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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中国古典小说、诗词 孟子

中国读书人阅读之书 儒家亚圣之思想

8.85 4.1折 21.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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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子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9787553805740

出版时间2016-04

版次1

装帧其他

开本16

页数336页

字数230千字

定价21.8元

货号xhwx_1201274829

上书时间202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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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主编:

杨伯峻经典译注版本
人本善 义利之辩
旁征博引 气势浩然
百部传世文学经典
根脉 成长阅读

目录:

前言      
导言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句下    
离娄章句上      
离娄章句下      
万章章句上      
万章章句下      
告子章句上      
告子章句下      
尽心章句上      
尽心章句下    

内容简介:

孟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

作者简介: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精彩内容:


    孟子名轲,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前后。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我们从孟子原书察,孟子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当他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公即位,将要使孟子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他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之则可矣。夫天未欲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馀,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  “又存外书四篇——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馆,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
    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
    论语既是“五经之馆,六艺之喉衿”,  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明明把孟子视为传。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依他自己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因之,他极为推崇孔子,他引用孔门弟子宰我、子贡、有若的话,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
孟子后一章,即尽心下的第三十八章,提出了尧、舜、汤、文王、孔子,这是儒家“道统”的先声。他把这一章安排在全书之末,是有特殊意义的。孟子以接受孔子传统自居,却不明说,只暗示道:“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尽管如此,但因时代已相距百年,形势也已发生很大变化,孟子对孔子学说便不能不有所取舍,且有所发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论“天”稍有不同。“天”的意义,一般有三四种。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孟子讲“天”,除“天子”“天下”等双音词外,连“天时”“天位”“天爵”等在内,不过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却没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天”,其实也是义理之天,或者意义更深远些,如“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实质上,这种“天”,是民意。孟子说得明白:“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所谓“天吏”“天位”“天职”“天禄”“天爵”,都是这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论语中所没有的。论语?尧曰有“天禄”一词,和孟子“弗与食天禄也”(万章下)意义有所不同。论语的“天禄”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禄”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依它们的上下文加以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歧异。
    孟子也讲“命”,或者“天命”。他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然而孟子绝不是宿命论者。他对命运的态度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在孟子看来,无论命运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但我还依我的“仁义”而行,不无故送死。只要“尽”我之“道”,死也是“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便不是“正命”。
    孔子重视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论语仅一万二千七百字,“祭”字出现十四次;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馀字,为论语二点七倍强,“祭”字仅出现九次,“祭祀”出现二次,共不过十一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
    第二,孔子讲“仁”,孟子则经常“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生存的权力。孔子因为周武王以伐纣而得天下,便认为武王的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孟子却不如此。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却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这种思想,是孔子“仁”学说的大发展,在先秦诸子中是的。
    孟子看待君臣间的相互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不知多少倍!
    第三,孟子“道善”(滕文公上),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他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由于这类话,孟子便被某些人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但这些人并未透彻了解孟子的思想。
    我们应该了解,孟子所谓“善”,其实际意义是人人都可为善。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值得注意的,一是孟子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二是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故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相传禹懂得水,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即使天高得无限,星辰远得无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观规律),是千年之内的冬至,也可以在推算出来。这种言论,难道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说得出来的吗?
    判断唯心还是唯物,只有一个标准,即以思想意识为的,还是以物质为的。孟子只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四端。端是萌芽,也可以说是可能。说人有某种可能,并不等于说人有某种思想意识。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公孙丑上),这是由于他们职业的缘故,可见不人人都是仁人。孟子讲,还涉及两件事,一曰“食,也”(告子上),一曰“形,天也”(尽心上)。求生存和求配偶,不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其他动物的本能。每种动植物,都有各种形体容貌,这都是自然赋予的。因此,孟子的这些话并没有错。
    至于“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是自我修养。这一章之上,另有一章,全文如下: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由此可见,孟子认定仁义道德是“求则得之”“在我”的东西,而富贵利达是“得之有命”“在外”的东西。“万物皆备于我”的“万物”,是大的快乐,是自身本有的仁义道德,既不是主观的虚幻境界,也不是超现实的精神作用。这里谈不上唯心和唯物。
    后,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如要滕文公行井田制(滕文公上),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孟子强调“仁义”,而当时的七大雄国——秦、楚、齐、燕、韩、赵、魏(梁)——只讲富国强兵。孟子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不知这几项正是当时形势迫使各非这样做不可的。赵国有廉颇、赵奢、李牧,便能抵抗侵略;燕国有乐毅,便能收复,并深入齐境;齐国有田单,便收复失地。纵不侵犯别国,为了保卫自己,没有善战的大将也是不行的。一部战国策,讲的基本上是合纵连横之术。要打仗,便得多多联合同盟,哪能不“连诸侯”呢?至于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更是当时富国的重要途径。商鞅为秦孝公“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司马迁评孟轲“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一点也没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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