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早期 驻南京日军第15师团军医部担架队长小高四郎中尉与部队军犬合影 原版老照片一张（相纸较厚，尺寸∶11.5*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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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民国 (1912-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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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5师团军医部担架队队长（后任“巢县患者疗养所”所长）小高四郎军医中尉旧藏，1941-1943年间在南京、巢县、金坛（今属常州）、申港（今属江阴）、苏州、扬州、无锡、镇江、安庆、上海等地从军影像。
日军第15师团军医部，又称“第15师团野战医院”，代号“祭7360部队”，内有救护班、担架队、除毒室等常设机构，其中担架队主要负责救出患者，使伤员顺利到达医院或救护所。从隶属关系来看，第15师团军医部主要接受第15师团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也接受第13军军医部的业务指导。因为军医专业性较强，高级技术和治理人员无法从师团内部产生，因此陆军军医部以及中国派遣军军医部对这一类人事的安排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第15师团没有自己的野战医院，仅“以部分军医部部员为基础，在金坛开设了患者疗养所”。
日军第15师团始创于1905年4月1日，是为参加日俄战争而组建的。日俄战争后，短期在朝鲜境内执行警备任务，1907年被调回国，负责日本国内警备，1925年因为“宇垣裁军”而被裁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于1938年重建第15师团，其作战任务仍以警备为主。同年7月15日，调往中国战场，8月在上海登陆，编入华中派遣军。12月9日，编入第11军。1939年9月23日转隶第13军。1943年在日军后方战场作战部队从事卫生工作，下半年，其主力部队被调往缅甸，编入南方军第15军战争序列，在缅甸战场遭到中国远征军的重创。1945年8月初退回泰国，并在泰国北碧向英国军队缴械投降。1941至1943年，第15师团驻防华东地区南京周边地带，其司令部位于南京，这一期间的师团长是山内正文中将。师团下辖第15、第60、第67等三个步兵联队，以及第15工兵联队、第21野炮兵联队、第15辎重兵联队。另有师团直属的通信队、兵器勤务队、病马厂、军医部等。
第15师团的卫生工作由师团直属的军医部负责，这一期间的军医部长是原田嘉元大佐。原田是日本著名的破伤风研究专家，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陆军军医。1938年任东京第二陆军医院院长，之后来到中国战场，出任第15师团军医部长。后随军去往缅甸，转任船舶兵团军医部长兼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长，1945年晋升为军医少将。当时日军陆军军医最高军衔为中将，整个战争期间被授予陆军军医将官军衔者不超过30人，原田的实力可见一斑。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即便战争末期医护人员奇缺，也仅是通过日本红十字会等机构从日本国内调人手，而没有从中国当地或其殖民地征召。从隶属关系来看，该军医部主要接受第15师团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也接受第13军军医部的业务指导。因为军医专业性较强，高级技术和治理人员无法从师团内部产生，因此陆军军医部以及中国派遣军军医部对这一类人事的安排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第15师团没有自己的野战医院，仅“以部分军医部部员为基础，在金坛开设了患者疗养所”。其内有救护班、担架队、除毒室等常设机构。救护班的主要任务是治疗和救护所内的伤病员，担架队主要负责救出患者，使伤员顺利到达医院或救护所。因为南京一带水道众多，为及时治疗伤病员，1943年年中增设了水上救护班，由治疗班和收容班组成。治疗班相当于野战医院救护班，负责治疗和救护;收容班相当于担架队，负责患者的营救和转移。水上救护所位于船上，移快捷，类似救护车，如果伤病员病情严峻，可立刻转院接受治疗。
南京第二陆军医院成立于1940年，位于紫金山脚下，医院占地面积甚大，设备先进。据一名曾里面工作的日本女护士回忆，“内有结核病楼、外科楼、内科楼、传染病楼等”，主要负责收治各驻部队和途经部队的伤病员以及外来患者，并负责治疗镇江以西的性病患者。该医院的实力很强，在南京及周边地区仅次于南京陆军医院。1943年12月19日，汪精卫因为枪伤复发，在该医院接受手术，据说治疗效果颇佳。
镇江陆军医院位于镇江城内，主要负责收治镇江、金坛地区以及苏北方面的伤病员。因为泰县一新四军较为活跃，日本在此地驻军较多，因此在泰县设置有分院。此外，在东台设置有患者救护所，仅接受陆军医院的工作业务指导，实际上归独立混成第12旅团指挥。
第15师团防疫给水部队接受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和师团军医部的双重领导，其中的细菌战部分由中防疫给水部队指挥，其余工作由师团军医部负责治理。其先在芜湖及金坛地区开设了派出机构，后据“扫荡”作战的需要，又在庐州的下塘集增设了派出机构，但庐州的派出机构归独立混成第13旅指挥。
1942年12月5日，第15师团在南京南郊的汤水镇设立了特别训练队，军医部负责其中有关体能卫生等方面的事务。军医部在特别训练队中负责的具体事务有四:其一是对新兵实施体能训练和卫生教育;其二是对在作战中表现较差的老兵实施体能训练和“精神辅导”;其三是对师团各级军官实施卫生教育;其四是对师团卫生系统的各级官兵实施培训。第15师团十分重视特别训练队，开设之后一直大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投入。开设当月的28日，军医部河口高级部员(相当于军医部副部长)兼任练队“干部体能训练教育教官”，负责向各级军官传授体能训练的知识。
除了以上各机构之外，军医部在各联队设有医务室，主要处理常见、一般的伤病。此外，军医联队划分为若干个区队，每个区队的日常卫生防疫工作由一名伍长或军曹级别的军医部员负责。
第15师团军医部的工作分为常规性工作和非常规性工作。常规性工作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收治病员、实施新兵体检和体能训练、保证部队的用水供应、医用物资的领取、保管与发放以及防疫等。其收治伤病员是军医部的核心工作，主要由下属的各医院及救护所实施。产生伤病员的原因有作战负意外受伤两种，有时还有因厌战、畏战而进行的自残。
在作战负伤方面，因为第15师团的主要军事行动是“扫荡”作战，作战目的是“消灭”新四军和义救国军”等游击队，很少有攻坚克难的阵地战，因此这类伤员并不多，根据档案记载，1943年1月有14名士兵因作战而负伤。但意外负伤的情况却不少，1942年12月因与马匹相关的原因意外负伤少达到住院程度)的就有6人。虽然第15师团没有专门的骑兵部队，但设有“病马厂”，有人专门负责负责饲养和照顾军马。事实上，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人员被马匹咬伤或踢伤的情况，因此军医部对处理这方面的受伤情况较为重视。
此外，日军部队虽然一般具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但在个别士兵身上仍有厌战、畏战情绪，因此有时亦会发生自残情况。”被认定为自残的话，受伤士兵第一要在军医部接受治疗，然后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惩戒。
除收治伤病员外，第15师团军医部还负责实施新兵体检和体能训练。体检结束之后，军医部一般要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详细列明新兵诸如身高、体重、所患疾病等各项身体指标。对比每年的新兵体检报告发觉，从1943年中期开始，新兵人伍平均身高逐步变矮，身患疾病者数量逐步增加。比如日军第27师团军医部于1943年10月报告:“约两千名补充兵来到部队，其大半都曾罹患过结核性恶疾。除了年龄之外，其身体之羸弱亦让人心忧如捣。”这说明，从1943年中期开始，日军入伍体检不像之前那样严格，有流于形式之嫌，而各作战部队对此也心知肚明，其主要原因在于战争后期日军战线过长而导致国内兵源枯竭，作战部队不得不降低对新兵身体素养的要求。
体能训练的对象一般是新兵，他们通过体检后进入特别训练队接受此项训练，这也是军医部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档案记载显示，1943年1月中旬实施的一次体能训练，主要内容有:负重短跑、中长跑(2000米)、百米短跑、投掷手榴弹、引体向上、提举土囊、野外拉练等7项，为期2个月，最后军医部提交报告称，“经过特别训练，新兵的体重都有所增加，身体机能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部队的用水供应主要由防疫给水部队第4支队负责，其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和洗澡。南京及周边地区属于江南水乡，并不缺水，但不管是饮用水还是生活用水，对水质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前者还要确保饮用安全(在后方战场日军驻地周边的小溪和井里被投毒的情况并不鲜见)。相关记录显示，第4支队经常检测饮用水源的水质情况，有时还要过滤。
防疫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却易被忽视的工作。在档案中，关于第15师团防疫工作的记载仅有寥寥数笔，很容易被忽视，然而却可管窥日军卫生部队防疫工作的实情。实际上，日本军队始终将防疫作为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日军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对尸体处置、常见传染病防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第15师团军医部每月均统计师团下属各部队新传染病患者的产生情况。但即使积存了经验，甲午战争时日军总死亡人数1.3万人中，仍旧有近1.2万人死于传染病，而仅有近1100余人死于战争，可见传染病比战争直接减员更具威胁。由《1943年1月第15师团下属各部队新患产生情况表》可知，1943年1月因军事作战负伤而接受治疗者只有14人，但罹患各类疾病而接受治疗者却多达732人。
此外，军医部对性病的防治十分重视，除了令患者必须接受治疗之外，还每月定期对“慰安妇”进行体检，并将体检情况记录在案。这与在保定、石家庄沦落后，当地日军第一时间对“慰安妇”进行诊疗排查的情况类似，都反映了各地日军对性病防治的重视。对“慰安妇”的诊疗主要是为防止士兵染上性病，同理也对官兵外出嫖娼治理严格，一经发觉即予以严惩，比如1944年在湖北通城就有这样的例子。日军第58师团在湖北通城“扫荡”新四军期间，两名士兵私自外出喝酒、嫖娼，后受到关禁闭7天的处分。
除传染病的治疗外，对传染病的预防日军也十分重视，这部分工作主要由防疫给水部队负责。因为传染病一旦爆发将导致部队大量减员，极大程度地消弱战争力，因此防疫给水部队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新兵来到第15师团之后，第一会接受体检，如果发觉有人身患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话，会立刻下令将其隔离进行治疗。此外，在体检过程中还对新兵展开预防传染病的宣传。比如，“在新兵入伍之前为了预防结核感染，对其马上使用的场所和物品进行消毒”;“自(1943年)2月10日开始到25日一实施咳痰检查”;“(1943年)8月13日，为预防伤寒，师团上下实施大便检查”;“在金坛地区实施霍乱预防接种，(1942年)12月12日结束”;“对检查后认为健康的队员进行预防传染病的教育，并予以监督和指导”。
在众多传染病中，日军尤为重视对霍乱的预防，甲午战争期间，因未重视一例霍乱疑似病例而导致400余人感染，战后又有部分病患将霍乱带回日本引起本土传染病流行。因此，日军汲取教训，极为重视对霍乱疑似病例的观察。1943年1月23日，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村有一名中国人病亡，疑似罹患霍乱。接到情报之后，防疫给水部队第4支队一部及同仁会防疫处职员立刻赶赴当地，实施消毒、检查、隔离、调查等措施，最后发觉该患者的检查结果呈阴性后才解除措施。”同年8月，在驻吴淞某部队发觉霍乱疑似患者，遂下达指示要求除了因公之外，各部队一律禁止官兵外出。此外，对官兵在营外饮食要求也严加注意，防止感染。
除霍乱外，另一受日军重视的传染病是疟疾。甲午战争期间，疟疾是感染率和死亡率仅次于霍乱的第二大传染病，因此日军汲取教训对疟疾也做了针对性预案。由1943年8月的档案记录可知，日军对霍乱和疟疾都做了防疫预案，因此在发觉疑似病例后立刻分别启动了第二期和第三期防疫预案，将疫情扑灭于早期。此外，因为霍乱和疟疾部分症状相似，且均有肠胃不适的症状，所以日军的体检工作中每月均安排有对士兵的大便检测，且强调应检尽检，检查时必须注意不能漏掉一人，以发觉有无疫情埋伏。霍乱和疟疾也会通过饮用水传播，因此上文提及的保证供水工作亦将预防霍乱和疟疾作为重要因素。
除部队内部防疫外，第15师团军医部也在中国城市和民众中开展防疫工作。虽然第15师团的档案并未详细记录其在中国城市的防疫政策，但从其相关具体工作内容和与同仁会南京防疫处的工作往来记录来看，第15师团在当地进行防疫的方针与目标应与同仁会组织一致，即首要目标是确保日军部队未被感染，其次是通过实施防疫工作笼络中国老百姓民心，发挥宣抚效果，甚至通过体检为其他部队作战猎取数据。
由于传染病的防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非仅做好内部防范即可，更重要的是实现经常接触人群的群体免疫，才能真正建立起防疫屏障，保护部队人员安全，因此日军会大费周章地对居民进行疫苗接种及消杀、检疫、隔离等工作。为此，第15师团军医部有计划地对南京地区居民实施种痘，档案记录显示，1943年1月总接种人数为344364人，同年2月总人数为459959人，其后每月给11万人进行接种，交率极高。除种痘外，还给部分居民实施霍乱预防接种，日军档案中可见曾在南京各城门、车站、码头实施霍乱检疫且颁布市内各餐馆禁止宰杀活物的禁令以预防霍乱在南京市内流行的记录。
除天花和霍乱这两种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外，狂犬病也受到极大重视，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因镇江发觉狂犬病例，日军在区内实施了野狗捕杀和居民及家犬的狂犬疫苗接种。日军担心军马会感染狂犬病，给部队官兵健康造成损害，故必须重视狂犬病预防。
第15师团军医部在中国居民中实施防疫工作，主要是出于利己目的，且从经常行急救讲座等记录来看，完全是以美化战争行为、收买民心为目的。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医学者在中国陷区内推行殖民医学的基本逻辑:“正因为中国政府(指傀儡政权)无力开展防疫业务、上流阶层漠视民众的疾苦，日本就应代其为之。”可见日军的防疫工作归根到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是保证在华日人(包括日军士兵)卫生安全的必要措施。
以上都是常规性工作，非常规性工作主要有随军救护、卫生演习等。只要部队出动展开军事行动，必会有卫生人员随行。日军当时军事作战的特点是次数多、强度小，如1943年1月第15师团各地警备队出动 262次，发生战争32次。
侵华日军后方战场作战部队卫生工作的主要特点如下:(一)稳定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卫生场所具有稳定性。第15师团的医疗机构都有固定的场所，很少搬迁或移动。即便开设较为简易的救护所，也没有发觉其搬迁的记录，甚至没有自己的野战医院。而查阅衡阳保卫战期间日军第27师团的《卫生工作报告》可知，第27师团不仅设有自己的野战医院，且经常搬迁，有时甚至每天都要转移。卫生场所的搬迁，不仅意味着医护人员和卫生用具的移动，还有伤病员的转移，而伤病员的转移费时费力，频繁的转移更可能加重伤病员的病情。此外，野战医院的移动还面临遇敌的危险。仅从这一点上看，第15师团的卫生工作量相对较少。
其二，卫生物资的猎取具有稳定性。第15师团军医部经常报告称:“本月医疗物资和器械的补给十分顺畅”?;“这个月医疗用具的补给没有发生意外”③。衡阳保卫战期间，日军第27师团野战医院报告称:“仅仅得到由一个伤病员运送小队随身携带的卫生用品，牵强够手术使用”;“旅团的军靴、卫生器材、调味品出现不足”;“进入十月，兵团领受了大约50捆卫生物资，这是自6月从武昌出发以来，首次大批量获得有疗效的药物”◎。对比可知，第15师团卫生物资猎取较为稳定。
其三，卫生对象具有稳定性。第15师团军医部主要的收治对象是病患而非伤员，除特别情况外，平时病患的数量较为稳定。其《卫生工作报告》显示，1942至1943年间每个月收治的伤病员为800~1200人。与此相比，大规模作战战场伤病员的产生具有突然性，平时一般很少，但在大规模战争之后会大量产生。如果是事先计划好的进攻作战，军医部门还可以做些准备，但如果是预防战或遭遇战，尤其是遭遇敌军伏击时，军医部门无法事先准备，经常会因短期内大量产生的伤员弄得手忙脚乱。
（二)卫生工作尤其是防疫工作受到重视
在大规模作战战场上，日军各作战部队都有具体的作战任务，指挥官往往将注意力放到内部的攻击性力量上，而对诸如卫生部门之类防守性力量则关注不够。而在小规模作战战场上，正如日军所说的“警备”一词，偏重于维持和防守，因此后方部队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较为凸显。日常任务讲究“守成”，幸免不必要减员十分重要，因此防疫工作受到重视。 第15师团军医部部长的军衔是大佐，而当时的三个步兵联队长中有两个大佐、一个中佐，其他的工兵联队长和辎重兵联队长均仅为少佐，日军对作战部队内部卫生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此外，据日军工作要报记载，“原田军医部长于(1942年)12月21日出席了在师团司令部举行的守城设施整备协商会，并论述了关于阵地供水的相关事宜”，“2月9日原田军医部长出席了步兵联队长工作会议”，可见军医部有时还可以直接介人作战事宜。
(三)以常规性工作为主，完成度较高，富有“进取性”
后方战场日军作战部队的卫生工作以常规性工作为主，这些工作每年都会重复，因此对医护人员的要求不高，加之熟能生巧，从结果来看，完成度较高。而大规模作战战场经常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加之有时需要长时间行军，战争激烈时甚至卫生人员也要持枪参加战争，因此其成效无法得到保证。因为身处小规模作战战场，所以后方战场日军作战部队的卫生工作以所谓“进取”为主，即除了完成规定的各项任务之外，有时还干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工作，比如“从(1942年)10月下旬开始对各部队进行军鞋巡回修理，共计修理了2744只鞋”?。而大规模作战战场的卫生工作以“兜底”为主，即完成伤病员的救治与转送，确保部队饮水安全等最低限度的工作，很少关注除此之外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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