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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的派系政治 中国历史 金以林

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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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以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5042

出版时间2016-0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

页数569页

字数421千字

定价79元

货号xhwx_1201337827

上书时间202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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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正版特价新书
商品描述
目录:

章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逝世后:其时尚无蒋中正
二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约法之争与胡汉民被扣
一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三《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汤山事件
第四章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历次修订《国民组织法》之比较
三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一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广州开府
六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甘肃雷马事变
四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上海和谈
一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国难当头被迫和解
三宁粤广州会议
四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307
第八章第四次代表大会
一,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粤方的盾与分化
三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蒋汪合作
一内外交困的孙科
二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粤籍观念在中的运用
二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挑战
三党内粤籍正统意识的爆发
四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五蒋介石“高”地位的确立
第十二章蒋介石与政学系
一为什么叫政学系
二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三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四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五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内容简介:

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在其仍然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成为民国政治异常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进而导致研究者地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到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盾――高层的派系政治。本书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察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中的权力消长,特 别是通过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复杂过程与蒋介石 终获得党内“ 高”地位的缘由。借以解释此前内盾的发展脉络。

作者简介:

金以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教育史。

精彩内容:

绪论 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政权17年的北洋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宣称实现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成为民国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的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22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盾——高层的派系政治。 为什么说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创建的中国旗号下进行的。由于的辛亥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制度,由于他主张用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和民生(虽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他在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统治时期,被尊为“国父”,上至高机构,下至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理纪念周”,诵读“理遗嘱”。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称为“训政”时期。由谁来主导“训政”?标榜的也是由负责实施,以实现“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一大代表黄季陆回忆道:原本不赞成在大会宣言中写明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如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但“当听到理把本案提出表决时所说‘赞成者请举手’时,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种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动的、轻轻的、高高的举起来,衷心的表示赞同,表示折服”。一大通过的中国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理。”“党员须服从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理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后决定之权。”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的正统,谁被看作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高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围绕权的继承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内,资格老、同关系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去世后不到半年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西山会议派”中虽也有一些元老,而且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才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军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高”。 高层的派系政治,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不能忽视这种演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但仅靠“军权”而无“”,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这正是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对中国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而当由“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成为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按照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盾已益发展,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盾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再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同标榜“”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内更大的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宁粤对峙期间,局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微妙,并曾连续出现蒋胡、汪胡、蒋汪三次合作,以对抗另一方,均以二对一者取胜。在此期间,虽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派系纠葛。恰在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正如所言,已获得政权的面对外辱,不得不暂时结束派系争纷,走向表面的“团结”。 由此可见,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有关这一论点影响大、传统的论著当属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公敌蒋介石二书,他将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西方学术界有关派系政治方面的论述也相当丰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主编的剑桥史设有专节讨论“诸派系”。 相对而言,在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在意识形态方面含有贬义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诸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 这种派系,自民国以来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andrew j.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活动时,明确指出政治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易劳逸(lloyd e.ea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内各派系间的政治。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政治是‘派系政治’。” 以上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itional politic)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给“派系”一词定义为: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着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我们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看来,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两类。特别是在讨论内的政治中,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两类派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尽管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的合法,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必须联合内拥有历史地位的反对派,反抗。在二次北伐统一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一批内原来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实力派根本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是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包含着强烈的地域彩。 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过程中,特别是在改组前后已拥有政治地位的党内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内,而经常会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的合法,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目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的正统,以达到控制或部分政权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二类派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而形成的党内反对派系,其中具代表的派系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类派系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的区别的。但在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和三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的一面,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由广东一隅成为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另一种政治派系则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虽说始自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后期。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上述分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种主要是指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的旗帜之下,而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既对等又对抗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专指在蒋“派”下,出现的众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间尽管盾重重,但都效忠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又分别控制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大化。 有论者称:“建党的代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在世时,内的这种派系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缓和。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内地位之争,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坚持“容共”问题上,导致党内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实行倾向与合作的路线,而被视为党内“左派”;坚决主张的元老林森、邹鲁等人分裂成西山会议派,形成了党内的“右派”。此时的胡汉民则因忠于的遗教,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 自1927年宁汉合作实现后,各派系在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的政治主张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又认为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相对而言,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主导派,则是反对社会和民众运动的。但此后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自统一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大的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特别是在1931年爆发的宁粤对峙事件,充分显示了党内权力转移的内在缘由。 1931年初,胡汉民被蒋于,再次引发内的反蒋,特别是党内粤系势力的大联合,形一轮的汪胡合作的反蒋局面。在此次宁粤对抗中,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如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受蒋介石打压的地方实力派(如新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和冯玉祥影响下的部分西北军将领等)纷纷加入反蒋阵营,在广州组织“中国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并成立同相对抗的国民。但是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外形势,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 但此后并没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态势,迫使新上台的孙科垮台。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有反蒋言论发表,但他所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国民和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之职。而长期被排斥于统治核心圈的西山会议派,从此大都重返中枢。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也纷纷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自1931年2月28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时间为一年零。从此,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争爆发前。爆发后,1938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新设立的裁一职,这才真正奠定了蒋在内“高”的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内的“派系纠葛”也可解释为“权力重组”。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蒋介石如何在内一步步取得“高”地位的过程,以及他同各派系纠葛的关系,重点放在与蒋介石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党内派系斗争。这是民国史研究中应该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深入察来探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察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争斗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内在规律,借以阐释此前内盾的发展脉络,此后各派联合统治确立的内在因素,以及蒋介石终获得党内“高”地位的缘由。 第二,通过察其他各派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会在这次反蒋事件中,在内逐步形成了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2)为什么自1925年即独立于统治集团核心的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却大都自这次事件后纷纷回归,而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治势力——西山会议派——从此踪迹全无?(3)比较地方实力派参加此次反蒋同以往历次反蒋运动的不同,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内的派系斗争中,几乎没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联合反蒋武装运动。 第三,自辛亥时起,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籍党人因地域观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盾。尽管自去世后,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这次反蒋运动,几乎所有粤籍党国都能不顾原有的政治立场,纷纷参与,从而带动地方实力派陆续投入。此时留在支持蒋氏的,也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等江浙籍党国要人。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其成员又大都是粤籍,因此当时党内有人将这次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隐藏在这种地域观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笔者希望得到的一个。 本书只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初十年的统治脉络和内的权力转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宁粤对峙这段历史正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一把好的钥匙。 为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蒋、汪、胡三人的分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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