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朱明歧、戴建国 编
• 出版社 中西书局
• 出版时间 2020-08
• 版次 1
• ISBN 9787547516546
• 定价 880.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页数 828页
• 字数 250千字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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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明止堂古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长期致力于古代字砖、碑刻的搜集、收藏、展示、保护、释读工作，目前收藏有大量的宋代碑刻，主要出土于江西。本书由上海市嘉定区明止堂古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领衔，联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中国宋史学会等机构、组织的优秀学者协同开展研究，收录馆藏397件出土于江西的宋代碑刻，利用传统乌金拓、非接触性扫描等高精尖技术，分为墓志和地券两部分，内容包括拓片、实物照片、认读、注释和研究，力求完整呈现明止堂馆藏碑刻的原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墓志是记述死者生平，刻石埋于墓中；地券则是简单提到死者生平、详述后人购买墓地安葬死者的情况等，以显示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属于实用物件。这些馆藏碑刻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涉及年代考订、行政地望、山川地理、人物生平、史事记载、民间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还旁及碑刻工艺、书法艺术、语言文字等，集多种研究价值于一身，很好地再现了宋代平民文化的一个侧面。

【作者简介】

朱明歧，上海市嘉定区明止堂古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字砖陈列馆馆长、字砖收藏家，长期致力于古代字砖、碑刻的搜集、收藏、展示、保护、释读工作，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编撰出版《古砖荟》、《明止百砖》等学术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多次组织开展学术研讨会，主编学术辑刊《字砖研究》等。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法律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二级学会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有多种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

【目录】

作者介绍
朱明歧，上海市嘉定区明止堂古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字砖陈列馆馆长、字砖收藏家，长期致力于古代字砖、碑刻的搜集、收藏、展示、保护、释读工作，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编撰出版《古砖荟》、《明止百砖》等学术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多次组织开展学术研讨会，主编学术辑刊《字砖研究》等。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法律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二级学会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有多种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
序言

序
朱瑞熙
    本月初，從安徽靈璧縣開會回滬，即收到嘉定明止堂博物館館長朱明歧先生主編的《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兩大冊。仔細閲讀一遍，不覺眼前發亮，宋代的“豐城”、“古塘”、“撫州臨川縣”等地名使我倍感親切，立即回想起1965—1966年“文革”前在這些地方的生活。1965年9月，我還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革”後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通史編寫組工作，隨編寫組同事下放到江西省豐城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任駐張巷公社老洲大隊工作組的組長秘書，兼管老洲二隊的工作。至今，我還珍藏着幾册筆記本，如《老洲二隊花名冊》、《豐城社教雜記》等，以及許多照片。在豐城時，我注意到周圍農村地面上保留着有關中國古代文化的遺存，可惜的是只找到附近的一塊元代墓石，且並非墓誌。
    這次，朱明歧先生提供的兩大册宋代墓誌和買地券照片影本和釋文，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前後仔細閲讀，並且隨手寫下一些心得和體會。首先，這些墓誌和買地券映入我們眼簾的是許多地名，如江南西路洪州豐城縣，撫州臨川縣、崇仁縣、宜黄縣、金谿縣等，勾起我許多回憶，使我仿佛故地重游，五十年前在豐城參加“四清”時外出調查的情景不禁歷歷在目，而且似乎在與當地老表的祖先對話。其次，這些墓誌和買地券爲我們留下了宋代社會生態的各個方面，諸如在婚姻方面，記録了一段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有的簡直是生死戀。有的丈夫親自爲亡妻撰寫墓誌銘或地券，丈夫自稱“孝夫”，直書亡妻的名諱，稱其爲“夫人”；妻子爲亡夫撰寫的墓誌銘或地券則自稱“孝妻”或“妾”。這與後來的只稱已婚婦女爲某某氏，如趙王氏、張李氏等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對婦女的尊重和婦女社會地位之高。又如記録了兩宋各地移民的情況，是以使中國移民史的内容更加豐富。再如宋代民間使用了許多類如現今簡體的俗字，如“嘉”寫作“加”，“禮”寫作“礼”，“與”寫作“与”，“萬”寫作“万”，“於”寫作“于”等。再如，南宋後期程朱理學已經得到廣泛傳播，這些墓誌和地券提到“伊川先生”（程頤的尊稱）、“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家禮》等，證明程朱理學得到了普通百姓的認同。再如記録了北宋前期的地方基層組織爲鄉、耆，宋神宗元豐改制後改爲都、保等保甲制，這些也是宋代政治制度演變的實證。其他如亡者的死因、墓地的選擇、安葬日期的决定，這些墓誌和地券都作了記錄，似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些定規。
    總之，這些碑誌和地券爲我們留下了許多宋代歷史的實證，豐富了我們對宋代社會生活的認知。相信以後如有機會重寫宋代社會生活史，能够補充許多史實，使之更加豐富、生動。同時，也希望有關專家學者關注這些“寶貝”，使它們得到充分的利用，發揮應有的作用。
    是爲序。
2017年11月20日
寫於科華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