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恕考古文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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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铭恕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5081239
出版时间2013-01
版次1
印刷时间2013-01
印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其他
页数1696页
定价600元
上书时间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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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恕，著名的敦煌学专家。1911年10月生。1933年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毕业，1935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61年调入郑州大学。主要从事古文字学、史部目录学、古籍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和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佛教史、敦煌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刘铭恕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以其《斯坦因劫经录》蜚声显赫于敦煌学界，并在海内外敦煌学坛立有一席之地，但在界外知之者不多，只是一个无名气的“名人”。这些年来，则因史学大师陈寅恪《致刘铭恕》那通著名的有关“新方法”、“新材料”的信函而渐为世人所知，但，刘先生究竟何许人也，学问究竟几多，却仍知之甚少。
刘先生作为一代学人，其学识、贡献及学界活动不但关系到敦煌学，而且关连到史学发展的现代历程，其学术活动及成就已构成中国现代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陈寅恪先生1957年2月6日致刘先生的那封信函就是最突出的事件）。但在本书出版之前，并未有文集出版，以至于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上说：“近世文史学人如邓之诚、瞿兑之······刘铭恕、朱季海诸氏，各有造诣，而无论文专集传世，此非今日出版家之责耶？”学界和社会对刘先生倍加赞赏，且皆有扼腕叹息之感，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颇使人感到有让世人全面了解刘先生的必要。同时，刘先生许多未发表的著作，也应该被提供出来，毕竟它们也是我国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为弥补学界遗憾，于是在2008年春，恰逢近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刘铭恕先生子女六人决定为其出版全集，书名为《刘铭恕考古文集》最终于2011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铭恕考古文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含“敦煌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宋辽金元研究”三部分内容，其中“敦煌学研究”部分包括“敦煌劫经研究亲历记”三篇，《斯坦因劫经录》一部，“敦煌遗书文史札记”六十八篇，“敦煌遗书语言文学札记”四十八篇，“吐鲁番考证札记”六篇，“丝路缀琐”十篇；宗教史研究十八篇；宋辽金元研究十九篇。下卷含“海外交通史研究”六篇；“语言文学艺术考证”十八篇；“稽古考辨篇”三十三篇；“名人轶事”六篇；专著二部，其一为《清代满汉文化之交涉》，其二为《考古学辞典（草稿）》。文集合计大小论著凡二百余篇（部），达240万字，篇目内容涉及之广可想而知。
上卷开篇为《英国博物院所藏的敦煌卷子》，这是刘先生于1957年编就《斯坦因劫经录》以后所写的第一篇“编后记”，在中国科学院的通讯期刊上发表后，就立即投往陈寅恪先生处以示汇报（陈先生一直关切敦煌遗书的命运）和交流，陈先生回函表示“甚佩”。《斯坦因劫经录》，一般人初看不明就里，只以为仅仅是目录索引而已，无甚玄妙，岂知其中天地广大、奥妙无穷。首先，对每份资料须加以定性并冠以名称，就非等闲之辈所能为，它不仅要有全方位广博深厚的知识功底，而且要对诸家史籍经典莫不熟稔于股掌之中，否则张冠李戴、莫衷一是，终将难以为继。再者，对资料价值的认定，特别需要有历史研究的功底，不仅要见多识广，而且要求具备分析、判别、评估的能力，尤其是有必要提出个人的见解，此更非等闲之辈所能为。尽管刘先生在研究中不免也有所失误，但比其成就之大，失误自居其次。刘先生以“题记”、“本文”、“说明”三种形式从文献中析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并提出个人见解，以供人们研究利用，这一创举被敦煌学界广为认可和推崇。
著名史学家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的《后记》中，对《斯坦因劫经录》给以极高的评价，并认为：“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著录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最好、最合乎我们实用的一部目录。”敦煌学家白化文先生在纪念刘先生的文章中曾说道，刘先生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这一大作，“实在令人惊叹”，并提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编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可说全仗刘先生此录······只有刘先生此录是新编的······而如果没有刘先生此录，三大馆藏缺一，当时这本书就编不出来。可以说，这是刘先生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立的最大的汗马功劳。”长期以来，敦煌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在国外长于国内，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斯坦因劫经录》的问世，因有了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使我国彻底摆脱了以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同时“刘目”也奠定了刘铭恕先生在敦煌学界的学术地位。
上卷还囊括了刘先生对敦煌遗书研究的全部札记，是本文集编者特别精心编纂的部分，在文集的编辑中略作归类。其一，敦煌遗书文史札记；其二，敦煌遗书语言文学札记；其三吐鲁番考证札记，按惯例纳入敦煌学范畴。这些札记，在这次编辑过程中均分别单篇独立排印，以方便检索和阅读。此外还将有关西域的研究归在《丝路缀琐》之下，亦纳入敦煌学研究范畴。
上卷的宗教史研究、宋辽金元研究以及下卷的各项内容，表明刘先生的著述内容广泛，遍涉各历史时期和各历史学科，尤其凸显其文章之特点在于篇幅皆不大，但却总有新意。
刘先生的著述，纵向以观，展现了刘先生利用历史资料的能力，突出了先生的考古功底，尤其是《斯坦因劫经录》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横向以观，表现了刘先生的历史慧眼及其广阔的视野，尤其聚焦宋辽金元时代，其中有十数篇登临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作为中国最高历史研究平台的《中国文化研究汇编》。他几乎没有大部头的专著，更没有纵横捭阖的史论，但却在大尺度历史画卷的背景中，于浩瀚历史天地的深处辛勤地采撷，尤其注重那些史学大师未及顾及但却极富营养的人文资料，特别在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科技、海外交流、历史地理、文献典籍等特殊领域孜孜不倦地挖掘出一系列珍贵的历史资源，同时他以丰厚的历史积累、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敏感的历史触角，端视历史的文化遗产，甄别历史的纷杂遗案。
他的《斯坦因劫经录》在敦煌学界受到极高的评价，并成为人们进行敦煌学研究的必要基础；他的宋元史料研究成果，至今仍被许多研究者引用和借鉴，特别是关于郑和航海等四篇研究论文受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肯定和多次引用；他在纷繁杂乱的敦煌资料中采集祆教的资料，体现了他的独到眼光；他从堆积如山的历史典籍中析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习俗的资料，反映出他精细的洞察力·······《考古学辞典（草稿）》的编纂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它表明先生对我国考古学的状况有所考量和企盼，90年代《考古学大辞典》出版后，先生仍坚持搜集考古学词条，看来他对《考古学辞典》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从其手稿的模式可约略探知，尤其是关于词条的设置及资料的采集有其不同之处，似乎表明它包含着些许先生无声的诉求。刘先生学术的总特点，其一，务求新意；其二，不论是求证辨析，还是立论演绎，必以资料说话。总之，他以其诸多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一位敦煌学家、考古学家的风采，也向世人表明他亦不失为一位史学家。
本文集以敦煌遗书的研究为启始，则以《考古学辞典（草稿）》殿后，以示刘先生乃本位的考古学学者，而《考古学辞典》的“草稿”形式则表明先生的未竟事业尚虚位以待来者。此外，不言而喻，编纂本文集的目的，一则标显斯人虽去，但学者风范犹存；二则以一代学人的风貌，再度彰显我国文史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和拳拳报国之秉性；三则，能使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成果服务于今后的科学研究，以其身后之影响彪炳一代学者人格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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