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与中国艺术
本书聚焦其1918年,1921–1923年, 1929–1930年和1935年四次重要的东亚之旅，作者以其旅行笔记所记录的内容为基础材料，探究喜龙仁对于中国艺术收藏与研究的历程及研究成果。同时，喜龙仁在中国与当时众多近代艺术鉴藏家交游频繁，这对于研究中国艺术鉴藏史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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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芬兰]米娜·托玛（Minna Törmä）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ISBN9787547920664
出版时间2019-07
版次1
印刷时间2019-07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铜版纸
页数182页
定价80元
上书时间20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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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芬兰-瑞典籍艺术史家。他不仅是西方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驱之一，亦以中国艺术收藏家的身份而活跃。1918至1935年间，他四处走访东亚地区，主要目的虽在研究，但拜访西方、日本与中国各主要城市的古董商亦为其行程之重点。本书聚焦其1918年,1921–1923年, 1929–1930年和1935年四次重要的东亚之旅，作者以其旅行笔记所记录的内容为基础材料，探究喜龙仁对于中国艺术收藏与研究的历程及研究成果。同时，喜龙仁在中国与当时众多近代艺术鉴藏家交游频繁，这对于研究中国艺术鉴藏史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喜龙仁与中国艺术 前言
文 / 米娜·托玛
本书中，我从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的社会活动以及他成为艺术史学家的转折点来切入他的生活与事业。这样的选题可能初听起来不合适，让读者分不清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喜龙仁的一生始于芬兰—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他作为艺术史学家的事业是从1898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馆（Nordic Museum）开始的，那是在他完成博士学业（1900）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瑞典风俗画家老佩尔·希勒斯特罗（Pehr Hilleström the Elder，1732—1816），此后便开启了他作为一名多产的研究学者和作家的道路。他的文献著作覆盖了多个领域和课题，如果看一眼，就能知道为什么本书仅讨论了他人生中的三十年时光。
喜龙仁是欧美中国艺术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1920年代他主要研究造像和建筑。但从1930年代起，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研究绘画上，其中巅峰之作就是他的七册巨著《中国绘画：名家与技法》（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1956—1958，1976年再版）。虽然他选择留在斯德哥尔摩，最初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08—1923），后担任瑞典国立博物馆的绘画与造像艺术策展人（1926—1944），但他在海外各处讲课，也是许多外国的博物馆、收藏家以及古董商的顾问。因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先驱性贡献，1956年他成为第一个被授予声望极高的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弗利尔美术馆，美国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华盛顿特区）的人；1959年，他被授予罗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年，他回归了造像研究，完成了爱德华·冯·德·海特男爵（Baron Eduard von derHeydt，1882—1964）的藏品图录，并计划前去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研究该馆的造像藏品。
我所关注的是喜龙仁职业生涯的中间阶段，其中包括了他的四次东亚之旅（其中一次还包含了东南亚的行程）。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我希望通过追寻他这几次旅程的行程安排以及解读他的人际关系，来阐述他与中国艺术的邂逅。现有的档案，尤其是在1910年到1925年之间的材料并不完整，外加他不善于坚持写旅行记录的习惯，增加了此次研究和叙述的难度。虽说如此，这个课题还是很有吸引力，毕竟这是一个西方人热衷去中国探索的时代，包括商人、探险家、学者等，尽管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这些材料中许多都是趣闻轶事，但喜龙仁的旅程也描绘了这些人们是如何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来到这个国家落脚的。
其实在2005年最初着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本想做一些更为宽泛的东西。可当我在远东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里翻阅那些未经整理的喜龙仁档案时，很快意识到我应该按不同阶段来进行。回想起来，我认为喜龙仁的一生可以分三段来叙述，本书则覆盖了整个故事的中间阶段。这一阶段从审视他的一个决定开始—当他早已成为一位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时，却决定进入刚兴起的中国艺术史领域。接着追溯了他1918年至1935年间前往中国、日本、韩国的旅行，这几趟旅行造就了他在中国建筑、造像、绘画和园艺方面的先锋之作。
喜龙仁作为意大利绘画权威的成就书中会谈到一点，但这个课题本身就可写一本书了，尤其是他与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和约瑟夫·杜维恩爵士（Joseph Duveen，1869—1939）的关系。类似地，对他作为一个中国绘画学者的评论也可成一本书。关于这个课题，喜龙仁档案馆藏有相当数量的通信稿件、笔记，以及上文提到的代表作《中国绘画：名家与技法》的手稿。另外还需要分析他为远东古物博物馆购入的藏品，并对比“二战”后出现的一批学者如方闻、爱华慈（Richard Edwards）和高居翰（James Cahill，1950年代曾在斯德哥尔摩做过喜龙仁的短期助手）等。
本书开篇以行动中的喜龙仁为舞台背景：1922年拍摄紫禁城的内廷以及会见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第二章把读者带回当年的芬兰和瑞典—他作为艺术史学者之旅程开始的地方。第三章则尝试寻找激励喜龙仁在年近四十重启新事业的原因，以及那个年代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情况。他在1918年（第四章）、1921年至1923年（第五章）、1929年至1930年（第八章）和1935年（第九章）的几段旅程构成了整个叙事的主干：我通过它们来追溯他的行程以及解密他的人脉关系。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他的事业选择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建筑与造像的几部著作，当时他正尝试将中国艺术融入他的研究事业中。第八章、第九章还包括了对于他的绘画研究的一些思考。由于他关于园林艺术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发表，因而没包括在这段时间范围内。但《中国园林》（Gardens of China，1949）一书里的照片都是在他“二战”前的这些旅途中拍摄的，所以在书的末尾稍许偏题讲一下他与园林艺术（第十章）也不为过。后记则回顾了喜龙仁对于初期的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
我在2005年秋开始这项研究时，喜龙仁档案已因远东古物博物馆修缮而被转移到了别处。这些资料从未被整理过，所以我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在这些档案纸盒中翻找可用的资料。与此同时，我根据材料的不同形式（日记、书信、笔记、手稿、剪报等），并粗略地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进行了初步分类。直到今日，只有一小部分喜龙仁的信件得以恰当地编号、登记。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才能使这些材料为更多学者所用。我本想多写一些喜龙仁为该博物馆在中国购得的绘画，然而馆外人员还不得上手研究这些绘画，这个想法只能暂时搁置。
喜龙仁的书信大多用瑞典语和英语书写，虽然不乏有些用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甚至中文写成。我将其中的瑞典语翻译成英文，同时也在注解中提供了原文。在他的日记和笔记中，他对中文名字的音译有时不按当时通行的韦氏拼音标准，而是根据自己所听到的发音来写。再加上他几乎从不标出汉字，对于这些中文名字的识别也因此受到重重阻碍。所以书中有些名字沿用了喜龙仁的音译，只有当我确定该名字时才将它换成标准拼音。这些不确定性也解释了书中并非所有名字都有相应的中文或日文汉字的原因。但除了常用地名外，其他地名都给出了汉字。
作 者
米娜·托玛（Minna Törmä），曾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习艺术史和戏剧史，并于2002年以研究北宋绘画的论文“Landscape Experience as Visual Narrative”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化和艺术创作学院中国艺术讲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译 者
李雯，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研究硕士。2015年至今任职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担任大型学术、教育活动与创新型展览统筹。翻译多篇（部）中国艺术史及收藏史方面的论文（著作）。
霍淑贤，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研究硕士。曾任职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学会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文物》英文版编辑。
目 录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 001
前言 001
致谢 001
第一章 紫禁城内 001
第二章 旅程之始 009
第三章 在波士顿为罗汉所迷 015
第四章 金阁寺 037
第五章 漫长的考察之行 055
第六章 1921年至1923年间的考察成果 079
第七章 斯德哥尔摩，回还是不回 095
第八章 语言课与古董商 107
第九章 扩藏瑞典国立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品 125
第十章 花园似的避风港 143
第十一章 后记 151
附录I 人物小记 159
附录II 旅行简表 169
参考文献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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