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七问:两岸财经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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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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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保罗、池薇 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9
版次1
装帧平装
货号22-1
上书时间2024-11-13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图书标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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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谭保罗、池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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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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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2014-09
-
版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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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16079983
-
定价
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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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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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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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
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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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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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31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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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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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七问:两岸财经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关键的一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大家关注,要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中国企业的效率,使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有七个问题不容忽视,这就是大而不强之痛、房地产之怪、资本市场之困、银行凶猛之罪、金融风险之危、企业变革之惑和经济弱势群体之艰。
作者通过对海峡两岸当前极有影响力的财经意见领袖的采访,以7个议题,33个对话聚焦中国经济转型期下的冷思考,探讨中国模式走向何方。这种布局旨在既把具体问题谈得更深,也希望不丧失对中国经济转型大局的整体把握。
-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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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保罗,毕业于复旦大学,《南风窗》杂志社高级记者,致力于观察新时期中国政经走势和金融市场改革。职业生涯始于北京《新京报》,曾任深圳报业集团驻台湾财经记者。
池薇,复旦大学硕士,深圳广电集团《直播港澳台》栏目编导,长期专注于大陆、台湾两岸政经领域的深度报道。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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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前言:中国经济的三块“石头”
第一篇大而不强之痛
这个世界从未发生过依靠GDP数字来保证经济长久繁荣的事。在乾隆时代,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这一点用都没有。
企业的壮大和产业的发展,这才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崛起的不二法则。
篇章首语:东亚邻国的启示
货币、凯恩斯和国家兴衰漫谈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赖建诚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动乱有个特点,就是不存在政治和宗教问题,只有温饱问题,简单说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严重化。
日本金融强国“大跃进”的教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我们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很容易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盲目自大。研究日本的泡沫是如何形成的,你会发现和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国崛起不靠空话靠产业
——台湾新竹科技园管理局前局长王弓
万一公营的资金赖皮怎么办?高新产业不都变成公营企业了吗?公营企业没效率,高新产业的竞争又比一般产业要激烈,它们怎么去国际上竞争呢?
财团模式为何让后发国家聪明崛起
——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
大陆最终的目标是必须解决生产力的提升问题。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如果让土地变成“第一生产力”,那么经济肯定会出事。
第二篇房地产之怪
通过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香港富豪推动了内地经济最初的勃兴,但他们也带来了土地资本化的“香港模式”。
对一座城市的资产价值暴增而言,“香港模式”是个好东西,但对一个大国的长期繁荣来说,这却是一剂毒药。
篇章首语:“香港模式”之弊
华人富豪为何都与房地产有关
——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创始人之一张金鹗
开发商越养越大,它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当局不敢动它,你动它,它就死给你看。台湾要“选举”,“选举”就要政治献金,对不对?
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犯逻辑错误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林祖嘉
假如台湾地区也像美国对房屋持有课税,台北市随便一栋房就三五千万台币,课税1%就等于每年交30万、50万,恐怕每一个人都会跳起来反对。
政府没有收取房产税的理由
——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系主任华伟
城市土地为国有,购房者拥有的是70年连续使用权,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没有真正意义的房产,你如何去征房产税呢?
解决楼市问题的根本是金融和税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
暴利的本质在于利用全国人民公有的土地资源,让住房成了极少数人赚钱谋取暴利的工具,掠夺与损害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应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曾康华
一些地方政府有时会出来辟谣,但我认为房产税推行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的财力总要找个途径去填补。
第三篇资本市场之困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国家政权会积极保护自耕农不被大地主兼并,只要他们有独立的财产(土地),就可以直接向国家交税,从而确保王朝的繁荣。
在现代的中国,监管部门却很难保护好普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财产,所以中国人都去买楼,而置“国家号召”于不顾。
篇章首语:股市不应再做“小三”
百部法律为何管不好股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监会发审委委员李曙光
一些案件不但判罚轻,而且缓刑也用得太多。你想想,坐一年牢就能出来了,还怕什么?
资本市场的边缘地位应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证监会发审委前委员吴晓求
寻租者成了股东,并不一定能使企业上市,他们常说有打通关系的能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但他们的确有能力让企业上不了市。
中国人距离价值投资还有距离
——台湾元大宝来投信总经理刘宗圣
在大陆,上市企业老板在外面有公司,然后和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这再正常不过。但在台湾,可能要蹲好多年监狱。
大中华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在哪里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理事长黄齐元
大陆的机构法人不发达,根本没人去捧你的蓝筹股。小股民的兴趣是创业板,因为那里有暴富的希望,买蓝筹股还不如买楼,对不对?
第四篇银行凶猛之罪
局部试点,然后全面推广,这似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宝贵经验。尤其对那些用常识就能解决的简单变革来说,这种循序渐进的模式非常有效,可以把阻力减少到最小。
但世易时移,金融市场的改革却很难通过这个模式去解决。让农民承包土地安心种地和改革金融市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篇章首语:金融改革没有“小岗村”
企业的钱为什么让银行赚了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对银行来说,只要能海量放贷,外加利差保护,它就能赚个够,自然也没有改变的动力。因此,如果宏观融资结构不改变,银行转型就是天方夜谭。
银行改革的方向是主体多元化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有一位地方银监局的官员问我,20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告诉他,20年前,到银行借钱不一定要还,但现在,借钱不还已经不行了。
推进利率市场化不要再搞“双轨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不同市场主体如果面对不同的资金价格,则意味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部分主体可以在管制的利率条件下获得低成本资金,比如一些大型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些主体,比如中小企业,则不得不承受较高资金价格。
过分城市化不如力推金融改革
——海通证券副总经理李迅雷
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也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原因。比如,在很多人看来“银行是国家的”,这就很容易想到民企高杠杆率的背后,必然有银行内部人员拿了“好处”。
终结银行暴利的“台湾经验”
——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达业
大陆银行业的利润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什么要把钱让外国人赚呢?你居然给外国人,你卖给台湾嘛,至少利润还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赚了。对不对?
第五篇金融风险之危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金融风险,但热钱、坏账、影子银行和债务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
最大的风险在人心,即社会的信用基础。
篇章首语:最大的风险是信用风险
中国不可忽略“僵尸银行”的风险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
为什么我们发了这么多货币,但却没有出现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外部保险,那就是人民币有一个升值预期。
“中国特色”债务问题的危险和契机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朱宁
中国的债券交易其实就是银行之间互相买卖对方的贷款,风险最终仍然停留在银行系统里面,没有分散和传递出去。
热钱,你想把中国怎么样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
还有人把人民币升值和房价上涨的双重收益作为诱惑,来鼓励一些境外热钱投机房地产市场。
富人的钱为何时常危害经济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中心主任翟立宏
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信托业除了信托业务不做之外,其他什么都做。
第六篇企业变革之惑
中国的企业为何不如它的GDP那样出色?很多人必然会说到产权问题。
但除开产权问题,针对商业本身的探讨更具有操作层面的价值。
篇章首语:中国企业的“后发劣势”
“中国制造”为何撑不起“中国内需”
——首都经贸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陈立平
在美国西尔斯百货只要200美金的普通西服,在中国的售价高达2500元。如果按购买力计算,这个价格大约是美国的10倍。
钱多了为何让企业做“傻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系主任丁远
作为北京、广东当地的明星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政府会主动给你“熨平”。问题在于,把跟政府的默契当成核心竞争力,到了国外必然“两眼一抹黑”。
传统民企模式搞不成现代化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从国务院这个层面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原则和方向,问题在于部分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并未严格执行。
索尼盛衰留给中国企业的管理学七问
——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
在信息化时代,很多行业物理意义上的“核心技术”概念正在消亡,因为技术在被标准化和模块化之后,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技术的壁垒正在不断地降低,这对企业竞争提出了新要求。
华人企业给世界带来什么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吉仁
有些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和政府的手终究会慢慢抽出来,关键是在抽出的过程里不断保持平衡。
第七篇经济弱势群体之艰
中国经济领域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小企业,二是农民阶层,他们时常因无法享受“国民待遇”而赢得同情。
实际上,他们本身的力量却并未得到发挥,根本原因是他们都缺乏足够的“社群化”。
篇章首语:弱势群体需“社群化”发展
中小企业需要的不是“官话”
——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副理事长张大为
在台湾,最具成长力的产业并没有被公营企业占据,而是给了民营企业。如果不是这样,台湾当年也一定不会成为“四小龙”。
中小企业为何要敢于对权力说“不”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
很多人买了绿卡准备长期居留,但不是加入外籍,说白了就是“脚踏两只船”,因为他们很担心国内的政策会变化,财产会受到损害。
大陆不应忽视农村和粮食安全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徐世勋
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农业越是重要,因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才能满足需求。
台湾农民为什么比大陆有钱
——台湾省农会总干事张永成
台湾的农村社会其实可以看做“两套系统”在平行运行,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叫乡镇公所,没有村委会,与此平行,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个农会。
中国式小额贷款为何“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研究室主任孙同全
目前的情况是,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不充分,同时政府又抑制地方自发的金融活动。国家一直有扶贫开发计划和政府贴息贷款,但很多没有真正到户,容易被基层有权势的少数人占用。
中国人的商业文化应从家庭餐桌开始
——台湾《商业周刊》创办者金惟纯
政治上制约很多,但必须在商业上松绑。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充满约束的地方,不但商业无法进步,政权也很容易崩溃,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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