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 傅雷译本 安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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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丹纳 著；傅雷 译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606312
出版时间1991-07
版次一版三印
印刷时间1993-05
装帧平装
页数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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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年4月21日- 1893年3月5日），简称丹纳（Taine），男，H.A.丹纳（H.A.Taine），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称为“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他的艺术哲学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主要文论著作有《拉·封丹及寓言诗》（1854）、《英国文学史》（1864—1869）、《评论集》（1858）、《评论续集》（1865）、《评论后集》（1894）、《意大利游记》（1864—1866）、《艺术哲学》（1865—1869）。另外关于哲学和历史，丹纳也多有著述。《艺术哲学》一书是丹纳在巴黎美术学校讲课时讲稿的辑录，也是丹纳最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艺理论思想。
在西方科学界，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标志着19世纪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地发展。丹纳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推崇备至。在哲学上，丹纳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达尔文进化论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丹纳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都有其内在的规律。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在精神和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它们的不同仅仅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精神科学（包括文学艺术）的领域之内。他说：“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美学跟目前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
丹纳认为文学研究应该从具体的文学史实出发在分析大量的文学史料的基础之上，才能发现文学艺术的规律。“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
在《艺术哲学》中，丹纳分析了大量史实，对一些典型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列举了古希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国、17世纪荷兰的艺术文艺史实，并加以分析比较，科学地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的紧密关系。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现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其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傅敏为英语教师。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同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夫妇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工人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作为一个翻译家，别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感动了数百万读者。
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体现出勤奋、正直、热心、严谨、慈爱的美德，凝聚成了独特的“傅雷精神”。
评价：
1.好友楼适夷：“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
2.好友杨绛：“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3.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
4.妻子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5.石西民：“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
6.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
7.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
8. 文章 记傅雷
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问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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