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写经——平安时代（794_--1192）写经《常乐涅槃经》两行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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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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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27 × 1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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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写经——平安时代（794_--1192）写经《常乐涅槃经》两行一枚，开本长宽：27*4厘米，
平安时代(Heian Period)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
日本古写经的价值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此后有大量的印度、中亚佛教典籍被翻译为中文。佛教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无论是朝鲜半岛佛教还是日本佛教，在从中国引进佛教时，都直接采用汉译佛典。因此，可以说整个东亚的大乘佛教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汉译佛典基础之上的。
日本天平七年(735年)入唐留学僧玄昉回国，带回汉文佛经写本5000余卷，这是据《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抄写的一整部汉文《大藏经》(“一切经”)，共计1076 部，5048卷。这套汉文写本《大藏经》存放在当时的奈良兴福寺，供人抄写和校对，并成为此后日本古写经的源头。
所谓日本古写经，是指以唐代流行经录(《开元录·入藏录》)中所收佛教经典为底本，在日本抄写的古代佛教文献。日本历史上的古写经卷帙浩繁，现存奈良时代(710-794年)古写经大约2000卷，平安、镰仓时代(794-1333年)复抄的古写经更是多达5万多卷。
以往，日本古写经并不被学界重视。因为宋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汉文《大藏经》已经出现。通常认为，刻本经书比抄本经书质量高、错误少。而且一度普遍认为，日本古写经是以刻本《大藏经》为底本进行抄录。既然刻本藏经存在，对于依据刻本的写本，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了。但是，日本的古写经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如前所说，是以唐代的写经为底本进行抄录，后代又不断据此进行复抄。宋代以来，汉文刻本藏经传入日本，虽然存在有些日本古抄本受到刻本的影响，是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的“混血儿”，但刻本藏经对日本的古写经传统没有造成根本性影响。因此，日本的古写经更大程度上是对唐代写经(写本“一切经”)的抄录和复抄，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可以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简单说明。
保持了许多失传的文献。
例如，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就已著录的疑伪经《毘罗三昧经》，在中国久已亡佚，但日本名古屋七寺藏古写本《毘罗三昧经》，该写本首题“佛说毘罗三昧经”，尾题“于清水寺以法胜本写了，加一交(校)了。”再如，日本古写经系统中的《马鸣菩萨传》与刻本《大藏经》中的《马鸣菩萨传》差别很大，几乎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文献。落合俊典教授最早发表这一发现的时候，学术研讨会上甚至有不少港台学者推测日本古写经系统中的《马鸣菩萨传》是日本人伪造的文献。经过对勘，落合俊典教授发现唐代《法苑珠林》《一切经音义》等早期文献所引用的《马鸣菩萨传》，恰恰是日本古写经系统中的《马鸣菩萨传》。这就可以证明，隋唐入藏的《马鸣菩萨传》，正是日本古写经系统中的版本，而且也说明现存日本古写经并非完全从宋代以来的刻本转抄，它更加接近中国唐代佛教“一切经”的原貌。
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的异本。
日本古写经中，保存了大量与现行刊本不同的古代异本。例如，日本古写经中的《大周录》《贞元录》《高僧传》《续高僧传》等许多文献，都与通行本有较多差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末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通行本《安般守意经》的注释已经混入经文，很难区分;但日本金刚寺发现了《安般守意经》的古写本，与注释混入正文的通行本不同，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3保留了与通行刻本有差异或通行刻本所没有的字句与文字。
虽然这类古写经与通行刻本的差异尚不足以称为异本，但古写经部分文字与刻本不同，保留了该经典更古老的形态，是编纂刻本时删除或改窜前的原本。其中有些差异，具有重要的版本和史料价值。例如，通行刻本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引述义净的另一部著作时，都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而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奈良写经(旧石山寺藏本)却作“《大周西域行人传》”。说明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原名很可能是《大周西域行人传》，而敦煌文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法藏敦煌卷子P.2001《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奈良写经一样作“《大周西域行人传》”。
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古写经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甚至认为日本古写经可以与敦煌文献媲美。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特别表现在藏外佛教文献的补遗，而日本古写经则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一切经”(汉文《大藏经》)的原始风貌，都是东亚佛教研究的宝藏。
《佛教写经》书评
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公元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半叶传人日本的。《日本书记》里记述了钦明人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上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之始。
作为佛教的伟人支持者，对于佛教在日本有传播之功的当首推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圣德太子摄政，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于公元六○四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他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撰有《三经义疏》(《法华经》、《维摩经》、《胜鬓经》)的注释。并亲笔书写了《法华义疏》草稿，富有极为浓厚的六朝书风的余韵，波磔中带有隶意，书风典雅明快，小字宽绰开张，笔力爽快而圆润。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体力行，从而加速了佛教
的弘扬。
日本最初的写经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正史》载有：“始聚书生，于川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写经早在飞鸟时代(公元552～645)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抄写，尚属个人随机因缘的性质。“始聚书生”可以理解为是在官方有组织的形式下进行写经。根据日本学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证，天武朝时代书写的《一切经》是基于《大唐内典录》而抄写的。《大唐内典录》一切经总计达八百部三三六一卷之多，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经》的书写工作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
庆云三年(706)的《净名玄论》，其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金刚场陀罗尼经》，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六朝时期书风的代表性遗品。为弘扬佛法，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抄写佛经居于诸种佛事之首。人们将书写佛经视为功德无量的大事。无论是善男信女，还是僧侣居士无
不投入，修习书写佛经成为一时风尚。
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此时正值中国盛唐时期，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中国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进入了经济、文化窄前繁荣的盛世。
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随造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澄、空海、圆
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又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同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
宣扬中国文化，并制定模仿唐朝贵族教育的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末行的发展。譬如：在建筑方面，唐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以及佛寺伽蓝集唐样之火成；雕塑方面，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像、戒坛院四天王像和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均显示出雄伟粗犷、稳重静谧之美；绘四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画和五重塔壁画规模宏大，简浩的线条，生动地表现出对象的立体感，似乎征静静地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音乐方面，政府设有乐、寮，教授歌舞、笛、唐乐等，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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