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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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永乐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74286
出版时间2016-08
版次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纸张胶版纸
页数672页
字数297千字
定价45元
货号SC:9787301274286
上书时间2024-12-2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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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永乐，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法制史、公法与政治理论、中国近代宪法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靠前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理论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
主编推荐:
1911-1917年的中心语，不是“大革命”，而是“大妥协”。《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资料翔实，分析透彻，令人信服。
内容简介:
《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是以中国1911-1917年间的大转型为研究对象的一本法律史著作，探讨了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峙、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的建设历程，并试图重构20世纪中国政治法律史的叙事。
《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版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深度的讨论。作者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对全书进行了全新修订，并增补了"国体、精英吸纳和荣典制度"等内容，深度剖析了1911-1917年大转型的法理基础。
摘要:
导言
这是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巨响，迅速在中国南方引发遍地烽烟。但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有一个松散的跨省革命联盟。
这是一场看似迅速成功的革命：武昌起义后不到5个月，1912年2月12日，旧制度的总代表——皇帝下诏逊位，随后的政权过渡也相当顺利，革命派、立宪派与北洋集团携手共进，五色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象征着由五族构成的中国国民的主权。中国并未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那样，在“走向共和”的同时也走向了解体，而是大致保持了清朝的疆域与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奇迹。
1911—1912年的历史情节如同一出团圆剧。但一旦我们将时段拉长到1911—1917年，历史画面的色调逐渐变得灰暗。革命并未成功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秩序。孙文在1917年后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回顾如此沉痛：“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58页。 在1917年，一切已变得很好明朗。在“府院之争”与短暂的“丁巳复辟”之后，段祺瑞政府宣布，因民国中断，不再适用“丁巳复辟”前适用的《临时约法》，需要重新制宪。拥护《临时约法》的人士愤而南下，以广东为基地展开“护法运动”——这场运动并未持续很久，其孙文也很快放弃了护卫《临时约法》的姿态。民国出现了自从建政以来很大的法统分裂。但更重要的是法统分裂背后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的事实：不仅南方若干省的军阀与执政的北洋集团分道扬镳，就连执政的北洋集团，自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也已经四分五裂。这种分裂并不是分离主义（secessionism或sepratism），军阀们并不寻求脱离中国建立新国，他们中的强者希望能凭借自己的武力来完成统一，而其他人则抗拒强者的统一。战乱由此而生，连绵不绝。此时的中华民国仅仅在没有世袭君主的意义上，还可以被称为一个“共和国”。
本书作为一本宪政史著作，由一系列主题集中的论文构成，试图处理1911—1917年期间艰难的“旧邦新造”历程。本书标题采自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1912年民国国歌《五族共和歌》，这首歌的歌词是：“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歌词承认了中国相对于欧美的落后，并将革命界定为参照欧美模式（“揖美追欧”）对这个古老国家的一次再造。
本书试图从1911—1917年间“旧邦新造”的历程中区分出三个层面：，国家主权的同一性与政府继承：既然是“旧邦新造”，辛亥革命就不同于像北美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独立建国的革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领土与人民的范围，在靠前法层面上，革命前后的中国是同一个中国，发生的是政府继承（succession of governments），而非国家继承（succession of states）。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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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汪晖
导 言
章 皇统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惟有中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向政治危机和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揖让弭兵？“大妥协”与中华民国之奠基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像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然而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缺乏联合意愿，同时仍有许多地方继续效忠清廷，中国有陷入扩日持久的内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南北达成共识，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确认民国为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北方政府取得了上风。清帝《清帝逊位诏书》及相关优待条件的颁布，有利于对共和制度心存疑虑的旧精英接纳新生的民国政府，从法理上堵死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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