明《黄帝内经》之妙，所关注者为其意、其旨、其理，不涉及疾病的具体治疗；而《圣济总录》主要收载诸病方治。具，即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二者可以说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宋徽宗评价汉唐医学，认为这一时期医学应归于“器”的范畴，将其代表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之为“方术”，“方术者治疾之大法”，谓二人是“游于方术之内者也”，而《黄帝内经》则“超然独见于方术之外”，可谓之“道”。《圣济经》通篇皆阐发《黄帝内经》之道，并将《黄帝内经》《圣济经》作为医学教材颁行全国，使医学发展由以方治为主体的术转换为以医理为主体的道，为金元医学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圣济总录》有关医学理论主要载录于第三卷《叙例》和第四卷《治法》，尤其治法一卷，主要篇章有治神、治宜、平治、逆从、奇偶、本标、通类、轻重、补益、汤醴等，其相关法则皆源于《圣济经》，今择其要者叙之。
形体乖和，治神为先
《圣济经》注重情志内伤对人体的影响。关于情志，《圣济经》统称为“神”，认为五脏皆有神，神在肝为魂，在肺为魄，在脾为意与智，在肾为精与志。神统御内外，五脏情志皆统于心。《知极守一章》云：“故心藏神也，是谓君主之官，以统内外者，以神而已。观形立气布，而神斡旋于中，则统外可知。肝肺脾肾而神无不在，则统内可知”。
《圣济经》详细阐述了情志内伤所导致的疾病，如思虑过度则伤神，神在心属火，思为脾之神，属土，土盛而火废，易患肉脱。忧愁过度则伤意，金盛而土废，其病为肢废。悲哀过度则伤魂，金气过盛克伐肝木，肝主筋，则患筋挛。喜乐无极则伤魄，病皮槁。盛怒不止则伤志，木气过盛，子盗母气，而患腰脊不可俯仰。七情过度还可使气的运行受阻，升降失常，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情动于中，非若外邪之轻且缓也”，情志之病伤及心神，动摇了人身之根本，比外感邪气所致者更加严重。因此，在诊病上要求医者“必观其态，必问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关注患者情绪、心理对疾病的影响，治疗上“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注重心理疏导，使患者从心理上接受、配合治疗，“神受则意诚，意诚则功倍”，是以“治神为先”，也是较早的心理治疗思想。
《圣济总录·卷四·治法》，第一篇即为《治神》，专论“以治神为先”思想，认为病不可专以药攻，需“察精神志意存亡得失，以为治法”，谓形体之乖和是神先受之，凡治病，需先致其所欲，正其所念，去其所恶，损其所恐，然后才可治愈。若专恃于药物而不问其情，则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而病不可愈。七情致病，《圣济总录》主要归于《诸气门》，如七气丸方，主治寒气、热气、愁气、怒气、惊气、思气、恚气。
啬肾藏精的肾本元思想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皆“天地阴阳之形气寓焉”。《圣济经》持肾本元论思想，《通用时数章》说：“肾藏天一，元气属焉。人非天一，无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气以立始也”。
天一生水，肾为水脏，肾藏精，故云“肾藏天一”。“道生一”，“一”为天之本，“天一”为人之本，故肾中元气为人之本，金、木、火、土四脏皆赖肾中元气以生。《道德经》以“啬”为长生久视之道，云：“治人事天莫若啬”。《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谓啬，说：“天一在脏，以肾为事，立于不贷之圃”。“立于不贷之圃”出自《庄子》，在啬肾上可以理解为保养肾所藏之精不外泄，则不需借助外物之助力，也就是无需服食药饵。“肾以悭为事”，啬肾是宋徽宗在养生上无为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圣济经》由啬肾思想出发，谓精藏于肾，过用则竭，“专以啬之可也”。
《圣济总录》在虚损的补益上较好地体现了以肾为本的啬肾思想，卷第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3卷为《补益门》，诸篇名除进饮食、驻颜色、明耳目等杂论以外，皆以补肾为要，如补虚益精髓、补虚固精、补壮元阳、补虚壮筋骨、补虚强力益志、补虚理腰膝等篇。补法上主张平补，《补益门》第一篇为《补益统论》，第二篇即《平补》，反对随意使用金石丹药：“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世人贪饵药石，惟务酷烈，非徒无益，反伤和气。故方书论平补之法，欲阴阳适平而已”。平补方皆为补肾方，如地黄煎、枸杞子丸、八味丸、小地黄煎丸、石斛丸、鹿茸丸、附子苁蓉丸等。如山芋丸方平补诸虚百损，药用山芋、牛膝、菟丝子、白茯苓、巴戟天、泽泻、赤石脂、五味子、杜仲、山茱萸，方中大量补肾之品，且药性皆较为平和。第三篇《峻补》，篇首论曰：“阴阳之气本自和平，过则生患。峻补之药施于仓猝，缘阳气暴衰，真气暴脱，或伤寒阴证诸疾急于救疗者”。峻补方中有金液丹方，只硫黄一味，可峻补一切虚冷。此方作用峻猛，只可用于上述阴寒急症，目的是助阳气以扶衰弱，余则不可轻试。
坎离交媾、水火既济的心肾关系
对于心肾之间关系，《圣济经》注重坎离交媾、水火既济，“要其功用之所归，则相逮而为既济”。天地之阴阳升降，阳中有阴，下降极而生阳，阴中有阳，上升极而生阴，二者循环往复：“盖肾之属水也，心之属火也。水不逮火，则心何以能降液，即心降液，则若阳升极而后肃肃者出焉也。火不逮水，则肾何以能升气，即肾升气，则若阴降极而后赫赫者发焉也……其象为水火，其卦为坎离，皆欲其相逮而已。唯能交媾济用，则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
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比之于心肾，肾属阴而其中有阳，心属阳而其中有阴。《圣济经》以道教“气液说”论心肾关系，肾升气，气中有真水，心降液，液中有真气，气液相交，真水、真气相互交媾济用。阴阳之气既不可以太盛，亦不可以太衰，须相互济之，可以称全功。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常规治法是用寒性药治热病，热性药治寒病。然而病状万变，亦有治之无效者，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不退，热性药治寒病而寒不除，似此类病症，《圣济经》提出应转而应用水火既济之法，“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如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更甚，则以水济火，肾属水，滋肾水以除热。如用热性药治寒病而寒更甚，则以火制水，心属火，益心火以祛寒。
《圣济总录》以水火既济之法为治疗热甚、寒甚的治则，卷第四《治法·通类》云：“假有病热，施以寒剂，其热甚者，当益其肾，肾水既滋，热将自除。人有病寒，施以热剂，其寒甚者，当益其心，心火既壮，寒将自已”。水火既济之法在消渴的论治上反映得比较清晰，《消渴门·消渴统论》论消渴的病机，认为此病由脾瘅转化而来，是由于过食肥甘，或服食金石丹药，属膏梁之疾，“皆单阳无阴，邪热偏胜故也”。其病机根本在于肾水燥涸，无以上润心肺，故内外消铄，“盖以心肾气衰，水火不相济故也”。消渴用方治疗走向主要不在于苦寒泻火，而以养阴药应用较多，常用方，如麦门冬饮、天门冬饮、栝楼根丸、葛根丸、八味丸、生津丸、冬瓜饮等。如天门冬煎方治消渴烦躁，惊悸不安，药用天门冬、白蜜二味；芦根汤方治消渴烦躁，小便多，药用芦根、栝蒌根、牡蛎、知母、麦门冬，5味药中苦寒药仅知母一味，诸方配伍较好地诠释了《圣济经》的水火既济治疗思想。
先食养，后药治，扶正以祛邪
《圣济经》在疾病的治疗上主张先以食养，后以药治，先扶正，后祛邪，更重视食养。“谷者，养真之物，冲和寓焉。药者，攻邪之物，剽悍出焉”。药物为攻邪之品，其性剽悍峻利，容易伤人，而患者体质较弱，恐难以承受药力，故需先以食养。“治病之法，必以谷气为先。正其卒伍，然后可以语兵革。备其土木，然后可以语堤防。调其荣卫，然后可以语汤剂。荣卫衰微，则何以御悍毒之药。是以或养或益，或助或充，禀贷有多寡，治养有先后，举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
冲和，天地间冲和之气。《圣济经》将此气分为两类，一为太和，又称大和，《易·乾》：“保合大和，乃利贞”，指天地自然冲和之气；一为委和，指天地自然赋予人的冲和之气，或可以称之为元气。谷味为甘，甘为土之气，坤土长养万物，故谷禀“太和滋育”之气，在食物之中冲和之气最为充足，亦最为养人。且谷首先入胃，《黄帝内经》以胃气为人身之根本，称为“水谷之海”，谷与胃同气相求，故以谷气为本。先正本，后清源，以食养调和营卫，再以峻药祛疾。遵循这一法则，可使委和，以合太和，充分体现了先扶正后祛邪的治疗理念。
《圣济总录·卷三·叙例》列《食治》篇论食治之总则，亦以食治为先，谓食能排邪而保冲气，凡有疾当先以食疗，食疗不已，然后再予药治，用药是不得已而用之。卷第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3卷为《食治门》，列诸病食治方，包括诸风、伤寒、虚劳、吐血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29个大类。《食治统论》云：“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谷，以夫生生不穷”，食是安身之本，若不知食宜则不足以存生。《圣济经》以谷气为本，《圣济总录》食治诸方亦以粥类为多。如食治诸风，载食治方21首，其中用到谷类者多达17首，如葛粉饭方、人参粥方、天蓼粥方、大枣粥方、荆芥粥方等。其中，荆芥粥方主治中风言语蹇涩，精神惛愦，口面喎斜，方用白粟米二升半、荆芥穗、薄荷叶各一握，豉三合，“上四味，先将三味以水三升煮至二升，去滓取一升半，投米煮粥，空腹食之”。诸食治方所载谷类品种有粟米、粱粟米、青粱粟米、白粟米、粳米、红粳米、糯米、豉、薏苡仁等数种，剂型也呈多样化，有粥、饭、饼、饮、羹、汤、乳、煎等。
以理对药物定名辨实
“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凡物类皆有自然之理，《圣济经》认为药物的命名即可反映自然之理。如梅，梅、媒声同，梅以媒为声，是由于梅能够调和异味，“梅可作羹，能和异味而合者如之，是以梅犹媒也”。又如芎藭，又作穹穷，芎藭之气上达巅顶，故以穹穷为名。《圣济经》对萆薢、藙、薏苡仁、甘遂、桃、楙、枸杞子、菖蒲、礞石、蘘、兰、芣苢、莨菪、芫花等十余味药均以其作用释名。药物之命名皆有理，然而往往“或质同而性异，或名异而实同”，药物名称混乱，用错的也屡见不鲜，有“以蟛蜞为蟹者”，“服老芋为茯神者”，故需“循名而考实”：“或同质而性异，察其性可也。或名异而实同，究其实可也。或孕正气，则求其所禀。或托于异类，则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用之适其益，非烛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实之所宾也。名之不正，则实将安辨。循名而考实，则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则实可以因名而得”。
《圣济经》对药物性用的辨别分为6种：同质异性、名异而质同性近、孕正气、托于异类、物化未渝、物宜之相戾。如“菊花异种，因以别苦甘之味”，菊花茎紫色、气香者味甘，茎青色、气如蒿草者味苦，是一花异种而味有别，属于同质异性。腊雪可以治温病，是禀自然至阴之气而有相应自然之性，属于孕正气。络石藤缠绕于石上，故具石之性，可以延缓衰老，是托于异类。蟹可以解漆疮之毒，石蟹是蟹的化石，也有同样作用，属于物化未渝。“羊食钩吻而肥”，钩吻于人有大毒，却可以肥羊，是物宜之相戾。
《圣济总录》依《圣济经》对所收药物做了详细规范与鉴别，《叙例·药品篇》谓：“药品有物异名同者，有物同名异者，称呼既别，性用不一，修合之际，多有疑贰，今悉改正”。并举通脱木与木通、生地黄与熟地黄的实例予以说明，如通脱木与木通，二物皆名通草，是物异名同；“古方用干地黄，不分蒸曝生干，二者治疗性用不同，今以生熟为别，此物同名异者也”。如平补诸虚的地黄煎丸方，其药用地黄3种，分别是生地黄(取汁)、熟干地黄、生干地黄，三者所用药名极为清晰，使用者一目了然，不致混淆。
《圣济经》言治之“道”，以立道为主旨，《圣济总录》载治之“具”，以治疾为内容，宋徽宗说：“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筌蹄云耳”。然今往往知《圣济总录》而不知《圣济经》，亦可谓得筌而忘鱼，得蹄而忘兔。陆心源说：“徽宗以天下为儿戏，自取败亡。然于岐黄家言，实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苟使身为医士，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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