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炮表达意志并用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二十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南指,正对着的皇家宫阙。3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劫和反复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eon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劫已是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 bruceearl of elgin 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ir jame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里的“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2都是由此而致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身受的冲击。3当英国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诉“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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